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麵包師傅吳寶春發表的「中國台灣論」以及「九二共識論」，引發軒然大波。為了到中國做生意、推展事業，而必須在個人的認同與統獨偏好做表態（不管是否為個人真實的意志），好像已經成為常態，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名人上演相同的戲碼。
近日麵包師傅吳寶春發表的「中國台灣論」以及「九二共識論」，引發軒然大波。圖片來源：華視新聞Youtube
本文不是要論證吳寶春的商業與政治抉擇是否正確，而是要來討論台灣的社會科學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來自中國的經濟利益之引誘，對新興的台灣民族認同造成何種影響？」事實上，對台灣人來說，在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的考量方面，總是會受到感性因素與理性思維的影響。有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題目就叫做「麵包與愛情」，此時來討論再適合不過了。
面對兩岸關係，理性與感性哪個重要？
關於民族認同的本質，有兩個最主要而且是互相競爭的理論：強調理性因素的「物質利益論」和強調感情與價值因素的「群體認同論」。捷克的歷史學家羅奇（Miroslav Hroch，1985）說：「民族認同和物質利益兩個元素相輔相成…當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反映了宣揚它的群體之利益、或至少接近其利益的時候，這種意識形態的動員是最有效的。」
台灣的狀況很有趣，原本在國民黨獨裁時期，官方禁止台灣意識、規定大家一定要當中國人，但是在自由化與民主化之後，在相對非常短的時間之內，人們的自我認同出現很大的轉變：台灣民族主義（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興起，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大幅下降。這是很多因素綜合下的結果。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趨勢跟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向是相反，所以會與中國經濟的吸引力產生很微妙的互動。
那麼，面對「與中國關係」的選擇時（也就是對於台灣國家地位統獨立場以及自我的認同歸屬）時，人們是怎麼考量的呢？我們首先來回顧中研院社會所吳乃德教授所著的〈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這篇文章發表在2005年的《台灣政治學刊》。在這個研究當中，最重要的是所謂「條件式統獨」的測量。（這個概念即是由吳乃德所提出。見：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33- 61。）
吳乃德用兩個問題來測人們的立場：
1、「如果台灣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維持和平的關係，請問你是不是贊成台灣獨立？」
2、「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致相當，你是不是贊成中國統一？」
同意第一個問題、而不同意第二個問題者，吳乃德稱為「台灣民族主義者」：不論中國是否自由民主、繁榮富裕，他們都不願意和中國統一。
同意第二個問題、而不同意第一個問題者，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即使台灣獨立不會帶來戰爭，他們也不願意台灣獨立。
對兩個問題都同意者，吳文暫時定義為「實用主義者」：統一或獨立他們都可以接受，只要政治制度、經濟利益和社會福祉受到保障。實用主義應該比較接近題目引喻的「麵包」立場。
吳乃德以「條件式統獨」的測量研究90年代臺灣民眾的民族認同。圖為西門町近年常見的統獨大旗對陣。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在1992年他首次提出這種測量方式的時候，台灣民族主義者約佔9.3%，1996年加倍成長到21.3%（他推測跟總統直選及飛彈危機有直接關係），之後就比較趨於穩定，大概都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實用主義者從1992年的25%，到2000年時已達43%。中國民族主義者從38%降到13.6%。如果我們繼續用其他有問類似題目的調查研究資料（例：台灣國家安全調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來做追縱的話，在這個定義下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一直到2017年都維持在差不多10-15%的比例，台灣民族主義者約佔30-35%，比三分之一略多，實用主義仍然是佔多數。
吳乃德觀察1992到2000年之間台灣民眾的認同態度轉變，有兩個研究發現：
第一，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態度尚未定型，甚至在短期內都可以歷經甚大的浮動，這要看環境因素的變化（例如：中國的經濟崛起狀況，台灣受到中國威脅的程度，以及個人對文化方面的認同等等）。
第二，在該調查的時間點上，基於族群文化的感情連繫的鞏固力量，似乎大於經濟引誘所產生的轉變趨力。
兩岸經貿交流態度中的理性與感性
除了民族認同外，目前已經有很多的文獻探討「理性與感性」因素對政治行為、政黨選擇、以及兩岸經貿關係（也就是要不要靠中國拚經濟）等看法的影響。篇幅有限，筆者在這邊僅舉例以篇名來看最直接相關的一篇文章。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等四位學者於2009年發表在東吳政治學報的文章〈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台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標題和「麵包與愛情」是同樣意思。
這篇文章處理的是什麼因素會影響台灣人要不要支持更大程度的兩岸經貿往來，這跟吳寶春還有眾多要去中國拚經濟的案例是更直接相關的態度。所謂「理性」層面的因素，主要考量「個人競爭優勢」、「所處區域」及「自評利益」（自我評估的預期利益衝擊）。有關「感性」層面則是民眾的「省籍背景」、「政治認同」、「政黨認同」、「台灣意識」等多項因素。
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理性層面及感性層面因素均具有一定的影響（這是一定的，社會科學當中，尤其人的行為，本來就很難有單一的歸因，任何影響因素都是程度上的、機率式的問題），但如果更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
看似左右民眾理性抉擇的「自評利益」，實際上卻為根深蒂固的政治認同所型塑。換言之，由於認同的制約，對部份台灣民眾而言，兩岸經貿實際上是「與對手貿易」，而對其贊成與否的關鍵，便不在獲利大小，而在於敵意多少。
簡言之，贊不贊成與中國擴大經貿往來，對人們來說最重要的因素並不單純只是看經濟上的獲利與否，還要看人們如何認定中國對我們的敵意以及政治上負面的影響。當然我們也可以推論，如果認定敵意愈少的人，愈傾向會認定「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而把與中國交往視為只是做生意，或者像是「我只是個麵包師傅」「我完全不懂政治，只想拚經濟」這樣的看法。（參考文章：為什麼利大於弊無法說服人民？）
簡言之，贊不贊成與中國擴大經貿往來，對人們來說最重要的因素並不單純只是看經濟上的獲利與否，還要看人們如何認定中國對我們的敵意以及政治上負面的影響。圖為2007年4月胡連會。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中共惠台的目的是減少敵意與改善形象
對於中國的敵意認定，當然是有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的事情。事實上，這也是中國不斷使用惠台政策想要改變的事情。中共自1990年代開始，先「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之後採取「以民逼官、以商圍政」，欲改變台灣的大陸政策，達成其「以經促統」的目的。他們祭出的各項對台優惠措施，用學術的話來說可以稱為「經濟勸誘」（相對於軍事威脅和經濟制裁而言）。（耿曙，2009，〈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48(3)：1-32。）
不管是制裁或是利誘，主要的對象往往會是民間的企業單位以及一般人，他們承受影響後轉換為社會壓力然後影響決策。主要作法包括以各種利益來創造親中的利益團體（包括政黨，或民間團體）、塑造中國的美好形象以及吸引力（也就是所謂的軟實力）；到了近期，也已出現「銳實力」的討論，可以說是軟實力的暗黑版或加強版，包括使用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管道的滲透到對手國家，以及施加影響力。
學者耿曙以民調資料來印證「惠台政策」效果。中共是從胡錦濤主政時開始以有計畫性的、大規模釋放利多的作法，透過直接施惠民眾，試圖影響台灣民意走向，增加民眾對兩岸統合的好感。不過，研究指出，「到2007年底為止」（注意，這已是10年前的研究了），惠台政策未能扭轉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身分認同以及政黨傾向，比較明顯的改善是在於對中國的印象變好。
不過，很顯然地從2008年之後兩岸關係又是很不一樣的光景，尤其馬政府時期兩岸關係維持得看似不錯，兩岸簽了不少的協議改善關係；而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對台的統戰手段似乎又有改變，在2014年之後在網路以及傳媒方面也有很多值得討論的變化，到底中共對台善意如何影響台灣民意，這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
中共自1990年代開始，先「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之後採取「以民逼官、以商圍政」，欲改變台灣的大陸政策，達成其「以經促統」的目的。中共對台政策如何影響臺灣民意，仍是重要研究主題。圖為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告臺灣同胞書》30週年座談會上發表演說。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小結
在俞振華與林啟耀（2013）的研究當中，（俞振華、林啟耀，2013，〈解析台灣民眾統獨偏好：一個兩難又不確定的選擇〉，《台灣政治學刊》，17(2)：165-230。）他們綜合地指出，學界對於台灣民眾統獨偏好的特質獲致了初步的結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統獨偏好是「理念」與「務實」層面考量下的「交纏偏好」，當兩種層面的價值觀產生矛盾衝突，或兩方觀點都有道理時，民眾的統獨偏好容易出現「模稜兩可」的情形。
第二、由於統一和獨立都是未發生的狀態，民眾對於台灣未來的前途具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了這麼多好像沒說一樣？不過，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明，為什麼人們會喜歡自稱無色、彈性、不要搞政治，因為很多時候人們自己也不確定最好的選擇到底是什麼。而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好像就成為一個雖非最佳，但也可以接受的選擇。進一步來說，如果當選民自己都是「模稜兩可」，那麼，很多政治人物去貼近選民的偏好，進行價值模糊、或者是去政治化的論述，可能只是剛好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Lacy 與 Niou（2012）兩位學者的研究發現，（Dean Lacy and Emerson Niou. 2012. “Information and Heterogeneity in Issue Voting: Evidence from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2 (1): 119-41.），統獨偏好對於每個人的重要性並不相同，而「政治資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影響了選民心中統獨議題重要性的高低。綜合既有文獻可以發現，中國要影響台灣民意，必須要想辦法影響幾個重要的政治資訊傳達，例如包括：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整體國力，以及台灣會受到中國影響的程度和方式。
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輿論戰」一直都是中共統戰策略當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如果我們觀察一下現在台灣媒體對中國報導的風向，以及人們使用的社群媒體和通訊軟體（例如：Line）上面大量傳送的訊息，那麼對於兩岸關係的一些趨勢變化可能不會這麼地意外（例如對中共以經促統的擔憂有反轉的趨勢，以及偏向統一的態度也有微幅增加的趨勢）。政治資訊很重要，而且其實生活無處不政治，在這個很多人都說「不要搞政治」「XX歸XX，政治歸政治」的時候，我們該做的事情就是再多來點政治資訊！
後記：統獨與認同立場的趨勢延伸討論
最後，本文補充幾個「台灣國家安全調查」當中的重要政治態度以及相關討論。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特別要提到的是，我們可以發現在2014年之後，不管是在台灣人認同或者是統獨方面，都有朝向中國民族主義或者是往統一方向前進的趨勢。有趣的是，如果我們用最簡單的年齡交叉表分析會發現，改變最多的是40-50以及50-60歲的群體。而30歲以下群體不管在台灣人認同或者是統獨取向方面，甚至還有逆勢上揚的趨勢。（這邊的統獨與年齡交叉表，筆者是以陸委會的定期民調做分析，看2017至18年的變化。陸委會主要調查的是六分類的統獨取向，但在六分類當中主張立即獨立的意見大致上和「就算中國會攻台也要支持獨立」的條件式問句相當，主張立即統一的意見大致上和「就算政經差距大也要支持統一」的條件式問句相當。）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在以經促統的擔憂方面，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之後的上升幅度相當大，但2014年之後是微幅地下降。這跟全世界的風向相反，因為在美國貿易戰的帶頭之下，全球吹起一股對中國的警覺風向，像是各大智庫紛紛提出中國影響力的報告，也有不少國家立法針對中資的行為，但台灣有一種逆向而行的感覺，尤其選舉結果更是讓全球媒體都解讀成要傾中了。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最後要來討論的是現狀。到底什麼是現狀呢？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名稱叫做中華民國」這樣的陳述，在2008年的時候就已有超過六成的民眾認可，近年也一直維持在七成以上的比例，在2017年台灣國家安全調查當中的比例為74.9%。
不過，筆者認為，大家可以繼續思考的問題包括：真的有一個所謂的現狀是可以「被維持」的嗎？兩岸關係大部份時候的主動權是在哪一方？到底是誰在維持、或者改變現狀？
例如，讓我們再回到一開始的麵包與愛情的例子。在「中華台北」這個名稱剛出爐的時候，曾被視為是極大的犧牲與妥協，但現在大家也都習慣了、甚至還有很多人努力捍衛它。那麼，自稱「中國台灣」「中國台北」這些用語是不是也可以視作為了到中國發展而必須要的妥協？人們會愈來愈習慣嗎？
另外我們也應該考慮進國際因素。例如，現狀下，全世界人們認為的中國是哪一個中國？世界上對於中國政治的看法「風向」是否改變？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看法或作為，會如何影響兩岸關係呢？台灣的國內政治又是如何和世界風向來做互動與影響的呢？
延伸閱讀：
作者主修比較政治，在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念書，擔任「菜市場政治學」執行編輯，旅居華府擔任外交人員的「後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