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日本思想全史》
作者：清水正之
譯者： 田世民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18年11月
昭和的超國家主義與戰時的思想
超國家主義的抬頭
進入昭和以後，左翼運動遭到毀滅，相對地，超國家主義則是增強與軍部、官僚的連結，通過滿州事變（一九三一年）、五一五事件（一九三二年）、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而走上全體主義之路。成為超國家主義思想背景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日本由來已久，在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上曾經成為話題，山路愛山（一八六四一九一七）亦在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年）時標榜以「得以在日本國土成長的社會政策」為目標的國家社會主義，並成立國家社會黨與左派的社會黨對峙。在此，敘述一下愛山這位走出自己一條路的社會思想家的履歷。
愛山生於江戶的幕臣之家，明治維新後移居靜岡，在一八八六年改信基督教，學習於東洋英和學校。創辦衛理公會（Methodist）三教派的機關誌《護教》（一八九一），並擔任主筆。一八九二年加入民友社，投稿《國民之友》、《國民新聞》撰寫政治評論及史論、文學論。與高山樗牛和北村透谷之間的論爭聞名於世。歷經《信濃每日新聞》的主筆，並於一九○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間刊行《獨立評論》。曾經響應過提倡日本式基督教的海老名彈正的自由主義。一九○五年與斯波貞吉、中村太八郎等人結成國家社會黨（至一九一○年為止），提倡以家族國家論為基礎的社會改良，並推動普選運動和東京市電車調漲票價反對運動。除了在著作《現代日本教會史論》（一九○六）裡作為同時代史提出獨特的論調，還著有未完稿的《日本人民史》（一九一三）等書。
北一輝及其思想
成為昭和的國家社會主義支柱的北一輝（輝次郎，一八八三一九三七）透過《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一九一九）等著述，總結了明治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並試圖為天皇制與社會主義式改造之間做一沒有矛盾的接合。在支持天皇制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對抗勢力相互克制對立的思想史結構中，一方面承襲自由民權運動的氛圍又呈現獨特發展的北一輝的思想，其出現可以看作是某種必然。
在此，回顧一下北一輝從明治到昭和期的生涯，來了解直至國家社會主義生成為止，其與時代的思想之間的關係。北一輝生於佐渡島，父親是自由黨系的郡會議員，他出生的年代適逢自由民權思想發揮影響的時期。日蓮曾遭流放至佐渡，日後也引導了北一輝信仰法華經。他在佐渡島接受學校教育，並在私塾接受漢文教育。爾後，開始關注時局評論或文學，並開始在自由黨系的地方報紙上發表評論等活動。
日俄戰爭之際，他主張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帝國主義勢為必須，並發表反對內村鑑三非戰論的論評。之後上京成為早稻田大學的聽講生，學習丘淺次郎的進化論及安部磯雄等人的社會主義，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一九○六），卻在不久後遭到禁止發行。
有了這些經過，北一輝的存在為社會主義者所知，並與幸德秋水和利彥等人開始交往。此外，還被宮崎滔天等人所主持的革命評論社延攬。當時有許多決意掀起革命的中國人亡命日本，並結成了中國革命同盟會（一九○五年，黑龍會的內田良平邀請孫文，並在東京結成，宮崎滔天等人也參加）。加盟該會的北一輝與宋教仁過從甚密，並且與內田良平為主的所謂「大陸浪人」也有所聯繫，亦加入黑龍會。一九一○年（明治四十三年）大逆事件時遭到拘捕，幸免於連坐。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是在一九一一年，黑龍會派遣北一輝赴中，與宋教仁等所謂湖南派一起進行革命行動。這個時期的體驗日後集結為《支那革命外史》。
之後，北一輝被命令離境，一度回到日本，不久又登陸上海。這個時期革命一度頓挫，排日運動盛起。前述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是在上海執筆的。歸國後，加入大川周明的猶存社，謀求日本的改造，不久後與大川分道揚鑣。北一輝和門生西田稅等人與革新青年將校接觸，並暗地裡行使其影響力。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爆發滿州事變，軍方內部的對立和抗爭頻傳。在準備日本全體戰爭的軍事體制高漲之中，一九三六年發生了陸軍青年將校崛起的二二六事件。北一輝雖是一介平民，但以首謀者之一的身分遭判死刑，並在事件翌年的八月處刑。
北一輝的一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接受並繼承了明治的自由民權以來、所謂「革命」的志向。在遭到禁止發行的《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裡，他承繼了丘淺次郎的進化論，揭示人將從人類進化到類神人、從類神人進化到神類的軌跡，並且在進化的過程中構想了「世界連邦」的成立。此外，北一輝還提出「國家並非以法律之擬制而製造出來的機械性存在」，「國家是自始即具有其自身目的之實在的人格」，並批判世上所說的國體論。可以說，他批判採取一般國體論的家族國家論及以此為基礎的忠孝一致，對於天皇則秉持天皇機關說的立場。
何謂超國家主義？
所謂超國家主義是這些人為了與明治以來的國家主義、乃至國權主義區別的用語。其他的思想家可舉大川周明和井上日召等人為例。這是一股為了對抗第一次大戰後民主主義高揚下的革命運動、勞農運動，並且企圖改造國家以及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提倡激進的直接行動的思想運動。
北一輝晚年對日蓮的傾倒，與關東軍參謀、策畫滿州事變導火線之奉天郊外柳條湖事件的石原莞爾（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差相比擬。石原研究法華經的教義及戰史，構想世界最終戰爭論，並在其構想下計畫了以日美決戰為前提的滿蒙占領。
此外，中野正剛（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從亞洲主義的立場，提倡並實踐解放亞洲，著有《國家改造計畫綱領》（一九三三）等書。之後，因反抗東條內閣的翼贊選舉而遭逮捕，並於一九四三年自殺。
在大正期主導國民道德論的井上哲次郎，在進入昭和期後強調「改造」，特別是主張家族的改造。如此這般，國家對思想的管控以及圍繞國體的諸多思想在昭和期成為時代的主流。
以上，將明治後期以降的思想聚焦在「公」也就是政治社會與「私」的相互克制上，大略地回顧其梗概。其動向及展開亦可看作是前述西村茂樹所引的整體構想（grand design）的實現過程。愛山與透谷的論爭，是這個時期的「公」與自我封閉於內部以求自由的「私」思想之間對立的一種現象。但是，這個論爭反而是由那些接觸西村茂樹所說的「世外教」其圈內人所掀起，這點也顯示了近代日本思想所內含的問題性所在。
後節將再次探討那些置身諸多對立之外，秉持一種孤高姿態的學院內哲學思想的動向及日本式的開展，這裡先簡單概觀一下那些無法避免與現實接觸的、戰時下的思想及哲學。
戰時體制下的思想與哲學—京都學派
在滿州國建國這個擴張政策、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接踵而來的國內混亂之中，由於一九三七年日中戰爭的開始，日本進入了戰時管控之下，思想的形態也受到管控的影響。
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成立（一九三七年），翌年（一九三八年）由於國家總動員法的發布，正式啟動了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並開始壓抑歐美文化。接著，對新聞出版的管控以及對思想相關研究會的打壓相繼而來。大政翼贊會於一九四○年成立。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為了進一步遂行總力戰而開始了可稱為思想總動員的動作，其象徵性的事件在思想史上有兩個。
一個是京都學派的座談會「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另一個是京都學派、文學家所組成的「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文學界》）。二者在戰後都被追究與遂行太平洋戰爭之間的關係而成為批判的對象。
自日美開戰前的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之間，京都學派的哲學家舉辦了三次的座談會，第一次的紀錄登載在《中央公論》（一九四二年一月號）上。參加者是西田幾多郎、田邊元門下的高正顯、西谷啟治、鈴木成高、高山岩男等四人。取最初的座談會之名而出版了《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一九四二）。「世界史的立場」所指為何，在高山的著作《世界史的哲學》（一九四二）裡有所闡明。亦即批判西洋歷史觀的歐洲中心主義，重視以地域性、地理性所呈現的空間性契機，並主張歷史世界的多元性。他們秉持文化多元論的立場，認為文化的尺度必須抵抗僅以西歐為尺度的哲學，而主張文化經常是民族的文化，並且透過「考察文化形式的總體裡存在民族固有的樣式性統一這個事實」來「建立民族文化的文化類型學」（《文化類型學》，一九三九）如此一貫的立場。
新的世界史的理念從「歷史世界的多元性」出發、並志向更高層次的世界史一元論，這樣的世界史理解可以說是立足於歷史主義，卻又是試圖加以內在性超越的超近代哲學。「在這個世界史的轉換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就是我們日本」（《世界史的哲學》）這個日本立場的主張在迎接日美開戰的時局時，被視為是戰爭的哲學。另外，高山在戰後的〈關於世界史的立場〉（一九四六）一文裡指出，大戰前所思考的世界史根本理念依然正確，倒不如說現在正是進入了緊密的世界史關聯中。他認為，超越近代國家、走向「新的聯邦國家」的脈動已經開始。
西田幾多郎在這個時期也談論了東洋的文化，或是日本文化和日本精神（例如《日本文化的問題》，一九四○）。既不是否定西洋文化，也不是否定東洋文化，而是在其深邃的根底尋求揚棄兩者的可能性。
西田哲學被批判是肯定「正義」戰爭的哲學，也被抨擊「絕對無的哲學」內含引誘死亡的傾向（有關西田哲學將在次節詳述）。對於這樣的批判，已有學者提出在理解西田的體系之上的反論（例如藤田正勝，《西田幾多郎的思索世界》）。
戰後，京都學派長期都成為對戰時體制下哲學思想形態的批判和反彈的對象。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對總力戰及其思想背景做最具邏輯性說明的（更進一步說，「預測」其結果的）就是京都學派。近年，日本的哲學研究開始正面看待包含其功過在內的意義。
戰時體制下的其他思想
來看一下其他的京都學派。三木清也曾談論東洋，他在《技術學的理念》中指出「技術的問題包含著世界觀的問題」，批判性地提到反科學和反技術，認為不應該權宜主義地看待傳統，而主張要在作為東洋自然觀和社會觀基底的「一種技術哲學、技術世界觀」裡「植入近代科學的看法」。這個與他在著作《構想力的邏輯》（一九三九）裡所提出的統合理性（logos）與情感（pathos）的立場如何結合起來思考，仍舊是一個問題，但是從「如何再次將技術有機化？」這樣的觀點來指陳「傳統精神文化」的意義，的確是一個圍繞近代日本的技術和科學引進的反省性自我意識的樣態，殊為重要。
在這嚴峻的時代裡，獨樹一格的是中井正一。他同樣是屬於京都學派的美學家，在一九三六年發表了題為〈委員會的邏輯〉的論文。主題之一是回顧西洋邏輯學的發展，但是在其討論的背後則是作為邏輯前提的語言的掌握。古代「口說的語言」（「陳述的邏輯」、「說服的邏輯」）到了中世紀是「書寫的語言」（「書寫的邏輯」、「瞑想的邏輯」），而在近代則產生了「印刷的邏輯」，三者都各自有其固有的合理性。「印刷的邏輯」與培根（Bacon）的「經驗與觀察的方法」有關。雖然產生語言向公眾裡邊擲出的事態，但是經驗裡面包含著「非合理性」。自此以後的邏輯學可以看作是，嘗試為主體性邏輯與數學性邏輯之間建立秩序的一個展開。
透過這樣的考察，中井從近代文化的封建、商業、產業、金融等各種制度引導出機能的邏輯、生產的邏輯，並視之為生產與技術的關係。接著，他探討執行機關之「委員會」的機制，分析了投票、委任、討論、決議、付諸實行的機能與過程。他稱過程中內心的確信與對他者所做的主張之間所產生的間隙為「虛偽」，而且日常中充滿了這樣的虛偽，還有那樣的虛偽經由「監禁」、「暴力性殺傷」也會產生。他設想個人的虛偽會進入提案到實行的過程，並追問為何真理不會停留在確信而成為主張？這個可說是對語言汲取經驗後會成為何種力量的一種考察。
這篇論文讀起來有種暗藏對當時左翼運動的前衛形態、或者是一九三七年企畫院的成立等時代狀況的隱喻。中井以其浩瀚的西洋哲學史知識為後盾並追問現實性的問題，是在在顯示京都學派特質的思想家之一。一九三七年因違反治安維持法而遭到逮捕。
戰後，中井擔任國立國會圖書館副館長的公職，發表了有現場基礎的多篇論文。
和哲郎在戰前的《倫理學》裡將國家視為最高的人倫組織，戰後則修正主張，稱人類社會的理念超越國家。他在這一點被批判是全體主義，但在另一方面，他一貫秉持文化多元性的個別文明和文化的認識。
這個時期的哲學活動在與時局的應對這個條件下受到表現的箝制，卻象徵性地揭示出近代日本所面對的問題。而且，過去有封閉於學院內的形象的哲學，即使是超越單純的二元論而受到哲學性的制約，仍舊有意與「現實」產生關聯。而對於這個產生關聯的方式的再檢討，以及指陳多元文化論等問題的重要性，都值得我們銘記在心。
作者1947年出生於橫濱。日本倫理學者，專攻倫理學、日本倫理思想史。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御茶水女子大學博士。曾任東京理科大學教授等職，現任聖學院大學人文學部教授。主要著作有：《国学の他者像：誠実と虚偽》（東京：ぺりかん社，2005）、《日本の思想》（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8）、《日本思想全史》（東京：筑摩書房，2014）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