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關注國策電影作為文化社會史發展的觀察者而言，他們應當比一般觀眾敏銳，很容易即辨識出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或者說，依照國家於戰爭時期製作的電影，它的本質可謂具有多種超強的功能。顯而易見的是，他們以自身的政治意識形態需要，向本國的群眾展開思想滲透（洗腦），進而定義和裁決歷史的位相及其正當性。不過，我們同樣亦可質疑這種精巧偽裝的第八藝術，果真沒有期限終年？作為廣大的受眾，真的無力抵抗全盤接受？他們又如何看待這個特意製造的電影文本？
按照日本電影史的說法，國策電影最為蓬勃發展在於昭和戰爭時期，以《支那之夜》（1940）、《夏威夷．馬來亞海戰》（1942）、《迎向天空的決戰》（1943）這三部上映電影為國策電影的代表作。在統治階層看來，那個時期正值大眾文化鼎盛之際，必須有效管控這些娛樂活動的潮流和收入，只是在做法上，既不能完全打壓，亦不可放任肆意奔流。國家相關部門藉由這個風潮出資和製作電影，用兩種身份進軍電影市場。事實上，攝製國策電影有幾個利點。
首先，它能夠提高參戰的士氣，強化和宣導國家的政策；其次，又可加入商業活動。雖然它占盡主導思想傾向的優勢，但它仍然面臨藝術電影和娛樂電影的競爭，1943年上映的《姿三四郎》和《無法松的一生》兩部電影，經常被拿來與之相較。國策電影若很賣座自不待言，萬一票房極為慘淡，不但會引來社會議論，國家的威信亦可能喪失。為了防止這種事端發生，官方隨時都必須關注國家和思想言論的管控，細緻考察其中的因果關係，探討它的意義以及相應措施。換言之，上映電影的實際營收，關乎著當時的社會動向，而這些要素都是官方不可或缺的情報。
國策電影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1938年夏天，由於它的定義不明確，而且有誇大之嫌，愛國主義者認為必須重新釋義。例如，有極端的說法是，二戰時期經由官方審查合格的電影全部稱為國策電影，不問它的內容和屬性，但就實際面而言，民間出資拍攝的電影是否列入國策電影的行列，是由當時的日本政府部門審查決定的。1937年4月，亦即爆發中日戰爭前夕，負責電影審查的內務省警保局，修正了電影審查規則，將作為教育用途和政令宣導的電影免除審查費用，後來擴大範圍，凡遵守這原則的電影作品皆為適用，包括故事片（內務省視為娛樂電影）和文化電影。日本政府祭出這些優惠措施，表面上不提國策電影，就其修改規則而言，其真正的目的非常明顯，旨在獎勵民間拍攝製作國策電影。問題是，在政治嗅覺機敏的電影公司看來，為了省下一筆審查費用來迎合政府的法令，很可能就被視為國策電影的同路人，這種代價和風險未免太大。
再舉具體的案例。官方視為免除審查費用對象的電影，必須具備幾種條件：拍攝技巧卓越，尤其應當提振和昂揚國體觀念（凸顯日本天皇的主權），確立國民道德，正面認識國內外的政治情勢、軍事、產業、教育、防災、衛生等各種行政的宣傳，增進公共利益的電影，等等。正如上述，官方除了推動國策電影的製作、審查電影是否得以上映之外，對於電影票房收入同樣寄予高度關注。按照日本電影院的商業慣例，民間自行編輯和刊印《日本映畫（電影）年鑑》，其中有常設的欄位，詳實記載日本各地（東京、大阪、京都三大都市，後來某個時期又加入札幌、福岡、橫濱、名古屋等地方城市）主要電影院該年度的票房營收，包括該戲院負責人、可容納觀眾人數、票價，每週上映的電影片名，資料可謂極為齊備。作為主管機關的警保局再依照這些統計資料進行有效的管控。
《土》這部寫實主義的電影傑作，改編自作家長塚節的小說，由內田吐夢導演費時多年攝製的，這部作品深刻凸顯出日本農村中佃農的命運，極為成功召喚觀眾重新關注佃農的生活。圖片來源：邱振瑞提供
在國策電影覆蓋的天空下，有兩部藝術電影贏得了大眾的共鳴。《土》這部寫實主義的電影傑作，改編自作家長塚節（1879─1915）的小說，由內田吐夢導演費時多年攝製的，這部作品深刻凸顯出日本農村中佃農的命運，極為成功召喚觀眾重新關注佃農的生活。此外，《土與士兵》這部電影同樣有改編自原著小說的優勢。這部戰爭電影鉅片由田坂具隆導演，主要以火野葦平於1937年秋天登陸中國杭州作戰的經驗為基礎。該片上映以後，得到報紙和電影雜誌影評的肯定，但是因為受到免除審查費用，因而被視為「國策電影」。儘管如此，這部電作上映後，連五週票房奇佳，登上了1939年度日活（株式會社）電影的票房榜首。
《土與士兵》這部電影改編自火野葦平小說。這部戰爭電影鉅片由田坂具隆導演，主要以火野葦平於1937年秋天登陸中國杭州作戰的經驗為基礎。圖片來源：邱振瑞提供
我們分析其賣座的情況可以發現，《土與士兵》票房衝高的原因，多半歸功於教育或相關團隊支持。以京都為例，來觀看這部電影都是傷殘的退伍軍人，在福岡方面，則是動員市內的男子中學前往觀賞，藉由觀看此部電影更加認識前線土兵的英勇。《土》同樣在東京上映之時，它們的票房亦依地區出現差異，以高學歷者居多的新宿，比庶民區的電影院票房來得亮眼，由此可明顯看出觀眾的品味和屬性。在京都也是如此。多數知識階層對於《土》的宏旨深有同感，積極宣傳這部電影，這股力量的催化下，接連十二天《土》的賣座一直穩定升高。
《土與士兵》上映以後，得到報紙和電影雜誌影評的肯定，但是因為受到免除審查費用，因而被視為「國策電影」。圖片來源：邱振瑞提供
總體而言，在戰爭時期，日本（包括臺灣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反共愛國電影）國策電影的天空是很低的，低到鋪天蓋地而來，大眾幾乎伸手即可搆著。但反過來說，這正是日本政府部門刻意營造的戰時風景。在他們看來，尤以在戰事愈加吃緊，進入戰爭總動員的時空之下，大眾能夠觀看的世界應當受到限制，他們的視野必須被拉回愛國主義的立場，與他的國家同仇敵愾，否則連個人的娛樂享受和奢侈的想像，都將是不可掌控的危險。的確，任何一個統治政權向來都畏懼莫名的威脅，不管這種潛在的威脅很可能只是出於善良國民的感冒咳嗽，或者一場忍俊不住的笑聲。
作者曾任前衛出版社總編輯。從小立志當小說家，書寫探討生活中的奇妙。目前在文化大學講授日本現代小說筆譯課程。著有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日晷之南：記遊日本書海》；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譯作豐富有《片腕》、《太陽與鐵》、《我青春漫遊的時代》、《不道德教育講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