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中國大腿發的財有命花嗎？

九合一大選如同過往一般迎來最後高潮了。只是這次網路與輿論平台多了許多中國網軍，所謂五毛的雜音。中國政府積極介入台灣選舉的意圖雖然昭然若揭，但國民黨候選人，尤其是韓國瑜看起來浮誇、沒有可行性到了滑稽程度的政見，之所以有那麼高的熱度，除了中國以資金與媒體篇幅加持，也跟台灣人對於經濟觀點與思考上的貧弱有關。韓國瑜主打的政見：「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雖然是極為模糊、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但如果細究他之前宣稱，由於選舉當前不敢大聲主張的「擁抱九二共識」，其實也不過是依循馬英九政府汲汲營營推動、在太陽花運動首度被打下休止符的、在經濟上與中國進行經濟統合的貿易政策。

韓國瑜主打的政見：「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其實也不過是依循馬英九政府汲汲營營推動、在太陽花運動首度被打下休止符的、在經濟上與中國進行經濟統合的貿易政策。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經濟主權之必要

由此看來，韓國瑜的政見那樣，舊酒新瓶裝、毫無新意的老掉牙—不過是馬政府時期依賴中國的貿易政策而已。問題是，馬政府時期八年沒有節操地抱中國的大腿，有改善台灣的經濟嗎？如果沒有，為什麼同一招韓國瑜拿來用就會成功？

更不要說，台灣一般人對於經濟的看法，缺乏經濟主權與國力發展的視角，這是相當危險的。貿易上過度依賴外國，除了牽制本國的產業發展，依據狀況嚴峻與否，更會影響政治上的自主性。這樣的經濟主權與政治主權的關聯，早在某些政治經濟學家的論點中出現，也在幾年前的台灣活生生地上演。「以經促統」、「以商圍政」等等，這些在服貿協定簽訂前，體現了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的擔憂的警告，都表示了外國挾持本國經濟主權來逼迫本國人民政治決定的現象。台灣即使是貿易導向為主的國家，也必須要有經濟主權的思考與觀點。在這樣的觀點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有所管制與戒備都是合乎常理的。馬政府時期開放台灣農產品到中國，導致技術外流，讓台灣某些農產品的產業沒落，也是呈現了技術外流對於本國產業的傷害。基於中國在政治與經濟上對於台灣無所不用其極的併吞意圖，與中國貿易之間的戒備，可以說是多多益善。「能否鞏固經濟主權」，必須成為選民檢驗政黨與候選人的指標之一。

國力發展的關鍵

台灣人對於拚經濟總有奇怪的幻想，因此對於候選人提出「發大財、拚經濟」等等口號總會膝跳反射式地接受。然而一國之內的經濟要強大，也就是國力的增長，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實質上能往外國銷售多少商品，況且台灣也沒有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將國內商品，透過條約、同盟關係強銷於其他國家。關乎國力多寡，重中之重的其實是「社會力」，德國國民經濟學之父李斯特的名言「創造財富的力量比起財富本身更加重要」，其實就道盡了國力強弱的本質：社會穩固與否。只有自主而強壯的社會，才能渡過險惡的全球經貿環境。因此鞏固社會健全的措施，諸如安全保障（國防）、社會福利政策、重視勞工權益與重分配，其實應該要被內憂外患的台灣，當作目前首要的經濟政策。拚整體社會的經濟，而不是一昧追求與別國貿易、拚既得利益者的經濟。

簡單來說，社會與財富之間的關係，就猶如金雞母與雞蛋。如果殺雞取卵的譬喻大家都明白，那麼韓國瑜「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經濟政策，也就是代表著重蹈馬政府時期的覆轍：失衡地、不惜犧牲主權、削弱社會保護地傾向中國，那不正好反而是削弱台灣社會的強度，損害國力、枯竭經濟發展的源泉，真正地將台灣推入「又老又窮」的深淵裡嗎？

獨立自主是拚經濟的前提

國民黨在選舉當中一再允諾台灣人民，靠向中國才能夠換取經濟上的繁榮。而台灣人民也曾如此嚮往地將權柄交給了國民黨。但是馬政府八年義無反顧地將經濟發展傾向中國的結果，除了技術外流、台灣的國際地位一再地萎縮，將台灣步步推向併吞的威脅，實際上也只產生了政商關係良好的裙帶資本主義集團，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依然不見改善。這樣慣於採取依賴途徑的發展策略，也符應了國民黨長久以來樂於充當買辦的歷史地位。然而，除了經濟主權與社會健全是必須放在經濟發展的政治考量中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社會當中，一個人的富有才具有意義，金錢才會服務於個人的自我實現。而這需要主權獨立的台灣作為前提。

鞏固台灣社會與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是每一個合格選民必須要拿來檢驗當今政黨與候選人的標準。只有成為一個理性、成熟、不受私利誘惑、不被微詞煽動、關心社會與同胞的公民，才能拚有意義、正派的經濟，才能正確地思考我們共同的命運與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