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吉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為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公司（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首席全球策略師和新興市場股票團隊的負責人。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Ruchir Sharma是個與眾不同的投資銀行家。除了領導摩根士丹利的新興市場股票投資團隊，他也不時在媒體上撰寫文章或是參加智庫的座談會分析世界政經情勢，也常和政治學博士出身的CNN評論員Fareed Zakaria長談世界大事。
和一般投資銀行家只著重金融面的訊息不同，他的文章或是專書往往充斥著對各國政經大事的評析，並試圖從中歸納出一些預測國家經濟榮枯的法則，從他最近兩本專書的書名便可看出端倪，分別是今年剛出版的The 10 Rules of Successful Nations和2016出版的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Forces of Change in a Post- Crisis World。而他上一本書的名稱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更隱約和兩本社會科學的重量級著作別苗頭之義。
分別是史學家Paul Kennedy所寫的國際關係史巨作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和經濟學家Mancur Olson所寫的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這兩本書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國家是如何在興盛、衰敗中起伏，前者是從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軍事擴張是否能步調一致著手，後者則是看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長期是否趨於僵化。Ruchir Sharma則是另闢蹊徑，透過綜觀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並實際走訪他有興趣的國家來作出興衰的判斷。
但綜觀他這十年來所寫的文字，除了美國和他的母國印度，他不會只單獨討論一個國家，也較少提到超越國家層次的國際政治衝突，但這兩點都在他上周於《紐約時報》發表的短篇評論文章〈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台灣〉中被打破了！為什麼這樣一個和世界各國政要交好（他在2014年曾來台和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見面）、有強大的研究團隊並對主要國家政經金融情勢瞭若指掌的投行明星會特別把台灣挑出來強調便是本文要探討的主題。
在討論Ruchir Sharma點出台灣重要性的文章前，有必要先對他之前著作的主要論點做個簡單的回顧。在他2012年的書Breakout Nations中，他提醒讀者對新興國家前一個十年高速成長的樂觀情緒是不可靠的，因為新興國家的成長源頭是由境外寬鬆的資金所推動。而他的投行同業高盛在本世紀初發表的金磚四國報告對這四個新興經濟體（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共）所作的各種大膽預測更和後來的實際發展多不符合。他透過對新興市場的全面性掃視後選出了以下幾個比較有希望脫穎而出的國家：捷克、土耳其、波蘭、中共、印尼、菲律賓、斯里蘭卡、奈及利亞。對照後來的實際情況，除了奈及利亞始終沒有亮麗的經濟成長、印尼的成長幅度在親民總統Jokowi主政下不如預期外，其他各國的確成為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亮點。
在第一次預測大體成功後，他在2016的書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中進一步歸納出最可能穩步崛起的國家有如下的特色：剛從危機中復原，不再是全球市場與媒體關注焦點，同時剛選出一個以改革為職志的民主領袖的國家。那個領導人將創造足以吸引高生產力投資的商業條件。另一方面，他又歸納出：當一個國家開始流於安逸，民間企業和個人開始增加債務去購買無謂的奢侈品時，代表它的經濟榮景即將結束。因為這段期間的鋪張浪費將導致國家無力償還外債，國內億萬富翁和其他人的差距擴大，鄉村及國家首都之間的差距也會擴大，最後激起換掉舊有老政權的強烈政治後座力，在那之後，整個周期又會重新開始。
此外在本書的第九章「債務之吻」中，他也特別仔細討論中共的情況，並從150個國家從1960年開始的資料研究中挑出30個最嚴重的五年期信用熱潮進行研究，發現若民間信用比率增加幅度觸及40%的門檻後，有18個案例都出現在接下來的五年中爆發金融危機。從中共的具體情況和比較研究的角度，他在書中對中共經濟的前景提出了警語，也暗示有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以截至今年為止的中共經濟具體情況來看，他的預測算是對了一半，中共的經濟成長從2017年開始逐漸下滑，到了2019年已經跌到6.1%，但中共靠極為嚴格的資金管制防止了外匯危機和金融風暴的發生，則是Ruchir Sharma沒有料到的。
除了這兩本重要著作外，他在今年《外交事務》雙月刊的5/6月號也發表了一篇論點相當特別的文章〈The Comback Nation: U.S.: U.S. Economic Supremacy Has Repeatedly Proved Declinists Wrong〉，文中強調和眾多認為美國持續衰落，中共即將趕上的論點相反，美國事實上在經濟、金融上都重登高峰，輔以年輕的人口、開放的移民政策和湧入矽谷的投資。因此剩下的挑戰只是能否有效處理疫情。
由以上這些Ruchir Sharma很深刻但又不是從學術界出發的觀察來分析當前的新冷戰就會得出和主流的觀點很不同的分析：（1）主流分析美中對抗的觀點喜歡援引所謂的修斯底德陷阱，認為這是崛起的中共和霸主美國必然發生的對抗，但從他的觀點來看，中共的實力是在往下掉的，反之美國是回升到類似1980年代的高峰，所以對抗的起因絕不是兩強相爭。
（2）從他歸納出的國家興衰法則可以推論出：習近平身為在這一個十年初期新上台（雖非民選）的領導人，和其他不受矚目默默改革改變經商環境的成功者不同，他是背負各種期望和矚目，但連親中的澳洲前總理陸克文都在剛舉行的研討會中指出習上任後所有改革都停頓，公私部門的大舉借貸一直要到2017才開始被習下令整頓（在貿易戰的惡果顯現後又開始靠放鬆信貸維繫成長）。
面對經濟成長下滑、內部問題不斷累積的背景下，習對於任何政權穩定的挑戰如新疆、香港、中印邊境衝突、台灣和貿易戰等議題都只能採取高壓手段應對，如此曝露出的各種醜態給了美國對華鷹派的強硬政策主張更多的正當性，於是才有更多制裁中共的手段出爐，而不是什麼國際體系的結構因素使然造成美中衝突升高。
而在這場不斷升高的衝突中，最能徹底削弱中共實力的王牌就是對中共實行關鍵技術的封鎖，因為當前的對抗和前一波美蘇冷戰最大的不同在於美國、中共的經濟存在高度的互賴，但仔細檢視其內涵會很容易看出是很不對等的互賴，美國擁有眾多中共無法自己研發出的關鍵技術，因此只要開始拉下科技鐵幕，讓已經露出疲態的中共經濟無法靠吸收、模仿、竊取以美國為主的外來技術來進行產業升級重獲成長動力，那麼美國就在這場對抗中擁有強大的優勢。
上述這些背景因素雖然Ruchir Sharma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沒有明說，但很可能就是讓他把台灣稱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的主因。此外如他文章所言，台灣發展出的獨特晶圓代工模式讓台積電沒有和美國科技大廠直接競爭的問題，加上美國本土缺乏足夠的晶圓廠，所以身為美國非正式的可靠盟友，台灣在這條對美中對抗至為關鍵的供應鏈上，會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換言之，一向依靠解讀各種數據、閱讀各種分析報告並實地走訪各國、拜訪該國政經領袖的Ruchir Sharma這次完全從另一個角度向世人昭告有一個新星要在國際舞台上崛起，那就是在上一個世紀也有過輝煌成就的台灣，而這次台灣是處於美中新冷戰的前緣，不只是地理上，在科技戰場上亦然。那被頂尖政經分析師在國際媒體上點名的台灣，政府要如何把握，利用眼前國際政經格局大變的良機，讓台灣內部經濟體質更健全，對外也逐步突破長期孤立的處境，就看蔡總統的智慧了。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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