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胡適的薪火：閱讀《余英時回憶錄》的感觸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兩個月內迅即再版，一時之間，竟如「洛陽紙貴」。這部在出版市場上廣受歡迎的著作（據說，這部書到1930年時已然印行15版），是胡適自己也深感得意的作品：

……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給浩徐先生信——〉）。

然而，胡適這部開山之作的影響所在，人言言殊；淺學之士甚至於論斷，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問世之後，這部書的「學術地位」漸趨「貶值」。倘若回到當時場景，如錢穆這樣未曾受過現代大學教育，在中、小學裡任教，個人的文化／政治終極立場與胡適也有巨大差異的讀書人，就從其間汲取過「思想養分」，他在1920年代中末期寫就的《國學概論》更評價此書「介紹西洋新史學家之方法，來治國故，其影響於學術前途者甚大」，「要之，其書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兩個月內迅即再版，一時之間，竟如「洛陽紙貴」。圖片來源：胡適紀念館

可以想見，它的思想與知識「魅力」，不宜小覷。除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外，胡適在中國思想文化界更掀起了無數的風濤；那麼，胡適的貢獻與意義，套用他自己的話，實在有待「還他一個本來面目」。

為這道「胡適命題」袪難求解的學術事業，終於由余英時先生（以下敬稱省略）在1984年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擬就的序言：〈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滿足了世眾的需求。余英時以縱貫東西歷史文化大經大脈的慧識，既從中國在19、20世紀之交的文化困惑處境，也從胡適個人的生命學思歷程，指陳胡適的出現如何填補了學術思想的空白，認為於1910年代中期「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出現在中國思想舞台上的胡適，既衝擊了菁英文化，也觸動了通俗文化，從此「暴得大名」。

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更是引發史學革命的「典範」之作。胡適的一班青年跟隨者，「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騖，筆不暫停，以致釀成今日『的底』、『他它』、『嗎麼』、『巴咧』之文變。」章士釗這段嘲諷批判胡適的文字，具體而微地展現了胡適諸多著述的影響，實在既深且巨。流風所衍，一直到1946年，少年余英時離開家鄉安徽潛山的鄉間，回到都市開始接受正式的教育，他最早讀到的課外書還是《胡適文存》（頁27），眼界大開。可以說，余英時求索「胡適命題」的學術事業，其實和他自己的思想成長的歷史，須臾不可或離；這部《余英時回憶錄》，正是最好的證明。

余英時求索「胡適命題」的學術事業，其實和他自己的思想成長的歷史，須臾不可或離；這部《余英時回憶錄》，正是最好的證明。圖片來源：允晨出版

和胡適的生命道路展現的多重面向一樣，余英時的人生旅程，也絕對都不是汲汲營營只為著述藏諸名山而苦守書齋者流，可堪比擬。身為深切關懷中國現實處境的知識人，胡適眼見中國處於「大火的時候」，絕對不忍袖手旁觀，願意效法以翅膀沾水以圖滅火的鸚鵡，就算「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只盼善盡一己「微弱的力量」。

在1940年代末期中國內戰方殷的時候，胡適猶然糾集一班友朋，匯集眾智而輯為《獨立時論》（1948），在這部書裡，胡適則明仗執火地申論〈自由主義是什麼？〉，強調從墨翟、楊朱到桓譚、王充，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贄、顏元、李塨等等都是為「信仰思想自由奮鬥的東方豪傑之士」；只可惜，他們「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在赤浪濤天的這個時候，胡適著手的，還是在播灑自由主義信念的「種子」。

胡適的灑種工作，確實「功不唐捐」。余英時回憶，自己讀到了胡適這篇文章之後，「非常興奮」（頁70-71），此後既始終信服不逾，更還展現了與胡適同樣的風範，屢鳴正義之聲，願濡羽救火而獻力不輟。余英時在2013年為支持香港民主運動而發表的〈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香港《蘋果日報》，2013年7月1日），就是絕佳的例證。余英時論說，「公民抗命不但有偉大的過去、光輝的現在，而且更有無限的未來。參與公民抗命，是現代人的光榮而神聖的責任」。當然，余英時批判辭鋒朝向的，不僅僅只是香港特區政府當局而已。

胡適的薪火，傳承不朽。只要是《余英時回憶錄》的讀者，應該都會浮現這樣的圖像。胡適和余英時的著述與生命道路，彰顯的意義，實在是華人社群想要建構自由民主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後來者豈可或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