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一」遊行的主題是「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反映了在強大的中國因素影響之下，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不再。圖片來源：葉國豪攝
如何可以在三個小時中漫步在街頭，感受人與人密切的交流，體會一個城市的生命力與脈動，它的不完美和憂愁? 在香港，只有「七．一」大遊行。
2003年7月1日，超過五十萬的市民上街表示對《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的疑慮，以及對當時董建華政府管治失誤的諸多不滿。自此，2003年成為九七後香港政治的重要分水嶺，常規化的「七．一」大遊行成為香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大型集會活動，既反映民意，也是瞭解社會發展的指標；北京也一改回歸初期較為寬鬆的治港態度，開始進行更直接與全面的控制。
大遊行由結合五十餘個民間團體的泛民主派鬆散組織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所主辦，然而參與遊行以及擺設街站的團體相當多元，例如，新移民、基層市民、性小眾、環保、動物權組織，甚至法輪功、中產階級與外籍客工等，遊行也是各種團體籌款與宣傳的重要時機。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至政府總部結束的大遊行成為許多香港人的政治啟蒙與集體記憶。因此，議題多樣、眾聲喧嘩、理性和平才是「七．一」大遊行的特徵與真實面貌。
今年遊行的主題是「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反映了在強大的中國因素影響之下，政治人物若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可能影響日後的參選資格，言論自由與核心價值也朝不保夕，以及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不再。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香港公民社會邁入潛沉休養，強調以耕耘基層社區的方式繼續維繫民主的信念，與此同時大遊行更日益面對各種挑戰與打壓：
首先，以親建制民間社團所組成的「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慶委會）以宣傳粵港澳大灣區為主題，近兩年刻意申請維多利亞公園做為活動場地 （更可能恆常化），多個團體也以「反制動員」的方式直接挑戰民陣，以騷擾遊行的進行。
其次，親中的喉舌《大公報》日前以社論公開主張應取締「違法違憲抗中亂港的遊行」，並且標籤民陣是「亂港派組織」，企圖用上綱上線以及刑事化的手段遏阻市民的參與。
第三、特區政府由被動消極地回應遊行的訴求，到積極地以行政手段干擾遊行的申請與進行，例如，食環署以公眾安全為由禁止遊行團體擺放街站；警方以非法集會為由恫嚇中途加入遊行的民眾、派出便衣蒐集民眾背景資料等。
第四、香港本地傳媒與電視台受政治壓力影響，刻意抽調節目、輕忽或甚至不報導遊行的相關新聞；解放軍駐港軍營開放吸引大批市民參觀等活動，這一些直接與間接的因素均可能使「七．一」大遊行的影響力降低。
其實，最深遠的影響來自大專學界中本土派的不同意見。2016年4月，受本土思潮影響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認為民陣仍然囿於「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框架之內，而儀式化的遊行無法有效回應香港的問題，正式宣布退出民陣。影響所及多間大專院校開始拒絕參與遊行，改以舉辦聯校論壇探討香港的出路。就此，泛民陣營缺乏有效的應對解決方式，只能呼籲溝通與柔性回應。
如上所述，儘管「七．一」大遊行是香港公民社會的重要象徵，然而雨傘運動後由於受到政府與建制派的諸多挑戰，以及本土思潮的影響，大遊行可能有邁向「六．四」化的傾向。所謂「六．四」化就是指大遊行如同「六．四」事件燭光悼念晚會般存在身份認同的衝突，以及傳承的危機。本土派的支持者認為「結束一黨專政」是中國的內部事務，而民陣與主辦「六．四」晚會的支聯會一樣，是不可指望的，他們不願出席遊行為其主張背書。影響所及，如「七．一」大遊行般可以經歷集體培力（empowerment）、對政府施加壓力、吸引傳媒關注的機會可能愈來愈少，民意遂無法彰顯，各種公民社會團體因此在籌款與宣傳上處於更不利的地位。短期內，廣義泛民陣營內部（如左翼的社運派以及右翼的本土派）的意見對抗將會持續；長期而言，深耕社區的成效有待觀察，鬱悶和無力感構成這個世代的普遍情緒。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