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攻無望論
一九五七年八月《自由中國》發表殷海光執筆社論〈今日的問題（二）：反攻大陸問題〉，開頭即表明：
反攻大陸問題是大家最關切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自由中國》一切問題的基本關鍵。這個問題不談清楚，別的任何問題都得不到根本的解決。可是，我們相信，這個問題卻是大家最感茫然的問題。
文中指出，政府假想反攻大陸的時機是等待「未來的世界射擊戰爭」爆發時動手，但他評估國際情勢之後，認為這樣的戰爭型態在若干年內發生的可能性並不高。然而，政府數年來在台灣的措施都是以「馬上就要回大陸」做為基本假定，這樣的假想太不實際。該篇社論對政府提出建議，「實事求是，持久健進，實質反共」，政府應該要讓國民了解客觀的事實，培養持久的心理基礎。
我們知道以「馬上就要回大陸」這一假想為根據的種種作法是有顯著弊害的。而「馬上就要回大陸」這一假想又是頗為渺茫。一個國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渺茫的假想之上，這是太不穩健了。一群人在這樣一個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動，那裡會「生死以之」，全力以赴？
實事求是，持久健進，實質反共。
這是我們的基本原則。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原則，係因我們不願為了講虛面子而把國事放在大話連篇的沙灘上，而願面對客觀實現把國事放在說老實話的基礎上。同時，我們之反共，不是為了政權的形式問題，而是由於從思想到生活方式，在實質上根本與共黨不同。
不料，這篇社論發表後，不少雷震的朋友表達反對的意見。王新衡、陳中襄等友人陸續向雷震反應該文不妥，成舍我則認為應以言論逼政府反攻。官方也再度發動刊物「圍剿」，《民族晚報》牛哥漫畫用澆冷水為題諷刺《自由中國》，《中央日報》說《自由中國》是「放棄反攻大陸念頭，承認兩個中國」，《聯合報》、《自立晚報》，也認為該文是失敗主義。雷震也聽聞在當時「反攻大陸」言論高張下，民間對該篇社論亦不同情，至於官方更是大力的對《自由中國》進行攻擊。
其中，《聯合報》八月八日的「黑白集」專欄，將《自由中國》的〈今日的問題（二）：反攻大陸問題〉文章稱作是「反攻無望論」。「反攻無望論」這個名詞，是由《聯合報》這篇文章發明的，並非原本的標題，後來卻以訛傳訛，變成該篇社論的代稱。據《自由中國》編委之一的宋文明回憶，殷海光文章的本意為：「要反共抗俄，就得要做一點踏踏實實的有益於反共的事情，進行改革統集反共的力量，假如不這樣做，一天到晚唱反共的口號是沒希望的」，而這也是《自由中國》編輯群都同意的寫法。「『反攻無望論』，是別人加的」。《聯合報》的「黑白集」專欄，後來在雷震案爆發之後，亦於一九六○年十一月一日承認：
「反攻無望論」這個名詞，是民國四十六年八月間由本集所杜撰的……這種意見上的商榷，文字上的辯證，充其量不過是一場「論爭」而已。但事隔三年，「反攻無望論」此一名詞，竟被引用為構成文字獄的因素之一，實非當初料想所能及，殊使人不能不引為莫大的遺憾。
而一九五七年八月當時，在國民黨宣傳會報上，張厲生提出〈反攻大陸問題〉一文影響民心與士氣，要求對《自由中國》予以停刊處分，必要時可捉人。主席蔣中正聽後頗為生氣，經過黃少谷疏解，說明《自由中國》之言論是以反對黨之姿態出現，如果對《自由中國》採取行動，輕則增加他們銷路，重則增加他們的地位，蔣中正遂未繼續討論此事。
由於外界反應很大，下一期八月十六日出刊的《自由中國》「今日的問題」系列談〈我們的軍事〉，開頭先為前期社論做說明：
我們提醒大家不要被「馬上就可反攻大陸」的心理所誤，而要培養持久的心理基礎，實事求是，實質反共。這樣一個結論，並不意味著放棄反攻。相反地我們是要把反攻的含義，從狹義的軍事反攻，擴充到廣義的政治反攻；把口頭叫囂的反攻，轉移到沉著準備的反攻。
不過，〈反攻大陸問題〉的爭議仍持續延燒，八月二十日殷海光寫了一篇答覆的文章，然而排版完成後，雷震卻發現「海光所寫對反攻大陸之解釋，現已排好，完全不能用，須送給大家看看」。黃中說「這是在語言上玩花耍，非與人討論之文字」，夏道平亦不贊同殷海光的稿子，認為「這不是辯論，而是在洩憤」。這篇文章後來先由戴杜衡進行修正，並經過編委會兩個小時討論，雷震與黃中將稿子整理完成。《自由中國》第十七卷第五期發表了這篇〈關於「反攻大陸問題」的問題〉來回應爭議，重新申明先前社論的主張及自由中國社立場，絕非否定反攻這一目標，而是希望培養面對長期鬥爭的心理基礎，在文化、政治、經濟等層面上從事真正補益於反共抗俄的努力，而非去追逐「世界射擊戰爭」的渺茫幻影。
至此，事件表面上乍看似乎暫時平息，然而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雷案」爆發之後，國民黨發給台北市各報新聞記者一本小冊子，標題為〈《自由中國》半月刊違法言論摘要〉，其中便收錄了〈反攻大陸問題〉一文，指稱該文倡導反攻無望。
三、〈小地盤、大機構〉、〈我們的地方政制〉
當時國會無法全面改選，又處於動員戡亂時期及戒嚴令下，如何在當時既有體制下，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相關規定，在台灣推動自由民主，是雷震和《自由中國》努力思考的問題。在「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中，對此也有所論述。〈小地盤、大機構〉這篇社論，是他們在不挑戰萬年國會和非常體制，提出的改革主張。由於中華民國憲法有關地方自治的規定，並沒有受到「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或是「戒嚴法」的限制，而《自由中國》的構想也是由地方自治切入的。
由於張君勱主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地方自治並非採「單一國」體制，而是以加拿大憲政體制為藍本，進一步提供了既有體制內推動民主政治的可能。〈小地盤、大機構〉為題的社論中，《自由中國》便表示：「中央政府所實際統治的省份只有一個，而其行政部門不僅仍保持大陸時期統轄三十五個省、十二個直轄市的規模，而且還有增加，這顯然過於龐大。」文中更以一九五○年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之際，即有意縮減中央行政機構的規模，而未能實行，實在是「失策」。中央政府的機構過於龐雜，且與台灣省政府職權重疊性相當高的情況下，《自由中國》認為憲法中規定「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等事項應交由地方辦理，中央政府不必再設機構管理。因此，《自由中國》主張簡化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門為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司法行政部、財政經濟部五部。以矯正「小地盤、大機構」的現象。這篇社論指出：
為矯正「小地盤、大機構」這一不合理現象，我們主張在下列五大前提下先從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門簡化起。……在這五個大前提下，行政院的組織可簡化為下列五部。即：一、內政部；二、外交部；三、國防部；四、司法行政部；五、財政經濟部。原有的教育部，裁撤。……於內政部設一教育司辦理之。交通部裁撤，其業務於財政經濟部內設一交通司辦理之。財政部與經濟部合併為一個部。直屬行政院的主計處合併進來，設立主計局。
單單如此，只是將中央權力下放到地方，如要進一步強化其民主意涵，則必須搭配依法（憲法）落實地方自治。其後，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刊的《自由中國》，登載的社論〈我們的地方政制〉對此有深入的討論。「立法院迅速制定省縣自治通則，召開省民代表大會，產生省自治法，實行省長民選」。而後在省級民意機關方面，則以為應「提高省議會職權，……使得以依照省自治法代表省民，行使省自治範圍以內的完全立法權力，……同時使省政府確實能對之負責」。至於在省政府侵奪縣市政府自治權的部分，在這篇社論中認為透過「各縣市制定縣市自治法，……把自治範圍內事項與上級委辦事項明確分別，省府命令祗應涉及後者而不容侵蝕前者的領域」。而在縣市自治的民意機關職權的改善方面，《自由中國》則表示應「加強縣市議會的權力，使縣市政府在自治事項範圍內確實能對之負責」。最後針對嚴重的黨治問題，《自由中國》則提出呼籲：「政黨祇應從事選舉活動，不容其直接或間接的干擾控制地方政務」。
從《自由中國》前述的主張來看，由於機構的縮減，中央政府原有的許多職權勢必交由地方政府執行，如此則台灣省政府權限原本遭中央政府侵奪的狀況，不僅得到改善，反而省政府在整個行政體系的權限和重要性將因此大增。加上台灣省的省長及省議會之產生及自治權限又回歸中華民國憲法的設計，在中央民意代表未全面改選的歷史條件下，由人民直選產生的省級政府將具有最直接的民意基礎。如此，雷震和《自由中國》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雖然持較保守的態度，但是透過依憲法實施的地方自治及中央行政機構的縮減，卻使得具有民意基礎的地方自治機關擁有較多的權限，這也可以視為他們面對非常體制下體制內改革的重要主張。
在近代民主憲政體制下，權力分立制衡是「近代意義下憲法」不可或缺的要件。由於透過民主選舉，執政黨可以同時掌握行政權和立法權，因此民主憲政的運作，反對黨扮演的監督、制衡角色相當重要。而在一九五○年代，國民黨一黨獨大，在中央不必改選的萬年國會中，國民黨掌握絕對多數，在地方選舉又一手掌控，要突破此一局面，朝向自由民主發展，反對黨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自由中國》「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也以「反對黨問題」為總結，認為「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
四、「今日的問題」系列後的延伸言論問題
如前所述，「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從（反攻大陸問題〉就引發國民黨當局的不滿。而後國民黨當局又將後來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自由中國》刊登宋文明所撰的社論〈中國人看美國的遠東政策——對美遠東使節的臺北會議提幾點坦率建議〉，與〈反攻大陸問題〉做連結，同為一九六○年雷案爆發後雷震為匪宣傳的罪證之一，而罪名是所謂「主張美國干涉我國內政」。
這篇社論的緣起，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四日至十七日間美國駐遠東區各地外交使節齊聚台北，由國務卿杜勒斯及主管遠東事務的助卿勞勃森主持一場為期四日的會議。《自由中國》編委會決定趁此機會發表一篇社論，表達該社認為美國必須支持民主自由政府、發揚民主自由的思想之意見，由宋文明撰寫，題為〈中國人看美國的遠東政策——對美遠東使節的臺北會議提幾點坦率建議〉，刊登於三月十六日發行的《自由中國》第十八卷第六期。該社論主要批評美國標榜不干涉各國內政的態度，在遠東地區支持違背自由民主原則的政府，無視各地政府一黨專政、軍人獨裁、侵害人權與干涉司法獨立等現象。文章中認為，美國這種不干涉的態度，「不祇不切實際，而且亦是行不通的」，「為了共同的利益要求某一個國家須在某些方採何政策，必須堅持某項基本原則之類的干涉，實際上正是實踐美國這一地區外交政策的必需步驟」，並呼籲美國應以各受援國內部政治民主與經濟合理化為目標：
假若美國今改換一個方式，把這種經濟援助的重心不專放在各國的政府，一而也放在各國的人民，或嚴格規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須遵受[應為遵守]國內言論自由，保障人權，一切案件公開審判，經濟政策須符合平民大眾利益，及司法獨立等為前提條件，那我們相信東南亞各國沒有一國的人民會反對這種干涉。
這篇社論刊出後引發爭議，《聯合報》的「黑白集」專欄指其為「不正常輿論」，表示：「要求外國以援助為條件，對中國內政作原則上的干涉。我們認為這種不擇手段的改革哲學，將導致相反的惡果，不應見諸正常的輿論。」
據宋文明解釋，這篇社論是針對泰國政府鎮壓學生的問題而寫，希望美國注意這種情況，並應該有必要的干預，不料文章卻被官方扭曲為是《自由中國》要求美國來干預台灣的內政。《自由中國》編委會成員「一致認為內容無問題」，但有幾處「用了全稱肯定」，應該要寫「含蓄點」，雷震身邊友人如王新衡、沈雲龍等也都支持這樣的主張。胡適則感到這樣的文章不好寫，美國政府最怕被人指責干涉內政，而目前在反共階段，對現政府還是要支持。雷震個人認為，美國遠東政策「雖然阻止了共黨，也培植了獨裁者」，需要批評。
另一方面，台灣省政府機關報的《台灣新生報》社長王民，向美國大使館要求發表不贊成該篇社論之意見，參事歐思本（David L. Osborn）則答稱「既不表示贊成，亦不表示反對」。歐思本私下對雷震說：「今日台灣政府根本沒有全面實行民主政治，自難怪人家批評了。」雷震認為，國民黨政府如此作為，也正是在請求外人干涉。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雷震聽聞陶希聖、張厲生希望政府封閉自由中國社，不過蔣中正總統沒有接受這個建議。雷震聽聞的事情經過是：
緣《中央日報》社論有謂《自由中國》顛覆政府，胡健中不以為然，乃將此四字刪去，十八日宣傳會報陶起立發言，謂本刊顛覆政府，張厲生接著火上加油，總統聞之十分震怒。次日國民黨中常會，總統謂《自由中國》該社論可能未寫好，他不覺得有什麼，但無顛覆政府，如採行動必須有證據，不可一味栽誣，結果此事遂廢。各方所言不一致，綜合起來，大致如此，姑記之以待證實。
此外，《自由中國》長期以來主張應該促進朝野合作，在一九五八年後，由於外在情勢的變化，《自由中國》又關注此一課題。當「八二三砲戰」發生後，鑑於外在的危機，海內外輿論對於陳誠第一任行政院長任內曾經推動未成的反共救國會議，又抱持著期待的態度。一九五八年十月，中華民國政府由總統蔣中正與美國政府國務卿杜勒斯簽署聯合公報（蔣杜聯合公報），確認金、馬兩島與台灣的防衛密切相關，否認將憑藉武力反攻大陸。對此發展，雷震認為「杜勒斯來台壓迫我方放棄使用武力反攻大陸，故堅持了一日未決定。杜勒斯原定二十三日上午離台，結果延到下午。政府以阿Q方式，提出了用『三民主義』作政治上之反攻，完全是遮羞之語」。民主人士從一九五○年代初期，就期待召開反共救國會議，《自由中國》也持贊成的態度。因此，就發表社論〈呼籲從速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並請蔣總統釋疑〉。問題在於蔣中正總統對於召開反共救國會議，共商國是，在某種意味上也是朝野循體制外政治協商，討論政策方向，並不樂見。而《自由中國》不僅主張召開，還要「蔣總統釋疑」，引起國民黨高層不滿。
〈呼籲從速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並請蔣總統釋疑〉社論發表後，同年十一月十五日，許孝炎奉派找雷震談話：
他提出本刊三文，即「反攻無望論」、「美國干涉內政論」及「從速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並請蔣總統釋疑」之文，對國民黨及蔣先生不利，尤其第三文傷害了蔣先生，使蔣先生不能混，全盤揭穿……等等。希望我們緩和些。我說已緩和，他希望更緩和。國民黨本給了他四點，即不評蔣先生，不評既定國策，不評憲法，不評國民黨。他知我不能接受，均未提出。我也說了很多話，並把三十九年該報每日只出二百份之事提了一提，請他自己想想。他是在如何苦熬中度過的。我又把胡先生在舊金山的話提了一提，最後結論是國民黨如不改革，縱把《自由中國》停刊和槍斃雷震，於國事無補。他們要能改革，我們可緩和，否則無法緩和。我們一切批評是為國家，我們既無取而代之的可能。又許孝炎說「批評國民黨客氣些」、「批評憲法要慎重」，何以批評憲法要慎重？最不能使我了解也。
許孝炎找雷震談話，一方面表達國民黨當局對《自由中國》言論不滿之處，一方面也期待《自由中國》可以降低對國民黨當局批判的強度。雷震在對話中固然為《自由中國》的言論立場辯護，不過，面對國民黨當局藉著對文章內容的施壓，為了雜誌的生存，雷震也做了部分的妥協。縱使如此，國民黨當局反對成立新的反對黨，以及蔣中正朝向總統三連任的方向前進，都使雷震和國民黨當局的關係持續惡化，這將在後續章節討論。
作者1959年生，台灣彰化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著有：《戰後臺灣歷史閱覽》、《台灣地位關係文書》、《《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教師地位與權利義務》、《台灣貿易史》（合著）、《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合著）、《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等書；另著有學術論文數十餘篇。
書名：《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
作者：薛化元
出版社：遠流
出版時間：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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