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十二月二日，三位前學民思潮的年輕運動者被判刑入監。由於一起去年反送中運動中的包圍警察總署行動，黃之鋒、周庭、林朗彥三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分別被判了13.5、10、7個月的徒刑。在上週，他們已經被押入牢中，並且決定採取認罪的辯護策略。只不過，所宣判的刑期仍比預料更重。這也顯示在國安法籠罩下，過往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與司法獨立已不復存，就如同原先承諾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早就化為泡影，淪為不折不扣的一國一制。
從去年六月爆發的反送中運動，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經有141位被捕人士以暴動、縱火、刑事損壞等罪名被判刑。相對於這些採取高度破壞性行動的運動者，黃之鋒、林朗彥所判的罪名則是「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事實上，在去年包圍警總的行動中，香港檢查官與法官也找不到他們採取武力抗爭的證據，硬是將其說成是事件的首謀份子。法官還宣稱，這樣嚴苛的判刑是為了「阻嚇性刑罰」，避免更多的騷亂事件。除了處以重刑，法官還進而批評黃之鋒等人的「自私行為」，因為包圍行動阻塞交通，使得警方無法處理回應61宗市民的求助要求。
如果阻礙了61宗報警案件是自私行為，那麼香港警察在去年721元朗黑道無差別攻擊事件中，接獲了超過四百多宗求援報案，卻將警署拉下鐵門、警員姍姍來遲，這又是何種的行為？很顯然，浮濫的道德指控只是為了掩飾這樣的事實：香港法院已經淪為內地政法系統的延伸，而這也是一樁徹頭徹底的政治審判。當曾經號稱「亞洲最佳的」香港警察已經看來與中國武警、公安毫無差別，這樣的發展是不令人意外的。
在判決書中，法官引用黃之鋒被開鎖的手機通訊資料，指稱他事先規劃621包圍警署的行動。但是實際上，從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許多抗爭行動都是在網路號召，而不是有實際的發起人與組織。事實上，有組織正式申請的遊行與集會，反而常是和平落幕，或是宣佈解散，讓執政者找不到羅織入罪的藉口。反送中運動所帶來的策略創新即是所謂的「無大台」，抗爭者不需要等候領導者所下達的指示，而是可以靈活採取各種因地制宜的手段。
在去年621事件中，黃之鋒才從他生平第二次牢獄之災釋放出來沒有多久，他完全錯過了兩次上百萬人的和平遊行。在當時，香港抗爭運動也還沒有走上武力衝突，參與者也還沒有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學民三子等人還認為運動需要有人帶頭，黃之鋒在現場拿麥克風，邀請在場者表決下一步的策略。但是很快地，黃之鋒就意識到這場運動其實不需要所謂的大台，因為民怨已經完全爆發。在那年夏天，他忙著擴展香港人運動的國際戰線，來台灣遊說、去德國見外交部長，也參與美國國會的聽證會。
在去年的運動中，香港參與者需要有領導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才出現在抗爭現場？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那場以流水為名的革命，參與者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們不需要取得別人的同意與批准。香港的裁判官如果不知道「兄弟登山」的道理，不是蠢就是壞。蠢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當代社會運動已經朝向更為自發、無組織的形態發展，這多少是因為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所帶來的衝擊。壞的理由可能很就多種，或許是擔心被貼上「黃官」的標籤，選擇明哲保身；也有可能是為積極迎合上意，爭取仕圖發展。
更進一步講，逃犯條例所引發的衝突本質而言是政治議題，不是法律議題。如果執政者不要硬推這個問題重重的引渡規定，也不會有日後產生的政治危機。講白了，這就是一場官逼民反。香港比較講道理的建制派也知道一點，因此有人曾建議要採取特赦，釋放被捕的抗爭者。林鄭在九月撤回逃犯條例之前，也多次向香港人致歉。為什麼執政者所犯的政治錯誤，卻要由反對者來承擔其法律責任？
只不過，秀才遇到兵，這些顯而易見的道理遇到蠻橫的中國共產黨都會失效。由於反送中運動所導致的政治危機，中國的港澳辦與中聯辦主任被迫下台，換上了習近平的心腹人馬。試想，這些新上任的大官如果不能捉這些有頭有臉的香港刁民治罪，他們的官位還能維持得住嗎？我相信，學民三子宣判的當天晚上，位於西環的中聯辦高官肯定是開香檳慶祝，因為他們為北京主子立了大功，而不是真正解決香港的政治危機。
台灣是見證香港城市沈淪的親眼目擊者，因為我們就住在中國威權擴張的「海景第一排」，深刻感受到唇亡齒寒的威脅感。在過往的白色恐怖統治時期，台灣人也親身感受到司法成為政治壓迫的工具之體驗。在那時，檢察官的起訴書幾乎等於法官的判決書，提出上訴反而更有可能獲得更重的刑期。更重要地，判決書還要經過總統府的覆核，國家元首親自下達改判死刑的情事是有檔案公文可以證明。
香港人相信英國人所遺留下的法治精神，因此面對不公不義的審判結果，他們也不會控訴「司法迫害」。只不過，香港的故事證明了，法治的傳統與普遍的民眾信任仍是無法抵擋威權擴張所帶來的挑戰。就如同香港的傳媒、教育、立法會等領域一樣，那座曾炫耀一時東方明珠城市，已經被迫走向了內地化的道路。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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