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TVBS採訪哈佛大學國際政治學者Graham Allison，一方面以拜登核心幕僚來稱呼Allison；另一方面則描述Allison強調，拜登很清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台灣這個獨立國家，美國不會承認台灣獨立」這個「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這裡姑且不論「誰有影響力」、「誰是核心幕僚」或甚至「拜登本人對台灣的想法是甚麼」。事實上，因應華盛頓政權換屆，觀察拜登政府相較川普政府對台政策差異時，真正健康的方法，是對兩黨所有相關從業人員的整體態度與實踐風格，做出基本的分析，如此才能產出真正有意義的評論，而不是一方面抓小放大去對各個公文「說文解字」；另一方面又爭執「誰有影響力」這種觀落陰才會知道的問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圖中）。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美國外交近年颳起民粹主義旋風
著有《話語權的世紀角力》（The Ideas Industry）一書的國際政治學者Daniel Drezner就強調，美國近年在外交政策思想上也颳起了一股民粹主義旋風。這種民粹主義以川普為代表，強調常民式的直覺思維與街頭智慧，更是一種帶有反智色彩（反複雜學理知識）的「實用主義」。表現在這種實用性與反智上的特徵，就是川普總統本人「瓷器店裡的公牛」般，以狂發推特、首尾不一，完全不考慮既定國策與既有制度而形成的外交決策風格。
而相較川普本人動輒強調「習近平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又同時祭出貿易戰與科技戰教訓中國，這種商業性格上高度談判性質的「狂人」兩手策略來說；川普的共和黨外交決策團隊從副總統彭斯、國務卿龐培奧再到其他幾位所謂「天啟四騎士」，縱使因為基督教信仰、國家軍事戰略優勢或商業貿易利益，因此聚集於川普對外事務團隊中，但上述幾人基本上不脫小布希政府時代那種精確設定戰略目標，標記敵人為「恐怖分子」與「流氓國家」，並盤點打擊工具，接著明快策動打擊，這種冷戰史權威John Lewis Gaddis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大戰略」思惟。
只是川普團隊這次是將敵人標定為「中國」，使用的不是軍事入侵手段，而是貿易與科技等制裁工具。而川普的民粹風格與其共和黨團隊的大戰略思惟，因此形成了一種在外交政策上「外民粹主義、內新保守主義」的奇異拼裝車。
民主黨柯林頓到歐巴馬時代反對布希時期外交大戰略
有趣的是，相較於共和黨這批習慣於大戰略思惟的新保守主義建制派外交菁英，從柯林頓到歐巴馬時代，民主黨的建制派外交菁英，雖然謹守分際，強調美國對外行動一樣受到國內法制度性的管轄，相較之下，更沒有川普式民粹主義的異想天開，但無論是柯林頓或歐巴馬的對外事務團隊，其實都相當反對所謂「大戰略思惟下」這種「設定戰略目標、盤點工具、剿清敵人」的思惟模式。
《話語權的世紀角力》一書中就強調，相較於小布希團隊各種「志在必得」，因此讓美國陷入了阿富汗與伊拉克兩個代價高昂的災難性戰爭，柯林頓政府更擅長的是各式見招拆招的方案，而歐巴馬團隊更是將歐巴馬本人「別幹蠢事」的說法，做為對外政策的最高行動綱領。
曾任第二屆歐巴馬政府副助理國務卿，主責亞太事務的Michael H. Fuchs，就曾在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期刊撰有’America Doesn’t Need a Grand Strategy’一文，批評所謂的大戰略，通常只是塑造一個危險的敵人，並且讓政府的冒進危險政策看起來更合理而已。面對真實突發事件時不僅沒有參考價值，更是常常讓決策者綁手綁腳。
美國兩大黨實用主義外交政策之異同
如此看來，川普的「民粹實用主義」和民主黨過去的「建制菁英實用主義」其實是有某種奇異的相似性。也就是兩者都不樂見一種高瞻遠矚的「大戰略」模式，更強調隨機應變的實踐智慧。但兩者的最大差別則在於，民主黨的建置菁英大多具法學背景，思維框架受到國內法的形塑、也更受到國際法的約束。所以同樣都是反對大戰略的實用主義，民主黨建置菁英強調依法行政、川普卻是恣意妄為。可一旦自柯林頓到歐巴馬這種菁英實用主義不談大戰略的形象，被川普民粹實用主義給襲奪後，為了總統選舉，兩黨都必須硬著頭皮，當一個「我不是我的我」。
原本擅長大戰略的共和黨建置菁英，只能一路跟著川普向前衝，將「抗中大戰略」戴在川普「民粹實用主義」的紅色MAGA卡車帽下；而後冷戰時代一直走「菁英實用主義」路線的民主黨外交建制派，則在總統選舉品牌區隔的考量下，既要不停地回應各方對民主黨「親中」的質疑，又要凸顯自己並非首鼠兩端沒有核心價值與戰略目標的「機會主義」，所以也只好硬著頭皮違背初衷，提出一個具有體系性、可操作性，在遵守法治原則的情況下，甚至與新保守主義抗中路線的「大戰略」有承先啟後性的對中政策，去包裝拜登團隊自身「柯林頓─歐巴馬式」的「見招拆招」與「別幹蠢事」。
所以，縱使本次美國總統大選的重心不在外交政策的辯論，而是在疫情控制、族群衝突與國內經濟，但觀察川拜兩台外交政策拼裝車競速的過程，我們仍能看到後冷戰美國外交政策圈的不同風格，共和黨建制菁英較勇猛果敢，強調美國優先、對美國人負責才是重點，更偏好籌畫執行大戰略；相對的，民主黨建制菁英則有較強的律師性格，受到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法治因素制約，偏好用既有的規則網絡，小心謹慎摸著石頭過河的且戰且走，在不同的情境裡端出不同的想法，執行不同的任務就設定不同的戰術，也更在意戰術目標的達成而非戰略目標的設定。
美國抗中基本架構難以被修正
在這裡我們不談所謂「抗中已是兩黨共識」或「拜登核心幕僚支不支持抗中」這些可能真的要「觀落陰」才會知道答案的問題。我們現在應該問的反而是，如今MAGA帽的王冕雖已被摘，但共和黨建制菁英在川普任內籌畫的「抗中大戰略」，在民主黨建制菁英貌似積極承先啟後，實則亦步亦趨見招拆招的情況下，有沒有政策延續性或甚至會被推翻？
從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到國安會印太協調官坎貝爾與國安會中國與亞洲事務主任羅森伯格這些拜登團隊對中政策的執行者，他們在川普任期內代表各大智庫於外交領域相關期刊撰寫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其中，有採取新的地緣經濟策略以避免中國繼續當自由貿易的搭便車者、也有討論如何制度化的與中國競爭、更有深度分析中國假新聞資訊戰對世界的影響。這些學術論文或許我們無法直接把它們當作拜登團隊實際執政的政策綱領。畢竟正如同前面所推論的，民主黨建制菁英有實用主義見招拆招的慣性。甚至對他們來說，接近「大戰略」設定的「政策綱領」通常亦是大而無當，甚至容易將美國的對外行動帶入魯莽與危險的境地。
但從後冷戰的美國外交史我們可以看到，第一任歐巴馬政府對外政策延續或曰收拾的，其實是小布希「全球反恐戰爭」劍指的中東心臟地帶。正因為如此，所以以「擊殺賓拉登」或「伊朗核子協議」會被視為歐巴馬時代重要的外交里程碑；而在歐巴馬第二任期時，由國務卿希拉蕊推進所謂的「重返亞太」，也只是針對2014以降，習近平掌權後，中國對周邊國家尤其南海問題逐步強勢而有的「膝反射」而已。所以真正說起來，歐巴馬時期的美國，不僅沒有真正從中東脫身，兩任下來，反而讓川普逮住話柄，批評歐巴馬帶了更多的軍隊進入中東、且在中東留下了更多的混亂。
同理，拜登團隊對中政策的重點人物大多曾在歐巴馬團隊中任職，人的立場可能會變，但處理事情的態度跟思維邏輯卻很難在成形之後有飛躍性的修正。這使得「抗中是兩黨共識」與「拜登核心幕僚是否抗中」這兩個問題雖不可得知，但民主黨建制派菁英大體上「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心態與對國內法和國際法治體系約束的謹慎，都將導致川普時代已然成形的「抗中大戰略」，不大可能有根本性的更動，而是在民主黨的制度偏好下持續扎根，在考量美國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在對中關係裡同時維持對台的既有承諾，藉此極大化任何可以牽制中國的有利因素。
台灣應有的生存之道
所以台灣此時能做的是，與其擔心一群「實用主義者」出賣台灣，不如讓精英實用主義者如民主黨的建制派執政團隊，認識到出賣台灣要付出的代價是難以承受的，或甚至台灣本身可以在這波全球晶片產能稀缺的狀態下，提出這像晶片一樣或甚至超越晶片以外「讓人無法拒絕的條件」，這才是台灣應當有的生存之道。
作者為壞年冬裡最不具價值的蟑螂般七年級社會科學學徒。18歲以前為自我感覺良好的天龍國人。此後十餘載，輾轉奔波於台北、嘉義、高雄、金門與英國。去國懷鄉，希望能通過世界尋找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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