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事業──潘佩珠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越南的抵抗運動產生了很大的轉變，比之前變得更加複雜。越南的民族主義者認為若只是推翻法國的殖民統治，並沒有辦法使越南重生並得到發展。事實上，反抗法國統治，反而有可能讓越南古老封建的王朝政治捲土重來。
雖然在法軍近代化的裝備面前，由知識分子率領、抵抗法國的游擊勤王運動並無用武之地，但在抵抗過程中卻催生出了兩個新的行動。
其一是，從對抗法國統治的游擊戰轉變為組織鬥爭，從地區性的抗爭發展為高舉民族獨立大旗的國民鬥爭。我們還可以將這個新的運動劃分為兩個集團：一個是把越南國內的抵抗運動成員集結在一起，繼續從事武裝抗爭；另一個則是期待得到國際社會的奧援，藉此進行武裝抗爭。
其二是，反法抵抗運動逐漸將矛頭指向阮朝。雖然在阮朝的歷代皇帝中，像明命、嗣德、咸宜、成泰和維新等諸帝都是堅定的反法分子，他們無不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來推翻法國的統治；然而，順化朝廷裡的官員們，卻對越南社會正面臨的殘酷現狀視而不見，反而狐假虎威，利用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府的權力，在徵稅或處理土地紛爭等事項上，對鄉民索求賄賂，藉此中飽私囊。和君主制度綁在一起的宮廷官僚、甚至是地方官吏，其深入骨髓的腐敗，讓以農民為首的所有階層都苦於他們的剝削。可以這麼說，法國的殖民支配，其實就是順化朝廷的官員在背後撐腰。
阮朝經常被認為是中國王朝的拷貝版，它還是越南歷代王朝中，最執著於模仿中國統治機構的政權。就算順化朝廷的官員們已身在法國殖民統治的組織之下，他們依然對歐洲文明沒有任何興趣，也不曾有過吸收歐洲近代文明的念頭。就算越南輕易地被法國征服了，他們在意的始終只有自己的地位。法國的統治像一面照妖鏡，讓越南統治階級的腐舊本質暴露無遺。
在反法勢力中，有一派認為應該要先吸收歐洲文明，然後再「以夷制夷」；另一派走的則是建構一個協調雙方的體制。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中部地區出身的潘佩珠和胡志明躍上歷史舞台，成為反法運動重大的轉捩點。他們兩位都以民族革命為主軸來展開革命運動。一直以來，奉胡志明為領袖的越南共產黨始終堅持「潘佩珠是勤王運動的提倡者，而非革命家」，但近期重新審視歷史，他們也改口說「潘佩珠是推動民族民主革命的優秀領導人物」。
雖然潘、胡二人都出身自中部，彼此也很熟識，但日後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儘管如此，兩人確實都是越南現代史中的傑出人物。另外，還有一位名叫潘周楨的人物，他傾向和法國採取協調路線，主要著重於越南人的意識改革。而阮太學為了推行穩健的社會改革，進而創立了越南國民黨，卻在總督府的鎮壓下轉為武裝抗爭，最後因行動失敗而遭到處決。
獨裁總督──保羅・杜美
一八八七年十月十七日，根據法國總統的命令，印度支那全境交由總督來管理，並且在殖民大臣之下，設立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府。法屬印度支那的領土範圍由交趾支那（直轄殖民地）和三個保護國──東京、安南、柬埔寨組成，各地以「邦」來稱呼。一八九三年，寮國保護國也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從此之後，法屬印度支那便由五個邦所構成。一九〇〇年，法國從中國手中奪得廣州灣，並且將其劃在法屬印度支那總督的管理下。至此，越南的軍事、警察、財政、公共事業、郵政、農業、公共衛生和貿易等所有重要領域的權力，都掌握在法國手中。
關於法國以武力入侵越南的過程，前面的章節已詳加敘述。法國占領南部交趾支那時，仍是由軍方進行統治。然而，因為首任統監——海軍上將查納（Léonard Charner）疏於政事，加上越南官員們的逃亡，以及租稅名簿和公家文件的散逸，都讓治理變得極為困難。
待格蘭迪埃上將掌權後，總算才讓法國的「統治」開始有了樣子。在格蘭迪埃五年的任期內，他完成了徵收租稅、編列預算、擬定公共事業計畫和建立翻譯學校等政績。黎眉是第一位文人出身的文官統監，雖然他召集法國人和越南的名人、儒士等，組成了交趾支那殖民地評議會，但這個評議會其實只是一個隨意進行稅金分配的機構。一八八六年，保羅．伯特（Paul Bert）被任命為安南和東京地區的理事長官，他認為與其採用強硬的同化政策，倒不如讓越南人來替法國做事才是上策。於是，他讓順化朝廷的王權在安南復活，由法國殖民當局進行間接統治。接著，他派遣欽差大臣到東京地區，將安南和東京兩地巧妙地分而治之。雖然伯特的治理方法受到後世研究殖民地時代的學者普遍好評，但真正的情況是，越南官員遭到敵視，保護領逐漸法國化，而且此舉反倒更進一步強化了法國對越南的直接統治。
起初，法國設立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府的目的，是希望能鎮壓逐漸激化的反法抗爭，但拉尼桑（Lanessan）上位後，卻推翻了伯特的作法，承認順化朝廷對東京的宗主權，而且質疑交趾支那這個直轄殖民地適用法國《民法》的合理性。拉尼桑最為人所知的是他推動的工程建設，他在任內鋪設了三百五十公里的鐵路。此外，他還試圖增加租稅和關稅收入。然而，拉尼桑推動建設的真正目的是，方便法國從事軍事部署，以及更有效率地發展殖民地經濟。因此，法國金融機構為拉尼桑的計畫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一八九七年，保羅・杜美（Paul Doumer）當上總督後，著手推行強硬的同化政策，以及法國本位的殖民地政策。為了治理法屬印度支那，杜美先是編列預算，接著進行增稅。他將人頭稅從零點五銀元（piastre）增加到二點五銀元，土地稅從一銀元上升到一點五銀元。此外，杜美還徵收間接稅，並且在一八九九年剝奪了越南皇帝和柬埔寨國王的權力。原本由順化朝廷徵收的酒類、鴉片和鹽的專賣收益，現在全部改由殖民地總督府接收，順化朝廷也不再提供薪水給官員們。東京的欽差大臣一職遭到廢止，東京和安南改由總督的代理人──理事長官進行直接統治。
法軍由法國人、非洲人和其他外籍部隊所組成，但殖民政府在越南各省也成立了越南人的部隊。順化朝廷被指派平定反法運動，這讓越南民族不得不進行自相殘殺的殘酷鬥爭。
總督府會議是總督的諮詢機關，它由：（一）官吏議員、（二）官吏以外的議員所組成，他們在會議中會討論財政問題，決定總督府和各邦的預算，以及承認課稅及徵收的方式。另外，在總督之下，還設有法屬印度支那財政經濟高等會議，該會議由四十名各邦人士（法國人二十二人，其他民族十八人），以及十一位由總督指定的議員（法國六人，其他民族五人）組成，接受總督諮詢關於總督府預算和公共事業計畫的事宜。除此之外，他們還要對財政經濟問題、間接稅、設立租稅、發行公債等事情做出決定。因為能加入這些議會的各民族代表，都是由法國當局精挑細選出來的地主、商業和資本家，以及法國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因此他們絕對不會反抗法國，越南人則揶揄他們是所謂的「Yes Man」。
推行「國語」
為了強化法國對殖民地的統治，印度支那總督府採用了將漢字羅馬拼音（拉丁）化的政策。其實，早在一八六二年，作為直轄殖民地的交趾支那地區就已經採行羅馬拼音化的「國語」了。當這個政策執行之後，很快就滲透到不同地區的各個階層中。一八九六年，用來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中，已經有一部分題目是用國語來出題了。而且從一九〇三年起，法文文章也成為學校教育中的必修科目。科舉這個歷史悠久的制度，在東京維持到一九一五年，在安南則持續到一九一六年為止。
法國對越南教育制度的見解如下：「越南把傳統教育的基礎放在學習文字和歷史（中國史）上，因此越南人並不了解自己的事情，也欠缺科學知識的素養，這讓他們無法適應近代生活。因此，在加入法國的教育後，先要廢止過去的考試制度和傳統教育，然後創立新式的法屬印度支那教育制度。」雖然法國在越南設立大學，表面看起來也對教育制度進行了整飭，但如果進一步來看的話，授課內容中主要是在學習法國的東西，而非越南自己的文化和歷史。不過，當時的風氣比較傾向學習歐洲文學，而非研究越南的歷史或語言倒也是事實。整體來看，法國推動殖民地教育的目的，並不是以提高法屬印度支那地區的教育水準為目的，他們對此也不感興趣。
另外，法國在法屬印度支那也開設了許多不同的研究機構，例如巴斯德研究院（Institut Pasteur），就是活躍於研究熱帶風土病領域的重要機構；氣象研究所則透過蒐集氣象觀測的資料，來預報颱風的相關訊息；法屬印度支那海洋研究所的研究領域則在魚類和漁業上。一八九八年，法國政府在西貢成立了法國遠東學院（French School of the Far East），之後將其遷移到河內。這個機構是從事法屬印度支那和遠東地區眾多民族的歷史、風俗、語言、美術和文學，以及和民族文化相關的所有領域的核心研究機構。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後半，該機構仍在越南起到它的功能，之後才轉移到巴黎。法國遠東學院在修復、保存吳哥窟遺跡的工作上，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至於地質地理研究所和森林研究所等，則是法國為了從事資源開發所設立的機構。雖然地質地理研究所主要從事印度支那的地質和礦物調查，但其目的是為了開發礦山，而農業研究所則把焦點放在農業和林業的開發上。
杜美的苛稅
一九〇二年，杜美把間接稅的徵收權也收為殖民政府所有，他把酒類的生產和販賣，交由法國公司楓丹（Fontaine）做獨家生意。此外，杜美政府還強迫越南人要購買酒類飲料，每個村莊依人口多寡，會分配到不同的消費量；他還禁止越南家庭私自釀酒，一旦被發現違反規定，就會判刑入獄或財產充公，罰則相當嚴厲。楓丹公司投入了三百五十萬法郎的資本，每年獲利達兩至三百萬法郎。一九〇二年，一公升的酒精類飲料只要五到六分錢，但到了一九〇六年，卻漲為二十九分錢，這讓獨占專賣權利的法國企業賺得盆滿缽滿。
酒原本是各個越南家庭自己釀製的，村裡每戶人家都可以自由地釀造濁酒。這項工作通常由家庭主婦來負責，每到逢年過節，村民都會飲用這些私釀酒來大肆慶祝一番。總督府禁止家庭私自釀酒的命令，破壞了越南生活文化的核心，也引來了越南人的激烈不滿。
總督府也把鹽歸為專賣事業。政府從小規模的生產者那裡買入鹽，然後以高價出售。自從杜美於一八九七年把專賣權掌控在殖民政府手中，十年後，鹽價竟漲為原先的五倍，讓越南人民苦不堪言。
除了鹽和酒，鴉片專賣也為殖民政府賺進大把鈔票。從一八九六到九九年，鴉片從一公斤四十五銀元（一法國銀元相當於十法郎）暴漲為七十七銀元。一九○二年杜美卸任時，鴉片收入較他上任時成長了一倍，來到了一千五百萬法郎。一九〇七年，越南的鴉片吸食者人口約為二十一萬人，這個數字是越南在成為法國殖民地之前、國內鴉片吸食者人口的兩至三倍。
杜美透過酒、鴉片和鹽的專賣，讓總督府的收入從一八九九年的八百萬銀元，成長到一九〇三年的一千零四十萬銀元，接著在一九一一年攀升到一千兩百萬銀元。光從數字就可以得知，總督府有多麼依賴這項專賣制度了。
靠著這些從印度支那地區吸取的民脂民膏，法國的官員和軍隊規模也在一九一〇年達到了五千人之眾，這個數字和在印度的英國官員人數已經不相上下。法國為了維持自身的殖民統治，根本不在乎是否強制執行違反人性的政策。
長期觀察法國殖民地政策的日本政府，對杜美的作法讚譽有加。杜美上任之前，法屬印度支那的預算呈現龐大的赤字。但在調高稅率和徵收間接稅後，一八九八年，法屬印度支那已有盈餘四百萬銀元。杜美決心在越南從事大規模的公共事業，他說服法國政府發行兩億元的公債，鋪設長達一千七百公里的鐵道。
對杜美的好評不僅止於鐵道建設，還有修築運河與港灣。此外，雖然杜美每年拿出一千四百萬銀元作為軍事費用，但他還是能創造出每年三千萬法郎的收入，讓殖民地的財政步上軌道。日本的專門調查機構對杜美的評價如下：「在杜美擔任總督的五年裡，大力推行他制定的許多政策，讓原本是法國殖民地後段班的法屬印度支那，翻身成為成績最亮眼的地區。」
杜美對越南土地的強取豪奪
杜美在總督任內所引發的最大問題是，他在完全無視越南既有的土地制度下，設定一套法國的土地所有權制度，並套用在從越南皇帝那邊奪來的大片土地。
自古以來，越南就有土地受到王權管理的思想。如果一片土地經過好幾年都無人耕作的話，君主就可以將其收回。但根據習慣，這塊地實際上還是會被認為私有地。
然而，統治交趾支那地區的法國將領們並不了解越南的法律和習慣，於是把暫時無人耕作的土地，擅自分配給法國的殖民者們。一八七四年，交趾支那導入了「自由租地制度」，根據該制度，申請者在接受三年之內會進行耕作並繳稅的條件後，就可以免費承租國有地或者無主地。
當杜美走馬上任時，在東京和安南地區，原本屬於皇帝的土地已經遭到剝奪，如此一來，法國殖民者就可以任意使用這些土地。這種蠻橫的行徑激怒了越南人，全國各地的農民都對法國殖民政府反感，反抗行動愈趨嚴重。
在杜美的政策下，理事長官成為柬埔寨的實際掌權者，皇室財政遭到剝奪，連皇帝都拿不到皇室費用。殖民政府強迫柬埔寨承認法國人的土地所有權，然後獎勵法國人投入農業殖民行動，這些行為讓柬埔寨農民對殖民政府恨之入骨。今天，在柬埔寨湄公河的東岸，廣闊的橡膠農園延伸到地平線的盡頭，其規模是亞洲之最。就算是白天，待在鬱鬱蔥蔥的橡膠樹林裡也會顯得天色昏暗。從前，這裡是由法國的米其林公司利用前述的「自由租地制度」所開發出來的土地。
當北部東京地區的反法武裝鬥爭進入白熱化時，有些村民曾暫時移動到高地去避難，然而，當他們返鄉之後，卻發現原本的土地被法國殖民者給瓜分了。在越南中部的安南地區，還留有不少公有地，這些土地過去曾有一套每隔數年就會進行再分配的制度，然而，後來卻出現了官僚和地主們擅自將這些土地納為己有的情形。
交趾支那地區也出現了大地主。在湄公河三角洲進行的圍墾工程，讓和法國殖民者沾上關係的越南官員們都可以分一杯羹。在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三年期間，法國的殖民者和企業得到了四十七萬公頃的土地，其中有三十六萬公頃的土地屬於交趾支那直轄殖民地。
像這樣能在土地分配中占到便宜的，通常都是封建時代的地主階級，以及積極參與殖民地行政業務的官員們。他們在得到土地後成為大地主，土地也就這樣逐漸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
法國殖民時代的土地集中現象，瓦解了占總人口九成的農民階層。社會上形成握有土地的地主階層，以及連稅金都繳不出來、從自耕農淪落為佃農的人們；完全失去土地的農業勞動者日益增加，農民在殖民地時代的貧困程度更是逐步惡化。農民一年的米消費量，在一九〇〇年為兩百六十二公斤，可是到了一九一三年，卻降至兩百二十六公斤。
和交趾支那的大地主人數相比，沒有土地的農民數量急速增加。在東京和安南地區，農民的土地不是被騙走，就是聽信有人能代為支付稅金，進而把手中的土地交了出去，最後落得藉由幫人耕作少量的土地維生。有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會到金屬礦山或煤礦坑打零工，賺取微薄的收入。
一九二九年，越南約有二十二萬名勞工。其中五萬三千人在礦山工作，八萬零六百人在種植橡膠樹的大型農園裡勞動。越南勞工因素質高而受到好評，他們也會到柬埔寨、寮國、新喀里多尼亞等法國其他的殖民地工作。然而，由於長時間勞動，加上營養不足，許多勞工因此染上瘧疾而身亡。在這種惡劣的強制勞動環境中，除了越南勞工，中國裔勞工也在大型農園裡工作。雙方為了爭取更好的待遇而攜手建立組織，或是祕密結社。這些組織後來成為在法屬印度支那地區組成共產主義團體的原動力。
法國為了確保法屬印度支那地區的經濟發展、資源開發和產出物資的流通，持續推進當地的開發。杜美在擔任總督時提出了一個宏大的公共計畫事業，提升了越南在法國殖民時期的建設速度。當然，杜美只是為了從殖民經濟的發展中得到好處，絕非為了提升印度支那各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柬埔寨，當地所有的物資都被送到金邊，然後集中運送到西貢，最後再由法國資本的貿易公司把這些貨品賣到法國本土或其他國家。
在交通建設方面，法國除了整修舊有的道路、鋪設柏油路面外，也建設新的道路，讓都市和重要的地區之間能夠以汽車相互往來。到了一九三六年年底，法屬印度支那的道路總長已來到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公里，其中有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九公里屬於柏油路面；在這當中有七千九百九十九公里，其路況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中，足以讓汽車暢行無阻。一九三六年，法屬印度支那縱貫鐵道竣工，鐵路把東京、安南和交趾支那連結在一起，這時，法屬印度支那鐵道的長度已達到兩千九百零八公里。殖民政府也整修了河內、南定、堤岸的河港，以及海防、錦普、鴻基、檳知、峴港、西貢等地的海港，讓外國商船能夠停泊於此。
在印度支那歷任總督中，阿爾貝特．薩羅（Albert Sarraut）採取的是較為尊重民族文化的殖民政策。他除了增加教育預算，也重視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以及儒家道德。他還在金邊為僧侶設立了師範學校，並大力改善公共衛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九一五年之際，越南派遣了高達十四萬名士兵和勞工前往赴戰。然而，當時的徵兵方式不只飽受爭議，政府還強制要求殖民地人民要為戰爭做捐獻，讓民眾怨聲載道。後來薩羅再次回到越南，並約定好要給予陣亡者的遺族撫恤金。
薩羅之後的總督們，雖然在其任內也曾推動財政、自治、行政改革，以及村落共同體的重建和充實教育等政策，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而來的蕭條，讓殖民地的經濟遭受很大的打擊，這使得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等法屬印度支那地區的人民陷入更加艱難的處境。
潘佩珠赴日
一八六七年，潘佩珠出生於中部的義安；也就在這年，法國憑武力控制了整個越南南部。潘家是義安地區的古老望族，族中優秀人才輩出。一九〇〇年，潘佩珠通過了科舉的鄉試；青年時期，他親眼見證了北部和南部地區受殖民統治的現況。後來他認識了一些領導反法運動的知識分子，並從他們那裡聽到這樣的話：「救國行動需要得到民眾的支持才行。但如果沒有充足的財源購買武器，那也不可能推翻擁有歐洲近代裝備的殖民勢力。」
一九〇四年四月，潘佩珠在同志阮誠的家中（位於廣南一處丘陵地上），召開了組織革命運動的會議。雖然當時沒有討論出一個正式的組織名稱，但會中大家一致推舉強㭽侯爵為會長。強㭽繼承了年紀輕輕就過世的阮景的血脈，是不容質疑的皇族直系後裔，因此，很適合由他來擔任復興越南的象徵。
潘佩珠曾經去探訪在東京地區抗法的黃花探，但黃花探當時因為生病，所以由他的兩個兒子和潘佩珠見面。接著，潘佩珠繼續遊走於各地，拜訪認同他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人物，加深彼此的友誼。不久後，這項運動便獲得了「維新會」的稱號。
一九〇四年，潘佩珠開始毫不避諱地抨擊順化朝廷：
「像家父長制度這種古老的傳統以及舊式的教育，已經無法應付當今的社會，更不可能為解放民族的大業，帶來捨身奉獻的理念。國民的心靈和精神狀態，也必須隨著新的時代而做改變才行。我們要創造新的傳統，接受符合新時代的教育。」
此番呼籲獲得了社會上極大的反響，救國志士們紛表贊同。潘佩珠也因此結識了潘周楨和陳季治，對他來說是更大的收穫。
一九〇四年，維新會做出決議：「抵抗運動的終極目標是發動起義，以武力驅逐法國勢力。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需要借助國外的力量，因為只用越南境內的武器，無法戰勝法國。」於是潘佩珠作為強㭽的代理人，成為海外工作的負責人。
十二月，潘佩珠和曾拔虎一起偷渡出境前往中國；接著，他們在廣東見了阮善述。阮善述曾是勤王運動的領導人物，但行動失敗後就留在了中國。他像是忘年之交一樣，熱烈地迎接潘佩珠。阮善述明白了潘佩珠的想法後，向潘佩珠等人分析了中國和日本對越南的態度，並提出個人意見。阮善述說：
「中國在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和法國簽訂了《中法新約》，已經不能再插手越南事務了，因此我們不能寄望中國能在擊敗法國這件事情上有所作為。而且，此時中國的革命志士們也正忙於推翻滿清政權。在我看來，想獲得援助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到日本去，我把正在橫濱發行《新民叢報》的梁啟超介紹給你。到了日本後，你要好好努力，我的志向和對祖國的期待就託付給你了。」
語畢，兩人相擁而泣。
作者為越南、東南亞研究專家，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曾擔任《讀賣新聞》西貢特派員，親身經歷越戰，並曾於都留文科大學比較文化學科、中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擔任教授。
書名：《半島之龍》
作者：小倉貞男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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