時間總是不斷流逝、毫不猶豫地朝向未來奔馳，但人類社會的發展卻並不總是一直在前進，有時也會經常停滯，甚至倒退！
近年來伴隨著全球資本主義衰退、中國威權經濟崛起，當民主體制愈來愈無法保證帶動經濟成長，反倒造成更嚴重的官僚貪汚、內部的階級族群對立和社會貧富差距時，人們很快便會在焦躁中迷茫，進而開始質疑自上世紀九○年代以降，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其著作《歷史的終結》所極力讚揚的「美式民主制度」是否必為建構理想幸福生活的唯一選項？或許選擇一個不民主卻能夠讓人民發大財的統治者其實也是挺好？
去年底（2018年11月）選舉投票結果令人意外（包括地方縣市首長，以及有關性平教育、婚姻平權公投案的全面失利），幾乎跌破所有我在臉書同溫層那些知識分子和評論者的眼鏡。尷尬的是，從此之後，我們就再也不能揶揄美國人選出川普了。
作為一種普世價值的民主，這十年來似乎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危機。當你走進書店，眼尖的讀者大概不難發現，人們對現代民主體制的種種不滿、對時下政黨菁英代議政治的不信任，儼然已匯聚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出版潮流，乃至有些著作更接連佔據了翻譯類書暢銷排行榜：其中主要包括美國《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前總編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的《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2014年）、美國新聞記者喬舒亞．科藍茲克（Joshua Kurlantzick）的《民主在退潮：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2015年）、經濟學教授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的《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2016年）、政治學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的《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2018年），以及歷史學者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2018年）等。
此處的故事從來無須費力編造，因為現實人生總比虛構（小說）更離奇、荒謬，難以捉摸，而且無法預測。
三個臭皮匠是否真能勝過一個諸葛亮？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trouble is that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stupid are cocksure while the intelligent are full of doubt. Even those of the intelligent who believe that they have a nostrum are too individualistic to combine with other intelligent men from whom they differ on minor points.」（現代世界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笨蛋都自信滿滿，知識分子卻滿腹懷疑。就算是那些覺得自己有好點子的知識分子，也老是浪費時間跟其他路線不同的知識份子爭辯一些根本不重要的枝微末節意見分歧）。
回顧上世紀三十年代（1933年）英國哲學家羅素（B. Russell）在〈愚蠢的勝利〉（The Triumph of Stupidity）一文中，針對當時納粹德國的興起所寫的這段諷刺警句（該文收錄於《Mortals and Others 羅素短論集》一書，可參閱志文出版社譯本），即使放在八十多年後的現今台灣來看，竟也完全沒有一絲違和的感覺。
英國哲學家羅素（B. Russell）在〈愚蠢的勝利〉（The Triumph of Stupidity）中討論當時納粹德國的興起所寫的諷刺警句，即使放在八十多年後的現今台灣來看，竟也完全沒有一絲違和的感覺。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終其一生熱心關切社會人生問題、且在思想上深具理性主義色彩的羅素對此表示，人的理性不代表能做出好選擇，更何況，我們真的理性嗎？
無獨有偶，美國經濟學教授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亦曾在《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書中大興感嘆：美國民眾中有太多民主基本教義派，迷信民主的完美，使選民偏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作者認為投票結果經常被多數選民的偏見所決定，可能因此產生許多壞政策），大家寧願相信非理性的群眾決策，而不相信經濟學家的專業能力。
另外，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出發，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則是透過《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一書挑戰古典民主理論，指出自由民主政治出現的許多治理危機，問題根源主要在於大眾（選民）的「無知、不理性，與資訊錯誤」，他同時大肆批判民主制度的各個面向，認為所有制度設計都沒辦法達到理論家宣稱的良好狀態。
在這裡，三個臭皮匠雖有可能（僥倖）勝過一個諸葛亮，但把所有臭皮匠湊在一起，卻未必每次都能勝過一小群諸葛亮。
基本上，布倫南反對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普選原則。他認為傳統民主制度的「齊頭式平等」，不但違背了每個人的天生智力與後天知識皆存在巨大差異的根本事實，強行落實的結果只會讓原本可以替社會做出最好、最正確決定的少數人，喪失了投票意願，最終淪為知識菁英與無知庶民的雙輸局面。因此，他主張提高選舉權門檻（意即選民必須通過某種測驗才可以投票），並以某種修正版本的「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來取代。簡言之，也就是讓那些能夠獲取更多的政治資訊，以及擁有更豐富的知識學養和判斷能力較高的人，賦予其更大的決定權力。
值得玩味的是，儘管布倫南本人並不是一位保守反動的威權支持者，但他的書籍論點卻剛好頗能迎合現今許多推崇菁英治國、抑或嚮往開明專制（比如傳頌過去蔣經國時代如何勤政愛民）的保守群眾的胃口。
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早在二十世紀四○年代末，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即已透過《一九八四》這部小說來警告世人：自由是何等的珍貴和神聖，任何獲得絕對權力的政府都是人類的威脅。
早在二十世紀四○年代末，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即已透過《一九八四》這部小說來警告世人：自由是何等的珍貴和神聖，任何獲得絕對權力的政府都是人類的威脅。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按書中宣稱：「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像這樣似是而非、矛盾而絕對的口號，本身就製造了一種內在的恐怖。舉凡無所不在的電幕、監視器，背後皆有看不見的「老大哥」掌控媒體箝制言論，並對人民進行嚴密的思想監控與教育，讓群眾逐漸習慣放棄思考，繼而成為順民，有時還會利用蠅頭小利讓人捨棄某些自由（比如有新聞台替小吃店代付「收視費」卻規定只能播放特定電視頻道），甚至大量宣傳假新聞以造成對方的社會分化與混亂，這豈不正預言了當今不斷威嚇壓迫新疆人、香港人與台灣人的極權中國嗎！
約莫同一時期，英國經濟學家海耶克（F．A．Hayek）則以早年德國和蘇聯為借鑒，分析了當時的中央政府是如何一步步實施計畫經濟、進而對人民思想與生活各方面展開全面控制，致使最終走向極權主義道路，由此寫下了他的劃時代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對此，海耶克認為自由才是終極價值，而民主僅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且其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
海耶克認為自由才是終極價值，而民主僅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且其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誠如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一書指出，真正理想的民主制是難以實行的。因它需要太多嚴格的預設條件：比如人類的美德和睿智。而這兩樣東西，在任何時代都是稀罕物。
說到這裡，我們不得不感到遺憾的是，環顧你我身旁，一般會花時間去閱讀這些書籍、主動思考這些問題的人畢竟只是少數，這社會上大多數人每天主要仍是觀看中天、TVBS電視新聞，或是用Line群組傳送長輩圖來「吸收新知」。
話雖如此，儘管嚴峻的現實不容樂觀，但隨著中國近兩年經濟下滑、人民幣貶值、失業率飆升，且對香港、新疆的自由容忍度變得愈來緊縮，甚至已經和美國走向全面對抗。身為台灣人，我們所能做的，唯有隨時提醒自己要保持危機意識，並且持續思考與關心國際新聞，才能安然度過這場風暴的浪潮。
作者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