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雄（圖左）與鄭自才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首先，要感謝蔡瑞月舞蹈社，在今年的國際舞蹈節之前，安排這場活動。對我來講，跟蔡瑞月這三個字連在一起，一直是很大的榮幸。綠島新生訓導處遺址有一個海邊的山洞，是蔡老師被關在那裡的時候常和難友去的地方。每次去綠島，我都會去那個山洞，靜靜坐上半小時，沉思她的生平、受難和她所留下的像國際舞蹈節這麼充滿生命活力的遺產。
今年碰巧是四二四刺蔣的五十周年。1970年是讓蔣家獨裁政權震驚連連的一年。一月彭明敏先生在國際人士的協助下逃出台灣。彭先生因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被判八年，但蔣介石在國際壓力下不得不特赦他。在嚴密的監視下，他居然成功出逃。接著在二月，牽涉台獨人士、警衛連連長士兵和原住民青年的泰源監獄事件，也爆發了。然後四月二十四日在美國又有了刺蔣事件。
我是一九六四年去美國留學的，在匹茲堡大學一年後，一九六五年轉學到康奈爾大學。碰上的又正好是有名的「六十年代」，到處是以年輕人為主的政治社會文化反抗運動，不只「在美國」，西歐，連共產世界也有，例如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舉兩個結果，在一九六八年的運動高峰，連美國的詹森總統也不得不放棄連任，法國總統戴髙樂還被學生和工人逼得離開巴黎。
我從小就不是乖孩子，尤其討厭國民黨的制式教育，初中就讀了三家工業職業學校，記過、退學、留級都經歷過，高中才就讀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學。在竹中，我們那班是愛搗蛋的「狂吹班」。大學和研究所也不是很乖，例如和謝聰敏、魏廷朝是好朋友。人一到美國，簡直如魚得水，參與和觀察各種運動變成最重要的課外活動。我讀的是社會學，又喜愛人類學，擁參與觀察越多，甚至成為我的課程論文和學期論文的主題：民權運動、第二波婦女解放運動、反越戰運動、新左運動、反核武運動、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生態運動、某些第三世界國家流亡人士的民族解放運動……
我一到美國就加入海外台獨運動，但參與的程度不高。因為我給自己的任務是吸取各種運動經驗，以備在海外和「將來」回國後使用。這個「將來」因為刺蔣後流亡海外而晚了二十五年，但很多人都知道，一九九六年偷渡回國後二十幾年，我一直從事人權和其他社會運動，即使第一次政黨輪替時為了幫助阿扁推動「人權立國」的政策和立法，戴過幾年國策顧問的帽子，但二○○五年謝長廷內閣計劃搜集全民指紋建檔，我發起全民拒按指紋運動，和一群公民社會團體施壓，讓案子一路打到大法官的憲法法庭，釋字第六○三號釋憲把它擋下後，我就脫帽辭職了。這也是一種社會運動策略的運用。
回頭再談一件和一個和刺蔣前的心路歷程有關的事。我參與觀察的反越戰運動裡有一個叫「關懷亞洲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是由不滿「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保守，而由一群研究生和年輕教授學者組成。我們討論研究的範圍很廣，包括美國和中國關係的可能演變。例如毛澤東大批「蘇修」，中國和蘇聯不合，美國何時會如何利用以分裂共產集團？尼克森一九六七在《外交關係》雜誌寫了一篇〈越戰後的亞洲〉，提到應該讓中國回到「國際大家庭」，背後隱然有一個「聯中制蘇」以及美國脫出越戰泥沼時有牌可用的策略。
兩年後，一九六九年尼克森就任總統了，他會怎樣運用這個策略呢？其他人比較關心的是越戰，我最關心的卻是「聯中制蘇」對蔣家政權的衝擊。美國應該不會放棄台灣這顆位居第一島鏈關鍵位置的戰略棋子，蔣政權只會被貶值降級。我們台灣人的問題是如何趁機進一步打擊弱化蔣政權。
尼克森是一定會出手的，只是開始的時候，動作一定是在幕後進行，邀請蔣經國來美國訪問也許就是動作之一，我們只能猜。小蔣訪美的消息傳出來後，很多人開始討論暗殺他的可能。那時不少留美的台灣人還放不下知識分子的身分，有人主張僱用黑道，甚至黑人;有人主張使用長距離狙擊步槍；台獨聯盟甚至派人到巴西的台灣移民中尋找人選。我的「從頭說起」的戰略思考被不少人認為太「學術」，我也學會了少提。
我的基本想法是這樣的。美國一向把台灣當做她在亞洲的戰略棋子，即使「聯中制蘇」，也不會放棄台灣的各種用途，例如用來做和北京討價還價的籌碼。身處美中兩大帝國強權之間，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斷和做法。
譬如說，即使「聯中制蘇」，美國一定不會樂見台灣人有甚麼動作，無論如何蔣家還是擁有數十萬大軍、緊緊掌控台灣的反共政權。但是刺殺蔣經國這件事，如果一切順利，卻是美國這個全球第一強權也擋不了的。其次，這次暗殺當然要由一個多少有代表性的一般台灣人自己來做，才能有效的向國際傳達台灣人民反對獨裁專政、追求民主和獨立的理想和願望；從策略上講，也就是擴大它的國際宣傳的意義和效果，何況在美國紐約發生，消息保證不會被封鎖，保證是國際注目的新聞。
此外，如果刺殺成功，蔣介石的既定接辦人不在了，國民黨內部的接班內鬥勢必重新來過。這會不會給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某些可能性？
因為有這些思考，當妹夫鄭自才邀我參加刺蔣計劃時，我毫不猶豫的一口答應。和前面提到的不少我熟悉的運動組織相比，當時的台獨聯盟還有待加強。為了保護聯盟，為了不拖累聯盟，我們只有一個四人小組：我妹妹晴美、妹夫鄭自才、賴文雄和我。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那天我們行動了。
地點在紐約中央公園旁邊的廣場旅館，那天小蔣要在那裡對一個工商協會發表演說。為了避免傷害前面說過的刺蔣的國際政治意義，負責開槍的我選擇盡量接近小蔣，以免傷到無辜的人。那天小蔣的護衛可以說是相當鬆懈，我很容易的靠近正要進旅館入口旋轉門的蔣經國。可惜我舉手開槍時，一個紐約市警官飛身跳過來，托起我開槍的手，只在旋轉門的玻璃上留下一個彈孔。今年國際舞蹈節的手冊裡有第二天《紐約時報》頭版頭條的英中文對照稿。為了搶趕頭條，紐時難免有所遺漏，卻是各報中相對詳細的。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我就不再多說。
刺蔣雖然失敗，它對蔣政權有甚麼影響？我自己的看法是，它對蔣政權應該是一個警告：他們不能不修改他們那白色恐怖式的少數統治。但對當時的我來說，他們會不會真做？何時開始？做多少？都還是未知數。因此，在這裡，我們必須也看看一九七○年的刺蔣次年一九七一年發生的一件事：所謂中華民國的被趕出聯合國。
我們都知道，美國的尼克森政府並沒有盡全力阻擋，聯合國最後投票的時間是十月二十五日，很諷刺的，正好是國民黨所謂的台灣「光復節」，可是之前七月季辛吉已經秘密訪問北京了。這背後有多少拿台灣做籌碼的交易？聯合國事件後，台灣還是繼續被當棋子籌碼。一九七八年底美國宣布和中國建交，同台灣斷交之後，還是脫不了棋子的角色，一直到今天。
至少在尼克森上台後，蔣政權當時也應該不是不知道尼克森有「聯中制蘇」的可能，所以小蔣訪美雖然備受禮遇，恐怕是咬牙接受這種不明言的事先安撫的。失去聯合國的席位和美國大老板的支持帶來蔣政權統治正當性的危機，一九七○年代後半，政治性的群眾運動出現了。八十年代社會運動也隨著興起; 我回國擔任過理事長的台灣人權促進會就創立於一九八四年。在這種越來越廣大的人民壓力下，蔣政權不得不開始政治學上所講的「自由化」，用白話講約略是鬆綁。
真正的民主化，還要等蔣經國這個強人去世，他所佈置的看門人不夠團結，讓李登輝找到機會後，才開始有實質。這場所謂「寧靜革命」，雖然不是沒有成就，還是有不少「分期付款」的方式所遺留的不少問題。人權、民主、法治不是某種特定的地方，好像到站就可以下車了。我們必須像謝銘祐的〈路〉那首歌，「一步、一步」，向前鞏固，向前深化。
從這個比較宏觀、比較長期的觀點來看，半世紀前的刺蔣所走的不過是比較早走的一小步而已。大家一路聽下來，應該會相信這絕對不是自我謙虛的話。
最後，請讓我講一段今天我最想講的話。
主要因為台灣位居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台灣長期被夾在中美兩大帝國強權間的夾縫中。一邊是中國，它把併吞台灣視為「天」然的權利和利益，連「留島不留人」都有人說得出口，最近更天天派軍機來騷擾，這裡不多說。
另一邊是美國，它把台灣視為「被保護國」（protectorate），隨它的地緣政治利益，把台灣當棋子耍。這兩者合一，又讓我們在國際上備受孤立。時日一久，這種活在夾縫中的經驗難免讓人覺得這幾乎是一種命運，很多人甚至習慣了。
以川普為例，他的確做了些台灣人叫好的事，例如軍售等等。但是，大家記得嗎？他也曾經拿他的總統大書桌和筆尖相比，把台灣比做小小的筆尖。以他善變的商人性格，如果2025年重回白宮，你相信他就不會拿台灣做不同的用途嗎？
正因為如此，台灣人民和政府必須更隨時隨地，不分機會寬窄和縫隙大小，想辦法鍛練自己，想辦法加強台灣的主體性和主體意識。這話有些抽象，讓我以個人的經驗，從小到大，講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半世紀的刺蔣。前面說過，尼克森的「聯中制蘇」對蔣政權是一個打擊，我們就順水推舟，打蛇隨棍上，順手刺蔣。另一方面，法治的考慮之外，美國政府邀小蔣訪美極可能有事先安撫的計算，不會樂見台灣人有類似刺蔣的動作，我們就偏偏以美方不可能預知預防的祕密小組的方式進行，同時出兩口氣：這麼多年來誰叫你們放任以白色恐怖進行少數統治的蔣家「自由中國」，所謂自由陣營裡的「自由中國」？
此外，我和鄭自才被捕後的保釋金不低，但留美的台灣人很快籌足，連有些外省人也捐。根據稍早提到的那個「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在華府的內線，國民黨向美國國務院抗議我們的保釋時，還反而被提醒KMT要注意這場台灣「布衣」精英的小「民調」。
第二個例子是稍早提過的擋下謝長廷內閣的「全民指紋建檔計劃」。保護人權之外，打這個案子還有一個國際背景的考慮。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美國政府開始在全球推動防恐措施，其中一個就是全民指紋建檔。美國自己想做，但風聲一出，馬上在社會激烈反對下收手。進步國家如歐盟都反對、拒絕，只有威權或有威權傾向的國家借機追隨或討好美國。
台灣則是有建檔設備廠商、常務官員和藍綠立委遊說，內政部政務官和行政院就接受了，但沒有全民指紋建檔對台美關係有甚麼不良後果麼？沒有。親美本來應該是策略、戰略，不能日久變成習慣，甚至在國家體制內「常務化」了。這是主體性和自主意識不足的病徵之一，藍綠執政時都可以找到不少這類的例子。
第三個例子。這次武漢肺炎台灣處理的很出色，獲得全球的讚許和敬佩，也讓國人非常自傲。這使我想起，上次SARS襲擊台灣的時候，我看到外文刊物引用專家說，如果人類不好好處理氣候和生態問題，這類病毒必然接二連三而來。那時政府編了五百億預算，用於研究的不到十分之一。
我開始想，假設我們撥出更大的比例或另一個特別預算，結合國內和國際研究團隊擴大研究，並且宣佈研究出來的試劑和解藥將免費或低價提供GDP低於某一水平的國家。這會不會是一個人道和政治利益兼具的可欲方向？
我曾戴著國策顧問的帽子向政府提過這個想法，但大概是因我不是病毒專家，沒有結果。但我們大家一起來想像一下：細節雖然還可以再討論，但如果當年往這個方向努力，在這次疫情裡，我們在試劑和疫苗的開發上，會不會有較好的領先機率？讓國際社會在敬佩之外機會開省思其他有關台灣的問題，例如為甚麼這樣的一個國家也進不了聯合國？這會不會比傳統的外交和國際公關更有道德人道意涵？更有效？更長效？更讓國人自傲？
因為向政府建議沒有結果，2OO4年我曾經因此在《新新聞》的專欄寫過一篇〈台灣的對外策略：是做不到？還是沒想到？〉，提出這個和其他例子，並討論向這個方向努力的相關考慮。這篇也收在這屆國際舞蹈節的手冊裡，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我己經講得有點太長了，其他就不多說。
Nylon鄭南榕曾經說「我們是好國好民」，我紀念他的一篇文章也因此以〈為了建設和衛護一個泱泱小國〉為題，其實台灣雖小也並不是真的那甚麼小，綜合國力應該可以排在全球第二、三十名，只是像吳叡人最常說的，我們不幸不得不活在兩大帝國的夾縫裡，唯一的一條路是鍛練自己尋縫覓隙的開路能力。像謝銘祐的歌〈路〉，我們就一起發揮想像力和意志力，「蹽溪過嶺」、「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吧。
就說到這裡。多謝蔡瑞月舞蹈社，多謝大家。
註：本文係應蔡瑞月國際舞蹈節前之「刺蔣五十周年紀念會」之演講稿
作者為刺蔣案當事人，台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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