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來了，或者說，中國「又」來了。新疆強迫勞動的指控，促成惱羞成怒的中共當局、官方媒體與小粉紅的聯合「撒野」、對香港、台灣頻繁的恫嚇行徑、向國內「中國不吃這一套」的喊話…近年來幾乎是錄影帶倒放一般，惡鄰週而復始地張牙舞爪，想必對住在台灣的人，除了煩不勝煩的厭膩之感外，也有幾分未知的恐懼。
1930年代日本外交代表團合影，中坐者為松岡洋右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說到對這個惡鄰的「理解」，許多人說，中國是新型態的極權主義國家，很難從展演性質強烈的政治手段來研究他們的意圖；也有人說，中國牢牢掌握資訊的控制權，要預測他們往後的行動，猶如瞎猜。誠然作為一個至今仍然運作的極權主義國家，無論想從哪一個途徑來接近，都是難度不小的嘗試。
但綜觀歷史，我們其實不難從過往存在過的極權主義國家，他們所行使過的政策類型來推論，並且給出暫時性的理解。因此筆者想從大日本帝國這樣的「極端國家主義」（Ultranationalism）的國家作為理念型（或者用不那麼學術語言來稱的話，概念工具），用來理解中國近來的作為，以及可能達到與過去的極權主義國家所不曾有的境地。
「忠誠競爭」與「戰狼型治理」
西方服飾企業懷疑進口棉花是中共當局強迫維吾爾人勞動而來，因此終止與中國進口商的合作，之後港台藝人、中國社會開始了如火如荼的出征潮、表態潮與抵制潮。其實背後的涵義不過是在積極的表達效忠，誰看起來最不計代價地表忠，誰就最可能獲得中共當局的青睞，獲得中共當局的青睞意味著中國市場裡的獨佔、特許與庇蔭。
這跟大日本帝國時期，頻繁出征、暴動，處處糾舉誰對天皇「不敬」的右翼法西斯運動—「國體明徵運動」的人士簡直如出一轍，甚至到了後頭還相互較量誰比較忠誠。而這樣蔓延全日本的「忠誠競爭」風潮，其實來自於殖民地人民為了要獲得母國的肯認，藉由拼命學習日語、徹底改為日本的生活方式進而被承認為具備「日本人」身分，來獲得母國平等相待的悲劇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愛國主義運動遍地皆是，為何就屬極權主義國家最為畸形？那是因為在自由民主的國家當中，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暢所欲言可以是一種愛國、肯定集體價值的表現；然而在極權國家當中，掀開中國共產黨「祖國的偉大復興」那樣浮夸的標語之後，內裡除了赤裸裸的鬥爭以外空無一物。實質上既沒有任何偉大的價值可以實踐，剩下來的，不過就是最表面、膚淺的儀式性反應。
中共當局深知這點，於是佐以可能的懲罰來完成這套誅心的「戰狼型治理」，因為比起事後實行鎮壓與社會控制，更好的是被統治者主動揣摩上意。利用虛無來扭曲人性、便於治理，始終是自文革以來中共當局深諳的拿手好戲。
「伸縮自如」的中國人身分
上述所提到的，要求殖民地人民效忠以取得平等身分的歷史事實，凸顯了母國掌握身分且隨狀況適用的解釋權、以及對於殖民地人民的歧視。當時「日本人」這樣的身分，對於殖民地官員來說，除了是自矜的驕傲，也是對殖民人民頤指氣使、魚肉鄉民的利器。當時大日本帝國對於個別殖民地，都有不同套正當化殖民統治的說詞，在沖繩、韓國就說有著同樣的祖先（日琉同祖論、日鮮同祖論）；而對於當時普遍由漢人組成的台灣社會，則用「同文同種」來安撫。
有趣的是，當殖民人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心裡產生「同為日本人卻不被公平對待」的疑惑，反過來跟殖民母國對質時，除了說你「不夠日本」，殖民母國給的理由，也是心底真實的想法，就是「我們比你們文明，你們應當服膺我們的統治」。而且這樣的「文明」，並不是精神上的，而是軍事、經濟等物質上的文明，或者說，「富國強兵」，更粗俗一點說，就是「拳頭比你大顆」、「用錢就能砸死你」，要你臣服。
這樣表面上是「民族大義」，實際上是「財大氣粗」的邏輯構成的身分概念，作為一套統治話語，也活靈活現地應用在中共對於邊陲人民的控制上。要香港作為中國資金流通世界的轉運站時，就強調別於中國的、香港獨有的半自治的自由地位取信於外資；而當香港人追求中國曾經承諾過的自由時，就指責香港人「不夠愛國」，除了祭出國安惡法加以壓制，更要求從此以往必須「愛國者治港」，摧毀香港實質的半自治地位。
一方面把維吾爾人關進「再教育營」、解體維吾爾人的社群、壓制維吾爾人的文化，好讓維吾爾人變成徹底的中國人的同時，也不忘了說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至於台灣，除了已經聽膩的「兩岸一家親」，忘不了的當然還有「留島不留人」。對於中國的擴張意欲，我等不過是「遲來的」中國人，「中國人」身分的本質，就其隨著統治狀況得以恣意解釋來說，說穿了不過是權力擴張、對於他者的宰制慾望，其實卑（劣）之無甚高論。
「從屬型民族主義」的「寬以律己」心理
每當中國因為對內少數民族的壓迫備受國外指責時，除了習以為常的抵賴、「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涉內部事務」以外，如果我們鍥而不捨地追問，他們會理直氣壯地把「百年國恥」抬出來當相罵本。八國聯軍、列強瓜分的過去，成為當今中共牢而不破的統治依據，「不要再被外國列強欺負」的強烈願望，成為了暴戾卻能讓中國富強的中國共產黨有恃無恐的意識形態基礎。然而拿受外國侵略的經驗來正當化對於國內、週遭弱小民族的壓迫，是欠缺自省主體的「從屬型民族主義」的表現。
以前的大日本帝國，之所以能橫徵暴斂、對殖民地人民赤裸裸地歧視與剝削、實施殘酷的戰爭罪行而沒有絲毫的罪疚感，背後就是這樣的意識形態。為了抵抗列強的侵略，一切的惡都被允許了、全部的罪都被赦免了，所有難以卒睹的卑鄙都高尚了起來。
然而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身不幸的遭遇，從來就不是造成他人不幸的藉口。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民族主義註定是偏狹、空洞且無法取信於世人。只有自說自話的苦難，沒有理念與價值的共享和同理心，換言之不能用善的價值來治理，只能誘發人性的至惡來牽制，這也是為何直至今日，中共的統治工具只會剩下鎮壓、離間與監視。
如何突破數位極權主義的圍堵
以上的分析，都是來自於筆者讀畢日本政治學家，丸山真男的弟子石田雄的《記憶與忘卻的政治學》這本鉅細靡遺批判、剖析戰前至戰後日本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巨作而來的反省。私心推薦國內出版社翻譯這本對帝國與極權主義饒富啟發的著作，而這本著作是如此的精闢、廣博而銳利，按道理說會是國內一幫左統派喜聞樂見的佳作—只要他們沒意識到這本書的分析同樣適用於他們「偉大」的祖國。
話說回來，現時的中國雖然沒有大日本帝國時期箝制人民思想的「特高警察」，但取而代之的是更無遠弗屆的高科技監視。除了作為輿論平台的網路實施控制，中國也不忘逆向操作，發動資訊戰與輿論戰。現在台灣也深受其害的假新聞，就是其中的一環。這暗示了我們，現在的中國除了與大日本帝國一樣是極端國家主義之外，它還透過高科技輸出極權的統治手段，可稱之為數位極權主義。透過佔領網路平台與輿論，造成認知上的錯誤，淡化中國充滿威脅的形象、造成民主陣營的分裂。
在這個稱之為「後事實」的時代，如何突破中共數位極權主義的圍堵，其實令人悲觀。因為充斥資訊的時代，人們普遍不以理智，而以情緒來接收訊息，比起無聊的真理，人們更愛煽情與怪誕。清明的判斷、準確地判讀就是不受資訊戰波及的條件，而這需要廣泛的閱讀、有耐心地積累經驗才能達到。
橫亙在我們台灣人面前的課題已如步步進逼的帝國迫在眉睫，然而公民社會的討論與學習仍然需要時間。我們能否逃過此劫、及時突圍？沒有人知道，我們只能用我們的實存、我們的知識與良心，映照人類未曾有過的虛無、荒涼與邪惡。望公義能眷顧我們的命運，向遙遠未來的歷史開展。
作者是總算能出國卻被疫情延誤的、自我意識過剩的悲情京大生。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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