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從世界局勢而言，台灣貌似處在清朗的春暖花開，九合一大選與公投的結果卻無不預示著台灣正面臨著極北的寒凍冬夜。全球普遍停滯的經濟現況，促成執政當局顢頇體制的形象，給保守勢力帶來煽動民粹的火苗；從不設法制定民主防衛機制的言論環境，促使中國藉助島內的協力者、買辦，扶植代理人的策略大獲全勝。
客觀不利的環境與主觀意識的失守，讓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的執政當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失敗。然而，敗選後執政當局施政措施的大逆轉、朝令夕改、畏首畏尾、失去一致性、各自為政的現象，卻不得不使人擔憂，數年前標榜進步、捍衛台灣主體性的政黨，會不會因為一次選舉的挫敗自亂陣腳、導致一年後更加無法忍受的失敗：使台灣陷入民主倒退甚或民主自殺、最終招致被中國併吞的命運？
客觀不利的環境與主觀意識的失守，讓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的執政當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失敗。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鑒於國民黨近年來不斷阻撓台灣擁有自主國防、協助中共宣傳煽動民粹，使台灣於內於外處處充滿破綻，因此台灣當前不足以說具有正常國家的政黨環境。這樣的情況下，身為一個具備正常理智、擁護民主的公民，必然將希望繫於當今本土的執政當局，本文就是給執政當局的建言。也希望本文能成為拋磚引玉或他山之石，讓有志之士集思廣益，共同挽救我們當下的民主與後代子孫的將來。
成為惡龍與惡龍戰鬥？
敗選過後，民進黨幾乎開始全面向國民黨妥協，或者至少，不敢為之前的政策立場辯護。從促轉會被國民黨以暴力的杯葛、翻桌開始，到對於韓國瑜逾越地方權責承認「九二共識」、教育部於台大校長遴選爭議的軟弱、同婚議題向專法妥協…，民進黨幾乎全面棄守、不敢加以辯護甚至反駁。最後甚至被國民黨、保守派挾持而走。然而這樣基於錯誤認知的綏靖策略，不僅對於止血沒有效，還會讓國民黨及其夾帶的中共勢力更加得寸進尺，讓民進黨無從招架甚至無法重新站立。
理由有二：其一，客觀而言，這次地方大選的失敗，終歸是特定政策或者疏於社會溝通、政策宣導的失敗。多數專家指出是經濟改革因素上的民怨，導致選民投給民進黨的「賭爛票」。此時政府要做的，是投注更多心力進行政策辯護與宣導，或者進行微調。而不是被國民黨挾持、要脅，讓關乎台灣二三十年的進步政治議程胎死腹中；其二，國民黨此次藉助中共在台協力者的宣傳，所進行的保守民粹動員，是民進黨無從複製的。因為民粹主義所要求的「人民VS菁英」的對抗態勢，儘管在「老藍男」韓國瑜身上看來突兀，國民黨的「在野」位置、選舉時故意隱晦國民黨符碼的「政治素人」形象營造，終究打造出「賣菜郎」的民粹領袖形象。而「在朝」的位置，將使得民進黨無從擺脫體制與統治階層的包袱。
「人民VS菁英」的對抗態勢，儘管在「老藍男」韓國瑜身上看來突兀，國民黨的「在野」位置、選舉時故意隱晦國民黨符碼的「政治素人」形象營造，終究打造出「賣菜郎」的民粹領袖形象。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況且，如同哲學家尼采眾所周知、朗朗上口的警句：「與惡龍戰鬥者，當心，別因此成為惡龍」（Wer mit Ungeheuern kämpft, mag zusehn, dass er nicht dabei zum Ungeheuer wird.）。如果為了選票、勝選，捨棄當時民意的寄託與自己的堅持，變成自己當初極力打倒的保守陣營，那不就是這個警句最為諷刺的應驗嗎？
政治家有「傾全力抵抗邪惡」的責任
另一個民進黨必須堅守立場與進步改革的重要理由，是因為無論促轉會等進行集體記憶、民主深化與清算黨產的轉型正義工程、在法律上保障同志婚姻的努力、防堵中共在台各個重要機關安插代理人所進行的政治鬥爭，都是為了鞏固台灣人過去與未來的歷史權利、民主制度與自由。
如同前述所說，台灣不是正常的政黨政治國家，因為其中一個主要政黨主張要與敵國併合，這將取消、摧毀台灣固有的民主制度及其保障下的自由。在這樣的認知底下，民進黨的政治改革即使不被人民理解，也依然要在用最大力量與社會溝通的情況下持續進行下去。並且在法制上建立民主防衛機制、遏止假新聞與防止和平協議的簽訂。在下一任總統選舉不一定能連任成功的悲觀態勢下，至少要將這些政治議程推到檯面上，成為無論哪個政黨上台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著名思想家韋伯在《政治作為職業》中提及，相較於「不傾全力抵抗邪惡」的無差別式的愛的倫理，政治家卻有「傾全力抵抗邪惡」的責任：你應盡全力抵抗邪惡，否則你對於邪惡的得勢負有責任（Du sollst dem Übel gewaltsam widerstehen, sonst bist du für seine Überhandnahme verantwortlich.）。國民黨挾帶保守勢力重新崛起、中共對台灣日益加深的控制、台灣在「九二共識」下日漸喪失的權利、韓國瑜要引進中資突破台灣經濟主權的防線…民進黨會不會淪落到必須為惡負責的田地，端看民進黨的決斷與努力。
結語：捍衛民族的自由是本土政黨無可迴避的使命
韋伯在上述同本書也提到，儘管馬太福音說「持劍者將死於劍下」，但必要時，政治家也必須用暴力迎擊邪惡。就連韋伯自己作為國民經濟學家，也為了捍衛德國民族的經濟主權，提出關閉德東邊界、防堵波蘭移民（看起來有爭議）的政策建議。而韋伯也早已指出民族國家內，政黨政治應當追求的價值—民族的自由。如果我們將民進黨「當為」、進步的政治議程看作那把劍，將台灣人喪失自由的結局看作「惡的得勢」，則現下要與國民黨與中共協力者這頭惡龍搏鬥的方法，不是與惡龍妥協、成為惡龍，而是勇敢提起劍，負起政治家抵抗邪惡的責任。完成本土政黨無可迴避的使命：捍衛台灣人的自由。
作者努力學習外語、攝取外國新知卻（暫時）出不了國的、自我意識過剩的悲情研究生。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