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慘劇81週年。這場屠殺事件的發生背景為1937年所爆發，堪稱「東亞現代性重大傷口」的中日戰爭。而在今天的台灣，正當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相關人權團體、專家學者也試圖開啟公共討論之際，曾身為加害者的保守政黨團體及其支持者，也時常將議題聚焦在實際受難者數量的爭議，或試圖轉移焦點至南京大屠殺事件，指責研究者為何不關心此一更大規模的人道悲劇。
然而，就算要關心此議題，又到底該如何正確的反省南京大屠殺？又或者說，身為台灣人，我們能夠從這場看似跟自身生命有段距離的大屠殺歷史中，得到什麼樣的借鏡呢？
1995年，作為典型左翼知識分子（1950年代曾任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並長年擔任左翼刊物《人権と教育》主編）的日本獨立學者津田道夫曾出版《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一書，試圖分析當時日本社會、大眾思想與南京大屠殺的關聯性，並呼籲整體大眾應當共同肩負起造成屠殺的道德責任。
津田道夫曾出版《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一書，試圖分析當時日本社會、大眾思想與南京大屠殺的關聯性，並呼籲整體大眾應當共同肩負起造成屠殺的道德責任。圖片來源：Amazon JP。
他針對南京大屠殺提出了一個深入的問題意識：「在平常情況下『普通的家庭成員』、『正直的勞動者』、『平凡的大眾』等等的日本男性，一旦被套上軍服開赴中國戰場，為什麼就會變得那麼殘虐？」。作者首先定調：「南京大屠殺」為確切存在的事實，所以對於實際受難者人數多寡的爭執是沒有積極意義的，更應該討論、反省的是「日本大眾的責任」。
經由考證戰時日軍日記、民間書信對話，及菁英論述等文獻後，津田道夫將日軍於戰爭中的殘暴行為的根本原因歸結於「平民利己主義」──雖然明治維新將日本歷史推進到了「近代」，但同時大眾（農民）的利己主義也獲得了解放，此種大眾意識形態並未具有人權思想的概念，仍停留於具排外性格的家族性鄉黨意識，而這種思想基礎與「國體民族主義」共同體合流後，所展現的精神形式正是極端物欲主義和基於父權家族制的高度集體行動。
因此，以平民利己主義為基礎，結合對天皇制帝國主義崇拜、民眾的利益盤算、虛無主義與對中國的歧視心態所組成的「精神構造」，才導致了日軍士兵在經歷戰場第一線絕望體驗後，將此思想劣根性以大屠殺、集體強暴的形式展現出來。
津田認為，以平民利己主義為基礎，結合對天皇制帝國主義崇拜、民眾的利益盤算、虛無主義與對中國的歧視心態所組成的「精神構造」，才導致了日軍士兵在經歷戰場第一線絕望體驗後，將此思想劣根性以大屠殺、集體強暴的形式展現出來。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PD)。
根據這樣的論點，津田道夫最終認為，南京大屠殺的責任不應由當時發動戰爭的「軍國主義者」獨力承擔，戰時日本大眾並非純然只是國家動員體制的「受害者」，缺乏人權精神的群眾實際上也成為了推波助瀾的一份子。所以整體日本社會大眾對於南京大屠殺，更甚是整起東亞戰爭，都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
誠然，津田先生之論述並非屬日本左派學界主流，但他在面對屠殺史實的自我深刻反省以及對大眾責任的道德呼籲觀點，卻十足值得台灣人反思。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國民的道德責任、義務認知是立基在空泛的教條、主義教育之下，並沒有昇華個體至對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真正認識，從而無法懷疑外在權威。這時，近似於「平民利己主義」的大眾社會心理便出現了：舉白色恐怖時期為例，民眾向當權者檢舉別人的理由出自於謀求利益（依據《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規定之內容，檢舉人甚至能在被檢舉人財產遭沒收時，得到分紅獎勵。）、自保或私人恩怨，而讓許多政治受難者僅僅因此就無辜遭致同胞陷害入獄。
檢討屠殺和政治迫害，並非只有向受害者道歉、賠償就可以解決問題，更重要的係曾身處此一歷史情境的全體大眾及其後人，必須真誠面對自己及同胞所背負（無論直接或間接）的責任。
無論南京大屠殺，抑或是二二八屠殺、白色恐怖，同樣涉及生命殞落的悲劇，是不能夠被進行量化比較的，以此來衡量孰是孰非，顯然不會是對待歷史的正確心態。而不論何種形式的屠殺歷史，都時時刻刻警醒著人類社會，關於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實踐，我們永遠做得還不夠。唯有將全體國民從「旁觀他者」轉移至「參與歷史者」之角色位置，共同反省道德責任，我們才能真正與受難者一同走向具備積極意義的寬恕、和解道路，並確實從歷史記憶中學到教訓，不再只是像保守分子一樣企圖規避責任，要求人們毫無反思意識地放下過往傷痛。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所碩士生，府城人，我不是左膠只是罵罵皓，我不是進步青年只是愛歹丸。
圖說2：以平民利己主義為基礎，結合對天皇制帝國主義崇拜、民眾的利益盤算、虛無主義與對中國的歧視心態所組成的「精神構造」，才導致了日軍士兵在經歷戰場第一線絕望體驗後，將此思想劣根性以大屠殺、集體強暴的形式展現出來。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