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的天朝主義政客，在競選過程中，有一句「名言」：當選地方首長後，將禁止一切「政治性及意識型態的集會遊行」。
這不是獨特或例外的案例。
最近，在蔡英文總統回應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代表中國權力集團提出的新《告台灣同胞書》後，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幾乎隨即異口同聲，認為這是民進黨「在挑起政治意識形態上的爭議」，要求「用盡全力100分拼經濟」。
這個場景，不無荒誕的趣味。天朝主義政客群起指責台灣社會拒絕「一國兩制」的民意是「意識形態」，但也在這個時候，吳敦義也同步義正言辭地表示：「蔡英文、習近平都說錯，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天朝主義政客群起指責台灣社會拒絕「一國兩制」的民意是「意識形態」，但也在這個時候，吳敦義也同步義正言辭地表示：「蔡英文、習近平都說錯，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國民黨的「小天朝主義」，姿態上總是宛如「中華民國」還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但事實是：對聯合國，對坐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天朝學人服膺的「正統天朝主義」，國民黨以及其附靈的「中華民國」，都僅是是過往歷史的喪屍——似乎活著，卻不知道自己早已死了，而且，正是死於1971年10月25日。
這種「喪屍群體的天朝主義」，為何能延續如此多年，而且還能否定自身是某種「意識形態」？這點，恐怕不是可以當作笑話而任其滑過的問題，值得仔細思索一番。
此外，也有天朝主義團體，馬上打出了「兩岸和統，才是王道」的旗號。「大一統即王道」——這點，對天朝主義文人，如同「兩岸一家親」這些眾所周知的「通關密語」，似乎是絕對「天經地義」的「道理」；宛如不如此表述，儒教的「王道政治論」，就不能恢復其作為「帝國意識形態」——或者說，「帝國神學」與「帝國道術」——的本來面目。
天朝主義政客和團體的說法，綜合起來看，不論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或「一國兩制」，都不可能是「意識形態」。
我們經常以為，這些都不過是某些「政治狂人」的囈語，卻忽略了：學院內的天朝主義學人，其實也持取類似的看法。乃至，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在我們的「國語」與「國文」教科書，在我們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類似的觀點，比比皆是，琳瑯滿目。
帝國與「大一統」的帝國統治，為何可以如此自然地否定自身為「意識形態」？或許，這是我們不該輕賤「帝國意識形態」這個論題的基本緣由之一。
在漢字文化群，帝國往往顯得是再自然不過的「自然正當秩序」。職是之故，我們就越發容易淡忘一個淺白的事情：在現代世界，帝國原本是詭譎的怪獸。
在漢字文化群，帝國往往顯得是再自然不過的「自然正當秩序」。職是之故，我們就越發容易淡忘一個淺白的事情：在現代世界，帝國原本是詭譎的怪獸。圖為北京故宮天安門與華表。圖片來源：jiang-wen-jie@panoramio via 維基共享資源(CC BY-SA 3.0)。
一方面，帝國似乎否定了我們熟知的現代政治觀念，從不理解也不承認現代政治中「內政」與「外交」的區分；另方面，帝國乃至進一步否定了我們所知的「古今之變」，從無國家的古代王權體制到以國家為基本架構的現代民主體制，存在種種轉變，但帝國對這些變化視若無睹。
就現代社會科學的通行見解而言，帝國是個費解的事物，是奇特的例外，而非普遍的常態。
但將帝國視為非常性質的例外事物，並無助於我們更加深入理解從古代政治到現代政治的轉變，以及為何帝國的世界會被民族國家的世界所取代。尤其，我們將更難以理解，當民族國家已經成為世界政治體系的主要建制形態，為何某些帝國依然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中延續下去。
如同其他的政治共同體形式，帝國也是一種集體想像；同時，帝國也需要正當化自身的存在。帝國對其所統治的臣民具有越高的正當性，就越不容易受到內部抗爭的動盪所威脅；如果國際體系的其他成員對帝國統治的正當性越是信服，帝國也將越不容易受到外部挑戰所動搖。因此，說到底，帝國並非「意識形態」的絕緣體；帝國特異之處，並不在於帝國並不需要意識形態，而在於「帝國意識形態」的特殊屬性：帝國總是必須以某種基於特殊主義的理由，來主張其統治範圍和方式的「普世性」。
帝國特異之處，並不在於帝國並不需要意識形態，而在於「帝國意識形態」的特殊屬性：帝國總是必須以某種基於特殊主義的理由，來主張其統治範圍和方式的「普世性」。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在當代歐洲和日本的左翼理論中，似乎流行一種看法：帝國主義是需要特殊的意識形態來支撐的，因為試圖改變「現狀」的帝國擴張政策，總是需要理由的，而且，還是某種「正義的理由」。但相對地，這些理論也就好像不曾注意到：古典的帝國想像並非就不需要意識形態來「維持現狀」——特別在帝國已經不再是國際體系的主要行動者的狀態下。
更有趣的問題是：如果不談「帝國的意識形態」，我們就無法說明，為何對帝國的迷戀，為何種種的帝國想像，會在帝國滅亡之後，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左翼理論」，究竟如何依照自身的理論邏輯，來闡述自身對帝國的眷戀和執迷的？這點，本身就在釐清「帝國意識形態」的問題上構成了不該繞過的切入點。
進一步說，對當代漢字文化群的「後現代」文人而言——尤其那些喜歡呼喊「The Rise of the Rest」、「反東方主義」的「進步派」文人——意識形態在正當化帝國與帝國統治上的作用，很弔詭地，乃是讓人感覺陌生的議題，乃至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確實，設若「以中國為原理」、「以中國為理論」是「反東方主義、超克現代」的「進步派」文人的「真理」，帝國就從不知道意識形態為何物；相反地，將「帝國」與古典的「帝國統治術」看作是意識形態，才是「啟蒙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極致表現——或者說，是「現代意識形態」的最典型表現。然而，這種「國粹派」的聲音，也同樣地埋伏著研究當代的「帝國意識形態」的建構時不該輕易放過的「論述制高點」。
如同德國學者克萊普勒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分析的：「一直到1806年，德國的國家形象明確的標示為『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而『神聖』在這裡並非裝飾性的或是熱情洋溢的形容詞，而是表明，這個國家並不止關心此岸的秩序，更將彼岸的區域一同管轄起來。」
如同德國學者克萊普勒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分析的：「一直到1806年，德國的國家形象明確的標示為『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而『神聖』在這裡並非裝飾性的或是熱情洋溢的形容詞，而是表明，這個國家並不止關心此岸的秩序，更將彼岸的區域一同管轄起來。」圖片來源：豆瓣網。
例如中國新興的「政治儒教」、「新康有為主義」等「國粹派」的論述，無疑地正提示著我們：關於「天下帝國」這樣的帝國話語，人們可能經常會遺忘了，「帝國」總是宣稱「神聖」。倒過來說，但凡在有「帝國傳統」的地方，特別是在各種名為「官方民族主義」，而實為「晚發展帝國的民族性帝國主義」的話語形式中，「神聖」也總是意涵著：它是「帝國民族」專有的、獨一而至上的「高貴」——而唯有「帝國民族」才具備的「帝國語言」，才是「神性」的真正標記。一言以蔽之，「神聖」，是帶有帝國的「簽名」的事物。
不需多做解說，大家都似乎明白：「帝國民族不打自己人」的話語，總是攜帶著某種潛台詞——「帝國民族」擁有「征服世界」的「自然權利」。進而，各種版本的「王道政治論」，在其技術性終點上，無非皆為如是的論斷：「帝國民族統治的大同世界」，即為「至高而永恆的人間秩序」。「儒教王權主義」所知道的「帝國式和平」，實際上的意涵，無非如此。
但如果認真去考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個現代套語和帝國話術的系譜學，我們很難不做出這樣的結論：直到今天，所謂的「漢字文化群」，都依然還活在梁啟超經由發明「中華民族」觀念而建構的「民族性帝國主義」方案的陰影下，都依然還活在胡適經由發明「國語文」建制而建構的「漢字帝國主義」方案的陰影下。
也正是如此，在漢字文化群，人們已經遺忘了：所謂的「納粹」，其中最深入「德意志精神」的東西，不是「反猶主義」，而是這樣的「帝國天命」：「他們毀了帝國，我現在所做的只是為了帝國的復興，我不在乎別的，只要帝國能重現！」
「復興帝國」，這是當時所謂的「普魯士義務」的基本指涉。今日受到習近平的召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血脈賁張的「天朝戰狼」們，對這種「普魯士義務」，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復興帝國」，這是當時所謂的「普魯士義務」的基本指涉。今日受到習近平的召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血脈賁張的「天朝戰狼」們，對這種「普魯士義務」，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儒教「大一統天命神學」中的「天命」，可以說乃是儒教版本的「普魯士義務」。
這種儒教形式的「普魯士義務」，也是為何我們的孩子，會被要求要去背誦儒教經典，要去背誦《弟子規》，要去念文言文的基本緣由：要重建「天下帝國」，就不能不將帝國儒教形式的「天命」觀念，銘印在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弟」的心靈最深處——包含藏族、維吾爾族與「高山族」在內（註明：依據當代的天朝帝國神學，「高山族」——而非「原住民」——才是「正名」）。
今天，如果要指出所謂的「一國兩制」總是「人民民主專政」下的「一國兩制」，對香港人或許不再是難事。然而，如果要香港人辨識出「人民民主專政」即是「儒教王權主義」的現代婉轉修辭，大概還是不容易，更別說台灣人。
無論如何，或許該澄清一個基本的結論：請不要稱呼「天朝主義」為「紅色法西斯」，因為，當代的天朝主義就是「法西斯」；兩者，都同樣是「晚發展帝國」的「帝國意識形態」。
或者，為了尊重「以復興帝國為志向的中華民族」，我們應該說：「法西斯」，是德意志版本的「天朝主義」？而讓海德格等法西斯文人魂牽夢縈的「超克現代」，也不過就是德意志版本的「古今之辨」？
今日的天朝學人應該會說：沒搞懂董仲舒，勢必無法真正理解海德格，就如同不研讀《近思錄》，也必然無法掌握「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中關於儒教「帝國神學」的「隱微真理」。
對思考「帝國意識形態」這個論題而言，這個時代，真的是一個美妙而發人深省的時代。
作者為天朝主義批判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