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是台灣各界自民主化之後就持續關注的政治議題，但由於大家對於這個議題的認識有限，政治利益計算又牽涉其中，因此，我們對於國家應該如何處理「威權時期政府系統性侵害人權、奪取國家資源」事宜，一直爭論不休，進展有限。這個局面直到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才有了巨大的改變。
轉型正義是台灣各界自民主化之後就持續關注的政治議題，但對於國家應該如何處理「威權時期政府系統性侵害人權、奪取國家資源」事宜，直到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才有了巨大的改變。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
民進黨在2016年初的立委和總統選舉中，大獲全勝。立法院在國民黨失去優勢的情況下，陸續通過了《不當黨產處理條例》以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行政院並分別於2016年8月、2018年5月，成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由前者負責「進行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還、追徵、權利回復」，後者負責規劃、推動「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處理不當黨產」、「其他轉型正義事項」。不過，這些重大變革並未受到國民黨其及支持者的認同，爭論仍然不斷。
在這場勢必還會持續的爭論中，有一個基本的政治道德問題，我們不能忽視，那就是：
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系統性侵害人權、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應該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
或者，更簡單地說，什麼是我們最有理由接受的轉型正義原則？
這個問題不是在問：我們目前用來處理威權時期諸多不義事宜的制度和作為是否違憲？憲政問題很重要，但除了憲政問題之外，我們還有政治道德層次的正義問題：我們目前用來處理威權時期諸多不義事宜的制度和作為，即使不違憲，是否正義？如何判定是否正義？以我們熟悉的分配正義問題來類比一下，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問題的基本性。
要評價社會制度，我們必然訴諸價值，其中最特別的價值是正義。正義的特別之處在於：正義不待我們的選擇就對我們具有不變的規範性，或者說，正義給了我們不可放棄的理由，因為我們無法說「正義不是我們選擇去追求的目標，因此，正義對我們沒有約束力」。相對而言，其他價值的規範性則會隨著我們的選擇而有變化，在不涉及正義的所謂「價值衝突」情境中，我們可以選擇某些價值作為目的來追求，放棄另外一些與之衝突的價值。當然，在衝突情境中去放棄這些價值，我們會感到遺憾，但是，這些被放棄的價值，一旦被放棄了，對我們就不再具有規範力。對照而言，不論我們選擇什麼價值作為我們的目的，我們在追求這些價值時都必須謹守正義之要求（或不能背離正義之要求）。我們對「正義」的這種理解，羅爾斯在他的《正義論》用了一句很簡潔的口號來概括：「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目」。
要評價社會制度，我們必然訴諸價值，其中最特別的價值是正義。正義的特別之處在於：正義不待我們的選擇就對我們具有不變的規範性，或者說，正義給了我們不可放棄的理由。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
對羅爾斯而言，就內容而言，正義不是來自於神意，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而且僅僅依賴理性直觀就可以去發現的道德秩序，而是人彼此在公平情境下的協定。眾所周知，羅爾斯《正義論》關切的是「分配正義問題」，他倡議我們應該依據「正義二原則」及其「優先規則」去判定一個社會的分配制度（或他所謂的「社會基本結構」）是否正義。
根據羅爾斯的正義論，社會基本結構是正義的，僅當（1）每個人在其中都享有一套適當的、彼此相容又相等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體系；（2）它所允許的社會經濟不平等，（a）在滿足了所謂的「公平式機會平等原則」之前提下，依附在對所有人開放的職務和工作之中;（b）並對受益最小者最有利；在適用上，（1）優先於（2a），（2a）優先於（2b）。
羅爾斯主張，上述這兩項原則（其及優先規則）是憲政民主社會最有理由去接受的分配正義原則。對羅爾斯而言，一個政治社會的分配制度，即使沒有違反自己的憲法，但若違反了上述的原則，那它就是不義的，而且違反的程度越嚴重，就越不義。以羅爾斯的分配正義原則為參考點，我們要問的是：什麼是我們最有理由接受的轉型正義原則？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系統性侵害人權、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應該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
對羅爾斯而言，正義不是來自於神意，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而且僅僅依賴理性直觀就可以去發現的道德秩序，而是人彼此在公平情境下的協定。圖片來源：Alvaro Marques Hijazo@維基共享資源
針對這個問題，當代法政哲學家 Colleen Murphy 在她2017年出版的重要著作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中，為我們提出相當具有啟發性的答案。
根據Murphy，轉型正義是一種獨特的正義。轉型正義不是分配正義、不是補償正義、不是應報正義：分配正義原則、補償正義原則、應報正義原則，或其組合，並不是我們去判斷「國家處理威權時期諸多不義事宜的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之恰當標準。轉型正義的正義，不僅具有不可化約性，而且也不與其他種類的正義和我們認為重要的其他價值（發展、和平、和諧、民主）彼此妥協之後的一種價值。換言之，轉型正義是正義（諸多面向中）的一個獨立面向。
對Murphy而言，國家處理威權時期諸多不義事宜的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或在多大程度是正義的），取決於這些制度和作為是否有助於（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社會轉型。雖然這些制度和作為必須以適當方式去回應受害者的主張和訴求，以及追究加害者的道德責任，但不必然是以「補償正義」和「應報正義」之名來進行，也不是以犧牲「補償正義」和「應報正義」來進行，而是著眼於「社會轉型」之促進。她強調，正義不是僵化的價值，而是有彈性、對脈絡「敏感」的價值，就「轉型中的社會」這個脈絡而言，追求正義不是在追求補償正義，也不是追求應報正義，更不是在追求分配正義。
當代法政哲學家Colleen Murphy在她2017年出版的重要著作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中，為我們提出相當具有啟發性的答案。根據Murphy，轉型正義是一種獨特的正義。
Murphy所謂的「社會轉型」，指的是公民之間關係正常化的轉型，公民與國家之間關係正常化的轉型。Murphy的這個概念與她對於「轉型正義」的適用範圍有關。對她而言，「轉型中的社會」具有幾個特徵，這些特徵構成了她所謂的「轉型正義之情境」（ the circumstanc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1）公民與政府官員之間存在着普遍性的、結構性的不平等互動條件；（2）人權侵犯被常態化，已經成為一般人生活中必須時時面對的事實；（3）對一個政治共同體是否可以存活下來，有極度的不確定感；（4）國家過去在各種犯行中常常扮演了某種角色，人民對於是否要服從權威相當遲疑。
在Murphy的理論中，這樣的社會，是「轉型正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正義）之適用對象。因此，嚴格而言，她的理論並不適用於台灣，不過，她的分析架構仍然有相當參考價值，有助於我們去回答：對台灣這樣的社會而言，國家處理「威權時期政府系統性侵害人權、奪取國家資源」之制度和作為，是否正義，應該依據什麼原則來判斷？
作者為政治哲學工作者，相信抽象問題與具體問題同樣重要，認為具體問題，甚至實踐的策略和變革的方案，要想得透徹，一定會觸及有待釐清的抽象概念和價值，也同意羅爾斯的觀察：沒有人去思考抽象而困難哲學問題的社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