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III）
首先應該指出：我到目前還沒有正式提到「自由主義」，雖然它出現在我的標題裡。在西方，大概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都知道「自由主義」的興起與啓蒙運動息息相關，前者就是後者標榜的理念的總名。
從個人主義、天賦人權、到民主自由都是自由主義的代表思想。這些思想的流佈是經過了美、法兩次的革命才成爲主流的思想，因此自由主義也代表了勇敢接受新觀念的態度。從十八世紀下半，自由主義逐漸成爲近代思想的基礎，歷兩百多年而不衰。也因此，勇敢接受新觀念的思想態度也成了近代思想方法的基礎，並且與進步主義結合在一起。
十九世紀是一連串「革命」的時代，標榜了不斷改變等於是不斷進步的幼稚信心，也使得西方人能在科學上面擁抱演化論的思想，雖然教會反對，也不退縮。更進一步說，馬克思主義也因此以「社會主義」的面貌在西歐流傳、甚至於壯大。在美國，當然進步主義和自由主義到了二十世紀初年也是發展神速。但是可以注意的是美國的自由主義主要是集中在個人主義或個人價值的伸張上面，而對於科技或自然科學的衝擊比較沒有系統的處理。
例如開放黑奴固然是一個社會性的大事，但是卻是以個人的自由及人性的平等（「同理心」，empathy）作爲思考的核心，而開放女性投票也以人性平等的想法終於在1920年正式入憲。這些發展起初並沒有引發社會革命的系統討論。
換句話説，不斷勇敢地自我批判，努力接受新看法的態度在美國開始於道德範圍，反映的是美國宗教傳統的色彩，與歐洲的發展重心不同。但是即使如此，從社會福音發展到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羅斯福總統所提倡的「新政」（New Deal，1933），美國的進步思想畢竟還是逐步發展，即使沒有革命性的劇變。
我認爲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固然是自由主義的延申，但是由於馬克思思想的風起雲湧，二十世紀美國人對社會的想像畢竟與啓蒙時代標榜的個人主義及理性主義已經有所不同。進一步說，原始民主政治理論所提倡的小政府也逐漸被抛棄。雖然提倡「新政」的羅斯福總統還是以「自由主義」的信徒自居，但是在描述新的自由主義時，許多人往往會使用行動主義（activism）來形容它。
行動派自由主義的特色就是沾染了明顯的社會主義的影響。這是美國興起成爲世界第一强國的時代，人們對於自己的信心開始加强，並且在1970年左右（「新政」始於1939年）發展成所謂的「極端主義」（radicalism）。美國人開始對「進步主義」有了新的體會：他們相信美國人可以帶領全世界奔向更爲完美的境界，甚至可以說歷史已經結束了，因爲人類已經來到了不用再改進的永恆「桃花源」。
雖然他們繼續使用猶太——基督教的語言，但是個人道德的虧欠逐漸擴大成爲美國對世界歷史的負擔。這一點可以從下面幾個發展看出來：第一個就是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對世界史的關心以及對各地方歷史的研究擴大投入；相繼成立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等全球性的組織；現代化工商業朝向統合世界各經濟體的「光明大道」發展；以及最後以世界警察自居，打垮蘇聯，並完成「全球化」理論的建構與實踐。
這些發展當然催促了美國人對清教徒「罪惡感」的重新反思。用當時一本影響深遠的《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的話來説，基督必須進入文化，成爲文化裡面的領導者。把個人對上帝的責任轉化成為對世界的負擔。
全球化信念當然與十九世界末開始發達的國家主義是矛盾的。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國家主義完全崩潰，美國最高法院所定出的許多判例件往往看似把全世界當作是美國，美國國内的法律常常也變成各國不得不遵守的規範。美國是世界最大的市場，所以美國所定的食物條例就適用於全球，而美國人對全世界的態度更變成了對自己人應該有的態度，至少在宣傳的層面上面，美國不能不把「天下一家」、「全世界都是上帝的子民」的口號拿來發抒自己的「罪惡感」。
當代自由主義因此變成了下面三個元素的綜合體：（1）世界是一個開放的系統，經濟及政治的運作必須統合，互助合作；（2）美國作爲世界的强國必須先在自己的國家創造出一個多元的社會，並盡量開放國界，促進各民族的平等待遇和競爭；（3）美國這個國家的理想就是要建立有效率的政府，並進而協調及平均分配全世界的資源。全球化的發展正是以上這些觀念的合理表現。
「世界警察」的角色當然也是與上面的信念息息相關。美國作爲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創始國家，自然依賴其强大的軍事武力來保障，而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使得美國順遂其領袖或稱霸世界的意願。再加上先進的美國科技和研發能力，採取非常開放的殖民政策，把世界上衆多的科技人才都吸收到美國，替美國效力。因此從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就這樣主導國際政治，以至於今天。
當然，回想這個情況，我們不能不一方面覺得美國國家的設計真的是非常的出色，開國元勛能不自私地犧牲，有高瞻遠矚的眼光，而另一方面也感受到美國制度所依賴的開放及誠信的本質。後者當然仰賴其早期的宗教信仰：對犯罪的畏懼以及對拯救的渴望。
這個充滿「罪惡感」、戒慎恐懼的態度雖然到了今天已經不再表露在一般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而大量新移民及對他們的容忍也稀釋了傳統的「治生經濟」的哲學，然而至少在美國與全人類的福祉休戚相關這一點上面，以及美國人必須領頭創造一個經濟上平等、政治上開放的自由世界，這兩個信念是維持不變的，而且他們也經過思想上的「價值改造」（transvaluation），認爲基督教（以及目前更爲普及的天主教）信仰就是「入世的」，是可以平等與其他信仰相互對話及格義的價值系統。
美國今日的資本主義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内在的精神動力其實還是依賴這種開放、進步、自我不斷地鞭策的努力來維持的。1950年代兩本美國思想史上的名著正確地描述了，或説反映了，這個「價值改造」的現象：一本是Harvey Cox 的《世俗化的城市》（The Secular City）;另一本是David Riesman 的《孤獨的群衆》（The Lonely Crowd）。
所以自由主義最先主要發展於基督新教國家的原因就在於此。然而，從自由主義到全球化的發展牽扯了太多的因素，形勢之所致，這種對現代世界的憧憬已經開始反噬美國人自己的能力。當前美國總統選舉所造成的紛擾就是來自這樣的反撲。下面做一個結束。
（IV）
這一次美國的總統選舉看來是川普輸了。因爲川普是一個舉國都討厭的人，要舉證有什麽事先安排，系統地動員各地公務員舞弊的證據，那是難之又難的。川普原來是要推翻自由主義（特別是全球化）的傳統，但是首先他必須能獲選連任。以目前看來，他再繼續擔任總統的機會似乎已經十分渺茫，而美國的自由主義為當前民主黨所標榜，仍然是思想的主流。要扳倒它，顯然是非常困難的。自由主義的有力傳統將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然而，我個人其實認爲自由主義已經走到了一個相當危殆的不歸路。歷史上，美國建國元老們的理性啓蒙思想帶有濃厚的基督教（主要是新教）的原罪感，兩者不斷相互對話，求取平衡，所以能維持美國的持續壯大。
二次大戰以後，美國人的世界觀一方面是入世的，努力建設世俗的城市（secular city），但是另一方面卻又難以忘記「聖山上的天城」（heavenly city on the hill）。後者（Carl Becker在1930年代指出18世紀的啓蒙運動追求的一樣是「上天之城」）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或許已經很少人公開宣示，但是翻看Allen Michael Gillespie所寫的《現代性的神學基礎》（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那麽我們就會覺得南方的保守主義仍然是支撐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基礎。
但是自由主義的世界化作風帶有很大的缺陷：就是把世界當做是美國的後花園，沒有能正視它的重要性。美國人自認是世界的中心，是像Lehman Brothers一樣不可以破產崩潰的政經體，因此輕忽其他國家正常的運作。美國經常透她的財富和種種宗教或公益團體來幫忙世界上比較落後貧窮的國家，并且大方地吸收成千上萬的外國難民、移民、從大學教授、工程師到販毒的幫派分子都公平接受。可以説她是人類歷史上最慷慨的國家。
民主黨所代表對外國移民的那種幾乎完全沒有設限的寬容態度，的確反映了對國家（民族）主義的公正批判及唾棄。他們稱「非法外國人」（illegal aliens）為「未登錄的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等於是說所有的人都可以移民美國，只有登錄與否的問題，沒有合不合法的問題。這樣的態度當然是從清教徒以來就具有的竭一己之力濟助窮人的「新教倫理」，他們被「罪惡感」所驅使，不停地自我反省，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如此。然而，這個實際嗎？
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所發展出來的「世界化」理論替美國提供了一個國界消失的契機，讓跨國企業（傳統的軍火工業以及當前的社交媒體）把全世界作爲他們的舞臺，正式宣告現代國家體制的衰亡。當美國經濟有危機時，全世界都變成了美國視爲當然的、榨取資源的儲倉。這是全球化經濟的真相，由美國創設，也任由美國擺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川普四年前上任的時候，美國經濟已經顯露出衰相，失業率居高不下，壓力及於中產階級。同時，人身的安全和自由，甚至於私有財產的保障也不斷受到「內部多元主義」理想的壓縮。大部分中產階級的負擔已經達到可以容忍的極限。一向以不夠慷慨為罪惡的美國白人（其次是亞裔的少數新移民）常常對「全球化」的經濟體制怨聲載道。
可是美國的既得利益分子（主要是華爾街的大亨及現代國際企業的頭子，以及控制華盛頓的政客）并沒有因此展現出對全球化的反省，反而更群起圍攻川普的「美國第一」，「控制移民」，「減少干預其他國家」的政策，指控是自私及對世界卸責。事實上，他們的反對是因爲這些政策都會削弱既得利益分子對世界各地資源的搜刮和壟斷。
反省近二、三十年來自由主義發展成激烈的社會主義（乃至於極端主義，更乃至於「左傾」的共產主義）以及全球化的過程，在在表現出美國正逐日走向無法自我約束的膨脹或自大的困境。隨時可以變成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所説「内部無產階級」（internal proletariat）攻擊既得利益分子的戰場。可是既得利益分子似乎並不覺得他們已經就要沉淪為「主宰的少數人」（dominant minority）了。
川普是看到了「内部無產階級」的痛苦，大膽公然與「主宰的少數人」叫駡爲敵。他犯的大忌就是一種公司總經理的傲慢。其實在過去四年中，他並沒有明顯犯罪的事實，迄今在法律上面也沒有任何可以指控的錯誤，但是正如同俗語說的，「性格決定命運」，他的性格正是目前困局的根本原因。
最後，美國的媒體這一次真的是勝之不武，贏得體無完膚。川普沒有估計到媒體力量在全球化世界裡的巨大，不知道他們的無遠弗屆。這個龐然怪物不是勢單力薄的美國總統所能輕易抵擋的。美國自由主義的許多基本假設現在都已經被媒體的新理念：宣揚「創造的少數」（the creative minority）的信念，而不是「公正客觀地呈現事實」所取代了。
自由主義走到這麽一個境地，人們對美國的憧憬就受到極大的衝擊，很少人不認爲美國已經腐化為一個現代AI 的帝國了。自由派信徒的自大已經吞噬了他們自己。2000年左右，美國保守派思想家Bill Kristol 曾經宣揚美國應該建立帝國的體制，負擔統治世界的「艱巨」任務，創造「後歷史」的完美世界。Kristol其實是一個變裝的自由主義分子；他對全球化就沒有系統的批判。他對美國帝國的想象正是敲響自由主義喪鐘的定音錘。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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