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11月，美國國務卿蓬佩歐在受訪時表達了他對台灣地位的看法。他說，「台灣非中國一部分，過去35年美國兩黨政府所遵循的政策也承認這件事。美國對台承諾跨越黨派，兩黨都瞭解台灣是民主典範。」這是美國史上第一個國務卿公開表態「台灣不屬於中國」的言論。
又，11月25日，美國國務院的政策規劃處主任伯科維茨（Peter Berkowitz）在參與美國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s for Defense of Democracy）座談時曾表示：「在我看來，維護台灣的自由與獨立是當務之急」（It seems to me preserving Taiwan’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s a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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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過去半年來，美國國內知識界開始爭辯美國對台的立場，是否維持「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不難讓外界開始嗅覺到，美國政治菁英對兩岸的觀點正在激發不同的想像，而這正是過去長時間以來，鮮少見到的畫面，至少在歐巴馬政府以前是少見的（當然，「棄台論」也是一種戰略清晰）。但隨著美中兩強的結構競爭日益強化，美國的對台戰略被映入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視野中。
美國對小國的戰略態度從「模糊」走向「清晰」，台灣絕非第一例。從美國總統杜魯門到詹森時期，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就曾有大幅的變化，可做為他山之石。
美國一開始對以色列採取「戰略模糊」
1948年到1965年，美國的中東政策就是維持平衡戰略。一方面，美國希望拉攏阿拉伯國家，並在1955年籌組「巴格達公約」組織，希望仿效北約組織，用「團體戰」對抗蘇聯的共產集團；在美蘇對抗的國際結構下，為了凝聚阿拉伯國家的力量抗衡蘇聯，美國對以色列的態度就是維持「戰略模糊」。
在以色列建國之初，杜魯門總統就承認了以色列的存在。美國承諾以色列，會維護其生存與安全，但又不希望開罪阿拉伯國家。因此，美國對以色列的幫助主要是以經濟和糧食援助為主，但對以色列殷殷期盼能向美國購買到的武器，美方都採取冷處理或否決的立場。簡單說，美國希望在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維持等距交往關係，甚至偶爾偏向阿拉伯國家。
艾森豪總統時期，以色列還曾為水源問題，和周邊阿拉伯國家產生劇烈爭執和流血衝突。看在艾森豪眼裡，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宛如一個戰略累贅，甚至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艾森豪對以色列的不耐感受一直到1956年10月的蘇伊士運河危機達到最高峰。以色列在未受到美國支持的情況下，逕行和英法共同聯手侵入埃及，嚴重擾亂了美國的中東戰略，逼得艾森豪出手威嚇用經濟制裁來逼使以色列撤出埃及。
然而，阿拉伯國家卻未因美國在中東地區維持平衡戰略，甚至刻意拉攏而團結一致靠向美國。
當時，阿拉伯國家的內部關係極為複雜。阿拉伯激進民族主義此起彼落，埃及獨裁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更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亟欲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納瑟主義者還在一些採行君王制的阿拉伯國家興風作浪，激發激進民族主義，意圖推翻王朝體制，令不少阿拉伯國家的王室十分忌憚。因此，阿拉伯國家絕非鐵板一塊，而是爾虞我詐，各懷鬼胎。
讓艾森豪意識到以色列的戰略價值，是在1957年後阿拉伯世界出現的一連串危機。蘇伊士運河危機後，埃及的納瑟決定接近蘇聯，以取得先進的武器；1958年2月，納瑟和敘利亞籌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AR）；7月，激進民族主義者在約旦製造事端，企圖推翻親美的約旦王朝；同時間，伊拉克發生政變，倒向蘇聯。
蘇聯紛紛從中東地區的大棋盤中，搶下了敘利亞、伊拉克等國，並嘗試擴張勢力範圍。一張張的骨牌傾倒，令美國十分憂慮，這也證明了美國對阿拉伯國家的籠絡政策宣告失敗。此時，作為中東地區唯一的民主自由國家以色列，其戰略價值開始被重視。
美國對以色列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
到甘迺迪時期，美國政府決定採取更為主動的策略，一方面向埃及大力推行糧食援助計畫，目的是要排擠蘇聯、凍結以埃衝突和軟化埃及對西方的敵對態度；也強調促進埃及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甘迺迪政府認為，可以透過經濟聯繫，提升美埃之間的緊張關係。
同時，甘迺迪也積極加強和以色列的關係，尤其同意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儘管從杜魯門到艾森豪時期，美國對中東地區實行武器禁運。但甘迺迪上臺後的第二年就打破這個禁令。1962年8月，甘迺迪決定向以色列出售「鷹式」防空飛彈，這是美國首次向以色列提供的重大武器系統。
以色列也投桃報李，時任以色列外交部長的梅爾夫人（Golda Meir）於1962年12月底訪美時，在和甘迺迪會談過程中，就明確向甘迺迪表示，以色列將毫無疑問地追隨西方立場；以色列也在美國社會不斷宣達一個明確的訊息：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的民主自由國家，有堅強捍衛國家的決心，不輕易屈服於區域強權和威脅之下；以色列和美國是共同的盟友、在中東地區有共同的利益。這些做法都博得了美國社會的信賴和好評。
甘迺迪則擬定了美以在中東地區有特殊關係的基本框架。他甚至稱，只有美英關係可以比擬；更重要地，以色列獲得了美國進一步的安全保證，美國承諾會在以色列遭受入侵時提供援助。
這意味著，以色列代表以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在中東地區的勢力平衡者角色，開啟了美國視以色列為真正中東地區盟友的第一步。但這也破壞了甘迺迪政府希望拉攏埃及入西方陣營的初衷；在埃及的要求下，蘇聯加強了對埃及的武器輸出。最終，甘迺迪加強和以色列關係的代價，就是犧牲了美埃關係。
到了詹森時期，一開始也曾試圖採行前幾任總統的「平衡戰略」。但隨著美蘇競爭的逐漸白熱化、國際環境的轉變（如越戰），都讓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走向逐漸產生了轉變。
換言之，美國對以中東的戰略模糊路線開始日益清晰後，出現了美國與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關係的兩極分化：美國與埃及、敘利亞等靠向蘇聯陣營的國家關係不斷惡化；與以色列則開始建構起「特殊關係」的實質化。
從詹森總統起，美國政府也批准向以色列出售進攻性武器，諸如幽靈（phantom）與天鷹（sky-hawk）戰機，美國對以色列戰略態度正式轉向清晰。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埃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旗幟分明地屬於東西方兩大陣營。
從以色列的案例凸顯出，在兩極化的國際結構下，位處高度區域衝突性的中小型國家很難採取長期性的「左右逢源」策略；就世界級的強國來說，對具有潛在衝突風險的中小型國家是否採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都會依循國際結構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因此，美國對台的戰略態度是否有所調整，將端視於美中兩強的國力競爭和對比。一旦兩強最終走向兩極化體系，美國對台的戰略選擇應將會更加明確（現在已出現爭辯的風向）。屆時，台灣在美中兩強的拉鋸下，無論是外部或內部的拉扯也恐將更為激烈。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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