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女性的壓抑
8月2日的《讀賣新聞》踢爆東京醫科大學的醫學系入學考試爭議，2011年以後，相比男學生，女學生成績會遭受不公正的調整，由此控制女性通過率。在更早之前，該校才爆發針對個別考生的放水弊案，校長鈴木衛、理事長臼井正彥與政府官員佐野太達成利益交換，讓佐野太的公子走後門入學。也是如此，在檢調追查的過程中，才揭露一個牽連更廣的「潛規則」：日本醫界對女醫有意、無意之間的打壓。
東京醫大醫學系入學考試結果呈現「女性通過率低下」、「女性學生錄取名額極少」的現象。如今因為東京醫大對女性考生成績大動手腳的黑幕，我們才得以知道這個結果的來由。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今年東京醫大共有2614名學生報考，錄取171人，通過率僅有6.5%，日本醫科入學的競爭激烈相比台灣不遑多讓。其中，男學生有1596人報考，錄取141人；女學生報考人數稍少，但亦有1018人之多，卻僅僅錄取30人。女學生在這份測驗的通過率（2.9%＜8.8%）相較男學生可說遠遠「遜色」，若再把目光轉向錄取名額中女學生、男學生各自的佔比（17.5%與82.5%），當中呈現顯著的男多女少，更能感受到女性考生進入該校醫科就讀的艱困。
東京醫大醫學系入學考試結果呈現「女性通過率低下」、「女性學生錄取名額極少」的現象。不知道該說是幸運或是不幸，因為東京醫大對女性考生成績大動手腳的黑幕，我們才得以知道這個結果的來由。否則，也許我們在看到東京醫大的榜單，對著極低的女性通過率和錄取名額佔比，只能感歎女性在醫科就學的不易。甚至，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可以就此很快地得出女性本來就不適合讀醫科的粗率結論。事實上，就算在爆出黑箱調分的新聞之後，直至現在仍有護航東京醫大的聲音，認為控制女性入學比率是一種不得為之的「必要之惡」，此種論調恰好反映日本醫界存在已久的「一男抵三女」說法。
一男抵三女的固化
日本醫界所謂「一男抵三女」，指的是女醫師因為結婚或懷孕的離職情況，如此可能會導致原醫院的醫生人力吃緊，造成醫界有著男醫師比女醫師好用的既定印象。乍看之下，「一男抵三女」只是一個針對事實的描述，貼切地表示了男醫師在職場環境中相比女醫師更能穩定工作的性質。然而，如此說法真的可以作為一種顛撲不破的事實，甚至當作替東京醫大招生黑幕的開脫理由嗎？
毫無疑問，「一男抵三女」的說法當然是歧視。也許，最初它的確只是作為一種狀態的描述，或者是某種自認無傷大雅的玩笑話，然而它最終固化為強而有力的成見。圍繞於此，隨即衍生出醫界乃至社會各種對女性從醫先入為主的否定。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曾對旗下35個會員國執業女醫比例做出統計，日本以20.3%敬陪末座。
以這次東京醫大醫學系入學考試的調分策略為例，幾乎所有男考生都會獲得20分的加分（第三年重考只加10分、第四年以上重考不加分），所有女考生均沒有加分。換言之，女性欲進入該校醫科就讀，必須先克服20分落後的劣勢，醫科窄門對女性而言更加窄小。此外，在招生上抱持對女性的疑慮並非獨此一家，只是窗戶紙恰好破在東京醫大。除了少數女子大學，女性在絕大部分學校的醫學系中都是絕對弱勢，作為第一志願的東京大學醫學系女性僅佔錄取名額16%。「一男抵三女」在各個階段都轉化成為實質的排除行為，羅織一張阻撓女性參與醫界的大網。
網羅嚴密的歧視結構
圖片來源：自行繪製
很多時候，不乏會聽到類似的說法：只要夠優秀，什麼限制都不用在乎啦！這絕對是最糟糕的風涼話。因為這並非個人優秀不優秀的問題，而是一個群體遭到先入為主的標籤，導致機會受到打壓。
歧視的形成多半可以向上溯源到文化習慣中討論，也是如此，往往使人對此不以為意，無法想像歧視竟然這麼容易就成為一牆網羅緊密的結構。讓我們把目光放到日本女醫正在經受的困局，根源正是日本社會所在多有的陋習「女性婚後退回家庭，照顧家務與子女」。日本女醫在35歲的就業率便下滑至76%，造成醫界形成「一男抵三女」的職場歧視。業界對女性的不滿，向下蔓延至培訓醫生的大學醫學系，進而影響入學考試制度對女性的不友善。經過由上至下、來自兩個階層的有色眼鏡，女性從事醫職自然困難重重，使得人數難以突破一定比例。
若再進一步細究，作為根源的文化習慣「女性婚後退回家庭，照顧家務與子女」，其實也有一套盤根錯節的系統。已婚、有孕女性很可能退出職場的既成印象，讓諸多女性在職場僅受雇主安排在高替代性職位。相對地，這些女性也不大可能獲取較高的薪酬。最終，權衡比較之下，丈夫更有話語權讓薪酬較低的妻子退回家庭。如此循環周流，形成各行各業的普遍習慣，持續加強鞏固這樣的社會印象。
在這個細密的結構中，要追究哪些群體是加害者、哪些群體是受害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心之間，人們往往就成為推動的幫兇，或者是化為一雙雙默許的眼眸，對於現狀無動於衷。一般而言，男性在其間時常會被視為得利者，然而持平來看，男性也無法逃脫此面歧視的天羅地網。在此結構下，職場更可能先決地將男性連同工作耐操、更能好好為公司效命畫上等號，忽視了男性對家務勞動、孩子照護的貢獻可能及參與意願。誠然，男性的確在之中享受到工作上的「得利」，也許在錄用上較不會受到家庭、婚姻問題的刁難；也許在職場環境中更被看重，擔負較為重要的工作。不過，一些重要的價值或者個人的主觀意願，也因此受到傷害與剝奪。
哀傷的是，我們不免聽到類似的抱怨：女性不耐操、女性都不願意加班、女性爽請產假之類云云。這些抱怨很大比重來自男性雇主、同事，上述發語可能反映某種「事實」，但這些抱怨並無助改善現狀，因為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後頭藏著對女性的阻撓，烏雲遮天蔽日。家務終究要有人來做、孩子終究要有人來照護，如果男性沒有意識到女性大多仍被期待是這些工作的第一選擇，職場上的這類抱怨仍會持續進行，永遠無法調和。因此，要突破這樣的衝突，必須幫助受侷限的群體去推開「玻璃天花板」。
要打破玻璃天花板，必須先看見它！
我們都很熟稔「玻璃天花板」的概念，指女性在職場或是團體中晉升高級職位或決策層的潛在障礙。它往往只與女性個人在公司的升遷聯繫在一起，實際上，日本女性投身醫界的不易，恰恰是玻璃天花板的好例子。玻璃天花板正是前述縈繞各種層面的歧視、成見燒製來的最終結果，就算當事人撞得頭破血流，往往在旁人眼中也能理所當然地歸因於個人的能力問題，甚至受害的自己也默默如此認為。
台灣並沒有日本醫界「一男抵三女」之說，也尚未爆發醫學系對女性入學的打壓，但同樣有著極端嚴重的女性從醫困難。台灣女醫只佔了19.4%，這數字比日本還低。諷刺的是，《聯合報》今年有著「女力崛起，每五名醫師就有一名女性」的報導，新聞媒體最大程度地淡化現狀的嚴重，可見這絕對是最厚重的玻璃天花板。台灣在亞洲一貫享有較高的女權發展聲譽，女性婚後並無日韓仍舊明顯的離職風氣，必然是有其他因素打造這網束縛。
本文不欲對台灣女醫困局妄加揣測，這值得更多篇幅來仔細討論，但至少我們已經知道這片玻璃天花板的存在，也知道每一片玻璃天花板都是密密麻麻的歧視蛛網織就而成。要打破玻璃天花板，必須先看見它！這是最重要的觀念，我們必須全盤釐清錯綜複雜的可能成因，才能避開各種或者順理成章、或者心態險邪的片面駁詞。同時，保有這種心態，我們才能持續發現各種潛存的障礙與限制。
最後，我們還是得回答一個讓人稍微有些厭煩的問題：北歐的拉脫維亞女醫比例高達74.3%，他們的男性是不是也有玻璃天花板呀？到底憑什麼判斷哪些是玻璃天花板？拉脫維亞屬於蘇聯系統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有著女性從醫的文化脈絡，縱使蘇聯已解體但文化慣性仍舊運行。如果男性從醫因此被視為怪事，男性從醫遭到社會更多的阻撓與非議，的確可說是一種玻璃天花板。值得注意的是，要求任何行業的女男從業比要達到1：1是強人所難，但任何行業失衡的性別比都值得多加探討。這往往代表著該種職業對某種性別有著不友善的一面，又或者更精準地說，我們的社會對於某種性別從事該種職業有著不友善的一面，有著一面大大的、等著擊破的玻璃天花板。
參考資料 ➤
作者白黴菌是一隻喜愛畫圖的黴菌，熱情關注女權議題，曾舉發成大通識課「存在、愛戀、也瘋狂」的性別刻板教育。夢想是吃遍全世界的美食；
作者蕭凡鈞，現就讀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喜歡投食並觀察黴菌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