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大師劉以鬯於2018年6月8日下午2時45分逝世，終年99歲。
在筆者看來，劉先生的99歲生命，也許比100歲這個數字還要完滿。99這個數字充滿很多可能性。正看倒看，都有意義。這兩個阿拉伯數字也很有趣，就如同孩子手中的魔方，如果我們將裡面的元素翻來覆去，會得到不同的形狀。這裡讓筆者不禁回想起很多年前讀過的劉先生的著名作品之一 ─《對倒》。人物和時空是平行的，也是交疊的，充滿各種可能性。
事先聲明（在香港叫做「戴好頭盔」），筆者不是文學家，連研究者都不是，也沒有訪問過劉先生。執筆之際，誠惶誠恐。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筆者斷斷續續從不同渠道接觸過劉以鬯作品，或小說，或評論，或影視作品。近年來筆者多沈浸於香港社會文化發展的研究，深感每個宏大歷史的背後，交織的是香港人日復一日的生活。從1948年逃避戰火來港，到2018年在港離世，劉先生在香江度過超過半世紀的歲月。或者更準確地說，先生在港島度過半生（他曾用「太平山人」作為筆名在左派報紙寫作）。他在這城寫作（也賣字），也寫這城。
如同三四十年代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劉以鬯先生在1948年移居香港。圖片來源：劉以鬯臉書
在維基百科能找到的關於先生的生平，筆者在此不贅述。如果要作一個簡單介紹，那麼筆者會說，劉以鬯出生於上海，是一位香港作家。
如同三四十年代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劉先生在1948年移居香港。熊熊戰火中，對於芸芸文人墨客、影壇巨星，南下是一個選擇。受五四文化運動洗禮的一代，大多看不慣香港這個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物慾橫流，紙醉金迷。就拿電影來說，南來作家和導演痛恨當時在香港流行的民間故事片、神怪片和戲曲片。他們深信文化藝術的宗旨是教育普羅大眾，並非純粹玩樂。因此由南來知識分子主導的影視作品出現在香港，講述戰火無情社會黑暗，歌頌人性光輝也教育民眾品德道義。他們為香港文化界注入了新生命（例如開啟文學改編電影的風潮），也拉開了香港電影史上長達數十載的「南北之爭」（以及後來的「國共左右之爭」）。對於他們來說，香港是個避難港，他們始終胸懷中國大陸，所以作品主題很少以香港社會為中心，或者將香港作為故事的佈景板而已。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香港成為了臨時的「中國文化中心」。這種情況不單在電影界，在文學界，我們熟悉的南來作家包括：張愛玲、蕭紅、夏衍、茅盾、許地山等等（註1）。
說了這麼多，筆者想帶出的是，在這些紛紛擾擾的文化論述拉扯中，劉以鬯開啟了一個獨特的位置。文人墨客在這個小島來來去去。劉以鬯則留了下來。他周旋於南北與左右之間。他既寫南來文人的愁苦，也寫香港社會的現實。他既在右派報紙寫專欄評論，也在左派報紙寫連載。對於他，香港就是他作品的中心。
劉先生說過，作品有分兩種：娛樂大眾和娛樂自己的。俗話說，這是「左右逢源」。筆者認為，這就是劉以鬯之所以被認為是香港作家的精髓。
香港，作為位於中國南方一隅的英國殖民地，歷史上擁有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特別在戰後的數十載，各方勢力都活躍在這個小小的土地上。共產中國和中華民國的意識形態爭戰互不相讓。而香港的宗主國 - 英國，既要站在美方的一邊也不想得罪鄰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香港也在幾十年間收容了佔這個城市大部分人口的來自中國大陸的戰爭難民。在這裡生存得好，需要靈活變通，左右南北通吃。或者可以說，也正是這種生存規則，沒有太多民族道德包袱，造就了香港日後的經濟起飛。說回劉以鬯作家的身分，如果說「娛樂大眾的」(popular)，例如劉先生在不同報章的連載小說，是有點兒像香港曾經十分流行的民間愛情或武俠電影，那麼劉氏的「娛樂自己」則是他一部部如今已奉為經典的充滿文學技巧和實驗的作品，我們熟悉的有《酒徒》，《對倒》，《島與半島》，《打錯了》，《香港居》，《吧女》等等。發表於六十年代的《酒徒》更是被認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
劉先生的文字無不體現細緻入微的洞察。如果說人們熟悉的南來知識分子的作品，往往不難發現各種去國懷鄉的痕跡。在這些作品當中，先生鮮有對世人明顯的教化批評，多是以寫實的筆觸刻畫社會現實和人性百態。鮮有傷春悲秋或家仇國恨，而關於城市人的「生存」與「命運」是先生不少作品的母題。《酒徒》裡面的「老劉」彷彿是作家自己的寫照（雖然劉先生並不是好酒之人），懷才不遇只能賣字為生，觥籌交錯意亂情迷中更見世情的荒謬。
如果將作品的五六十年代換成今天，在各行各業，我們還是看到很多的老劉。讀著《香港居》，裡面點題的一句「香港居，大不易」，不得不驚嘆劉先生彷彿有「預言家」的眼睛。幾十年後的香港，住房問題依然「大不易」。面對一個不作為的政府，普羅大眾的安居與樂業豈能是個理所當然？《對倒》和《島與半島》將香港城市和香港人生活點滴化為萬個方塊字。讀著劉先生的文字，如同跟著主人公在城市散步，過著普通市民的每一天。搭巴士，過隧道，走過街角，看著交通燈穿越馬路，在窗前眺望萬家燈火和山的輪廓，也和這個城市裡面認識的不認識的人擦身而過相遇相知。劉先生的寫實性就在於這種「日常」。
導演王家衛從劉先生的作品取得靈感，呈現了《花樣年華》和《2046》。周慕雲和蘇麗珍的霧水情緣，伴隨著的是多少錯過與錯配，人生就是如此。正如劉先生在《島與半島》的自序中說「事實上，人生並不如小說的結構那樣經過安排與編造的…為了加強小說所具的真實度，故意採用簡單的結構，寫一些平凡人的平凡事」。而這些「平凡事」，正正就是構成劉氏的「香港性」，編織了香港的「城市質感」，也紀錄了香港的歷史。
敘述一個地方的歷史，可以很「事件性」(eventful)，例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日軍侵佔三年零八個月，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等等─ 這是「點狀」的歷史。歷史也可以很線型，很日常，數百萬人的日常交織了香港這個城市的質感。戰後的香港，誰能否認，就是由千千萬萬個「老劉」、「淳于白」、「阿杏」和「劉先生一家」每天在默默耕耘。他們度過的每一秒，就是香港歷史的譜寫，是一個個高低不一的音符。而劉先生，就是香港歷史的記譜員。
「我無意寫歷史小說，卻有意給香港歷史加一個註釋... 試圖為歷史加一個『註釋』時，就要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將濃厚的地方色彩塗在歷史性的社會現實上，讓虛構穿上真實的外衣。」（《島與半島》自序）
註1：南來文人大概分了五批來港，分別於戰前和戰時的不同時期。詳見嶺南大學侯桂新博士論文《從香港想像中國——香港南來作家研究(1937-1949) 》
作者是香港人，出生於廣州。曾就讀於廣州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任職於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流行文化，社會運動，身分認同。目前嘗試開拓生命的不同可能性，成為一名教師/研究者／文字工作者/生活體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