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大多數人的政治生涯都會遵循算術曲線，但尼克森的崛起是指數型的：三十三歲當選國會議員，三十七歲時獲得參議員席位。兩年後，他將當選副總統。
對於錢伯斯聲稱希斯是共產主義者一事，他緊咬不放地調查，過程經歷一連串媲美希區考克電影的曲折變化，包括在錢伯斯位於馬里蘭州的農場中，發現藏在挖空南瓜裡的微縮膠卷，也就是所謂的「南瓜檔案」（Pumpkin Papers）。尼克森指控希斯不僅是共產主義者，而且像錢伯斯一樣，是蘇聯間諜。
一九五○年一月，希斯因為否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間諜活動的訴訟時效已經到期），而被判決偽證罪，並處以五年徒刑。一月二十六日，宣判五天後，尼克森在國會發表了一場四小時的演講，他稱之為「希斯案──美國人民的一課」。他敘述整個調查經過，就像在敘述出自柯南．道爾之手的故事，而尼克森自己成了王牌偵探。為了爭取參議院席次，尼克森將這場演講印成紙本，並寄送給加州選民。
尼克森競逐的參議院席位，原本由老牌加州民主黨人謝立登．道尼出任。道尼曾在一九三三年的加州州長大選中，組成「厄普頓─道尼終結加州貧窮聯盟」。這一年他決定不再競選連任。尼克森以抹紅與含沙射影的暗黑手法，擊敗了民主黨對手海倫．加哈甘．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他說道格拉斯是「連內衣都是粉紅色」。《國家》雜誌的凱莉．麥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說尼克森「擅長犯下小奸小惡，到了讓人驚訝的程度。」但讓尼克森贏得席位的，是當年起訴希斯而在全美獲得的名聲。不過這場聖戰的主角，很快就由另一個身高六尺、體重兩百磅的前重量級拳擊手取而代之。
二月七日，有位來自威斯康辛州，名叫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的年輕參議員，抄襲了尼克森「希斯案」演講的幾個段落，放進自己的演講稿中。在這場演講中，他宣稱握有國務院中的顛覆分子名單。麥卡錫在揪出顛覆分子時喜歡說：「我找到了一個南瓜。」以此向尼克森致敬。
麥卡錫有雙大手和濃眉，以及令人不安的目光。戰爭期間，他曾在太平洋地區擔任海軍陸戰隊。雖然他很少親身戰鬥，也只在一次欺侮事件中受了點傷，但在一九四六年的共和黨初選中，他卻以戰爭英雄的身分，擊敗了廣受歡迎的現任議員小羅伯特．拉福萊特（Robert La Follette Jr.）。接著他又擊敗民主黨的霍華德．麥克莫瑞（Howard McMurray），並贏得參議院席次，但這場勝利，卻是靠著謊稱麥克莫瑞的競選活動受到共黨資助，彷彿麥克莫瑞也穿著粉紅色的內衣。
麥卡錫在參議院的頭幾年充滿失敗和背叛。像尼克森一樣，他試探了盛行的政治風向，並決定透過發起反共聖戰來成名。尼克森在希斯演講中暗示說，除了希斯以外，國務院以及杜魯門政府裡還有許多人，都參與了大規模的共產主義陰謀。二月九日，麥卡錫在西維吉尼亞州惠靈市（Wheeling）的俄亥俄郡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演講，他比尼克森更進一步。「雖然我不能花時間一一點名國務院裡頭的共產黨員，」他說，「但在我手裡握有一份兩百五十人的名單，他們的共產黨員身分已經呈報國務院，但他們依舊在國務院任職，並影響著政策走向。」但他並沒有這份名單，他只有想像中的粉紅色內衣。
麥卡錫在惠靈市發表演講後幾天，副國務次卿約翰．佩里福伊（John Peurifoy）說，雖然國務院沒有共產黨員，但最近有九十一人遭到解僱，因為他們是同性戀者，被認定為「國安風險」（另一種委婉說法是，這些男人的「慣習使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勒索」）。一定程度上，正是佩里福伊的聲明讓麥卡錫的指控聽來更加可信：真的有人被解僱了。有位來自伊利諾州的共和黨眾議員，稱讚麥卡錫掀起的大清洗：「他迫使國務院解僱了九十一名性變態。」但這麼說是把時序全搞錯了。
清洗工作早在一九四七年就開始，根據的是一系列提供給國務卿的「安全原則」條款。被發現有「習慣性酗酒、性變態、道德敗壞、財務紊亂或犯罪紀錄」的人，都被解僱，或在聘任過程中被刷掉。一九四七年，有三十一名同性戀者被國務院解僱，一九四八年有二十八人，一九四九年則有三十一人。在佩里福伊發表聲明一週後，雄心勃勃的華盛頓特區風化警察隊長羅伊．布里克（Roy Blick）在機密聽證會上作證（聽證會主題是「顛覆分子和道德變態滲透到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他說，華盛頓有五千名同性戀者，其中近四千人是聯邦政府員工。這個故事被洩漏到新聞圈。布里克呼籲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工作小組：「這個國家需要一個中央機構，記錄各種的同性戀和性變態。」
尼克森與麥卡錫的反共運動離不開反同運動。很多跡象顯示，身為男同志的錢伯斯之所以出面告發希斯，乃是因為在一場浪漫關係中受挫。到一九五○年三月，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報導了麥卡錫的指控。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召開聽證會，討論「國務院是否僱用了對美國不忠之人」。聽證會由馬里蘭州民主黨人米勒德．泰丁斯（Myillard Tydings）擔任主席，結果毫無新意。在該委員會的最終報告中，泰丁斯稱這些指控「是種詐欺和騙局」。但這沒有減低麥卡錫的憤怒，也沒有讓他退卻。他巧妙地操縱了媒體，並加劇人們對全球共產主義陰謀和全球同性戀者網絡的恐懼，這兩者都試圖破壞「美國主義」。（麥卡錫對選民影響如此之大，當泰丁斯競選連任時，他因為挑戰麥卡錫而輸掉選舉。）
誰能管得住他？在批評麥卡錫主義的眾人當中，很少有人力量比得上緬因州參議員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她是第一位在參眾兩院都曾任職的女性。一九五○年六月，她在參議院起身發表演說，這場演講後來被名為「良心宣言」。史密斯說：「我不想看見共和黨依靠誣衊他人的四騎士──恐懼、無知、偏執和誹謗，而贏得政治上的勝利。」史密斯是和溫德爾．威爾基一樣的溫和派共和黨人。伯納德．巴魯克曾說，如果這段話是出自一個男人之口，這人將成為美國的下一任總統。但後來，史密斯被踢出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由尼克森取而代之。
一九五○年九月，國會越過杜魯門的否決權，通過了《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要求共產黨人向司法部長登記，並建立忠誠委員會，審查聯邦僱員。那年秋天，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加入了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克萊德．霍伊（Clyde Hoey）對「政府僱用同性戀者和其他性變態者」的調查，儘管她傾向於中間派，但她對清除同性戀者毫不猶豫。霍伊委員會的結論是，這樣的男男女女將構成國安威脅。
這場反共產黨員和同性戀者的聖戰，也是場針對聯邦政府當中知識分子的運動，他們被嘲笑是「蛋頭」（eggheads）。一九五二年，路易斯．布羅菲爾德（Louis Bromfield）因為禿頭的伊利諾州民主黨人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而靈光一現，創造了這個詞彙，用以描述「一個自命不凡又虛假的知識分子，通常是教授或教授的門生；他們對任何問題的反應基本上都是膚淺、過度充滿情緒且女性化的」。這個詞彙也暗示著幽微的同性戀傾向。有位國會議員將那些僅存的新政人士描述為一群「短髮女人和長髮男人，喜歡干預每個人的私人生活與事務」。
但麥卡錫主義之所以起身回應國內共產主義，絕非是經過了審慎評估。當時美國共產黨黨員人數是一九二○年代以來的新低。一九五○年，當美國人口達到一點五億時，共產黨員只有四萬三千名；到了一九五一年，只剩下三萬兩千名。在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地，共產黨相當強大，但在一九五○年代，這些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紅色恐怖（Red Scare）。一九五四年，邱吉爾被要求建立調查英國共產主義的皇家委員會，但他拒絕了。
一九五一年，麥卡錫的聖戰取得了至關重要的法律勝利。美國最高法院在「丹尼斯訴美國案」（Dennes v. United States）中，以六比二的投票結果，決定維持一九四○年的《史密斯法案》（Smith Act）的判決，也就是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的保障，並不包含共產主義者。這一決定讓司法部可以自由地搜捕共產黨員，後者可能被定罪入獄。大法官雨果．布萊克在對本案的不同意見書中，沉痛地寫著：「然而我們希望，在較為平靜的時代，當目前的壓力、激情和恐懼消退，本院或是其後來者，會將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自由，恢復到它們在自由社會中享有的崇高地位。」那樣的平靜時代遲遲未能到來。相反地，麥卡錫想像的陰謀網絡愈長愈大、愈伸愈遠。他說，民主黨被一群男男女女所掌控，這些人「屈從於賣國賊的低聲請求」。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威廉．詹納（William Jenner）說：「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彈劾杜魯門總統，並找出誰是神祕的無形政府。」
不管是不是蛋頭，民主黨人都未能擊敗麥卡錫主義。林登．詹森在一九五○年成為民主黨黨鞭，兩年後成為少數黨領袖；一九五二年大選後的早晨，他在日出前就打給新當選的民主黨人，以爭取他們的支持。「這傢伙一定都沒睡覺。」不知所措的約翰．甘迺迪說。詹森用一種牛仔馴牛的方式，來馴服參議員，並因此聞名。他會在走廊上，把人逼到牆角，然後傾身向前，給他們一些報紙專欄作家所稱的「詹森對待法」（Johnson Treatment）。「它的速度令人嘆為觀止，而且只朝一個方向，」他們寫道，「他逼近，臉離目標只有幾毫米，他的眼睛忽大忽小，眉毛上上下下。」詹森鄙視麥卡錫：「連他媽的鞋帶都繫不好。」但詹森缺乏足夠的支持來阻止麥卡錫，只能暫且忍住不發。
自由派知識分子拒絕承認右翼控制了美國人的想像力，他們傾向於把麥卡錫主義視為反常現象，是自由主義大海上的一個奇怪漩渦。一九四九年，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寫道，自由派曾經對社會主義甚至蘇維埃主義抱持著妄想，並且對普通人和日常生活有著浪漫的依戀，這些事情折磨他們。如今他們再次找到一條路，能回到美國政治的「活力中心」。保守派可能是怪人和煽動家，可能擁有權力甚至是廣播節目，但是自由派思想家相信，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主義幾乎沒有敵手。「在這個時代的美國，自由主義不僅占據主導地位，甚至是唯一的知識傳統，」文學評論家萊昂內爾．崔里林（Lionel Trilling）強調，「因為很明顯，目前市場上沒有保守或反動的思想。」
這個評估是錯的。麥卡錫主義不是一個漩渦，而是美國保守主義漲潮的一部分，領頭的思想家是逃離法西斯或共產主義政權的難民。他們反對集體主義和集權規劃，提倡個體自由、個人權利和自由市場。艾茵．蘭德（Ayn Rand），原名艾麗莎．羅森鮑姆（Alisa Rosenbaum），在布爾什維克時代的俄羅斯長大，一九二六年移居美國，先在好萊塢寫劇本，最後轉向寫小說；她的《源泉》（Fountainhead）一書於一九四三年問世，一九五七年則出版了《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奧地利出生的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工作了近二十年，於一九四九年移教芝加哥大學（一九六一年，他移居德國）。儘管海耶克和蘭德參與的計畫，與惠特克和巴克斯特截然不同，但他們採取的許多修辭行為，卻並無二致。如同所有最能幹的冷戰鬥士，他們將醫療保險等政策問題，簡化為自由與奴隸制之間的爭鬥。惠特克和巴克斯特用以對抗杜魯門健保計畫的修辭，與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聽來如出一轍。惠特克在一九四九年寫道，事實是這樣的：
希特勒和史達林，以及英國的社會主義政府，都使用公費醫療的鴉片來減輕失去自由的痛苦，並催眠人民，使其無法抵抗。舊世界的強制健康保險，如果傳染到我們的新世界，將標誌美國自由體制終結的開始。接下來，鐵路、鋼鐵廠、電力公司、銀行和農業的國有化，只是遲早的事。
醫療改革法案將使美國退回「奴隸國家」。
但最有影響力的新保守派知識分子，或許要屬理查．韋弗（Richard M. Weaver），他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出身南方。他對現代性的不滿是「事實」取代了「真理」。一九四八年，韋弗出版《思想產生後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一書，書中反對機器驅動進步的觀點，他認為這種觀點是「歇斯底里的樂觀主義」，並且指稱西方文明的衰落已經延續幾個世紀。韋弗所指的衰落始於十四世紀，從否認普遍真理（即一個比人類更高真理的存在）開始。「否定普遍性，也就是否定超越經驗的一切，」韋弗寫道。「儘管人們找到了各種方法來迴避這個問題，但否定超越經驗的一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否定真理。」韋弗主張，回答「事情變好還是變壞」的方法，就是要看現代人是否比他的祖先懂得更多、或更有智慧。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伴隨著科學革命，「事實」（關於世界如何運作的特定解釋）取代了「真理」（對其存在意義的通盤理解）。韋弗同意有更多人能夠閱讀，但「在一個人人有表達自由，而贏得眾人歡迎就會受到獎勵的社會中，他們閱讀的東西大多只讓他們墮落。他們不斷受到印刷機控制員的操弄」。對韋弗來說，機器無法用來衡量進步，不過是「絢爛粉末般的腐朽」。需要差別和階級的時候，美國人卻歌頌平等，這是個糟糕的替代品。
若說韋弗是保守主義中最嚴肅的思想家，那麼最能標誌該運動不斷高漲的流行趨勢，莫過於一九五一年小威廉．巴克利（Willian Buckley Jr.）出版的《耶魯的上帝和人：「學術自由」的迷信》（God and Man at Yale: The Superst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在此書中，巴克利對美國大學的自由主義表示遺憾。他說，教師們宣揚反資本主義、世俗主義和集體主義。巴克利成長於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中，在家中有十個孩子，他排行第六。他之所以變得家喻戶曉，特別是因為他極具知識分子的姿態。
一九五三年，羅素．柯克（Russel Kirk）出版了《保守心靈》（The Conservative Mind）一書。柯克是位來自密西根州的思想史家，他為這個新興運動提供了一份宣言：一個關於起源的故事。《保守心靈》自稱是「追尋定義的長篇論文」，試圖解釋「從法國大革命開始以來，那些懷有保守衝動的人們，在抵抗激進理論和社會變革時所用」的思想。
柯克認為，自由派看到「一個咒罵傳統、推崇平等、歡迎變革的世界」；自由主義產生了一個「被工業主義所汙染的世界，大眾成為了標準，政府再加以固化」。柯克從艾德蒙．伯克身上汲取靈感，敦促那些不同意自由主義基本信條的人將自己稱為「保守派」（而不是十九世紀主張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他認為，保守派知道「文明社會需要秩序和階級，他認為人具有邪惡的本性，因此必須控制自己的意志和欲望」，而且，「這種傳統可以制衡人們的無政府主義衝動」。除此種種，保守主義最是讚頌「人類存在的奧祕」。
這場戰鬥因此不只是為了美國的靈魂，而是為了美國的心靈，是為了讓奧祕戰勝事實，讓階級戰勝平等。一九五五年，巴克利創立了《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兩年後，惠特克．錢伯斯加入團隊。而批評美國報紙雜誌上頭「儀式化自由主義」的柯克，則開設了專欄。在創刊號中，巴克利表示，這本雜誌要「力挽歷史狂瀾，大喊停止」。
宣揚這些理念並撰寫新保守主義書籍的，主要是男性，但還有那麼一群女人，她們帶著標語，走進街坊鄰居之間，她們沒有大吼大叫，而是禮貌而低聲地說：「請停下來。」共和黨全國婦女俱樂部聯合會的領袖貝蒂．法林頓（Betty Farrington），讓那些熱切反對共產主義和支持麥卡錫的家庭主婦，塞滿了俱樂部。在一九四八年杜威敗選之後，法林頓認為共和黨需要一個強人：「如果一位領導人能夠指出通向應許之地的道路，我們會多麼感激他。今天世界正需要這樣一個人。他一定遲早會出現。但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僅止於盼望他的到來。他能否到來，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我們。只是需要領導者，並不能保證他的出現。人們必須為他做好準備。作為女性共和黨員，我們會在我們的俱樂部裡，為他做好準備。」法林頓相信，麥卡錫就是那個男人。麥卡錫在惠靈市的演講，原本是他受邀向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的談話；而他所使用的語言，是十九世紀女性改革運動的語言。這些都不是偶然。麥卡錫說：「我們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與無神論共產主義世界之間，有著巨大差異，不是政治的，而是道德的。」節制、廢奴、選舉權、民粹和禁酒令，柯克沒把這些包括在他寫的保守主義系譜之中，但他們卻是這項運動核心成員的基本經驗。
家庭主婦是共和黨的基礎，一如工會成員之於民主黨。貝利．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承認：「如果沒有共和黨全國婦女俱樂部聯合會，就不會有共和黨。」（但尼克森不能忍受她們，他生氣地說：「我不會去和那些笨拙的老太太說話！」但一如既往，他還是咬緊牙關地去了。）到一九五○年代，活躍的共和黨員大半是女性，相比之下，女性在活躍的民主黨員中只占了百分四十一。一九五○年，法林頓在華盛頓啟動了為期三天的政治學校培訓課程，以培訓選區工作人員；會議對男性和女性開放，但與會者大多數是女性。同一時間，民主黨舉辦的同一類會議，與會者則大多是男性。在共和黨中，黨的工作就是婦女的工作，共和黨將其稱之為「家務」，以此來解釋、組織和證明其合理性的工作。受到感召的共和黨員被告知要「以身為在家庭前線、敲響門鈴、填寫登記卡，以及一般執行政府家務的女性感到驕傲，這樣才能把共和黨的原則帶進每個家庭之中」。共和黨婦女建立了廚房內閣（Kitchen Kabinets），在每個男性內閣的職位上，對應地任命一名女性。她們藉由每月公告「華盛頓做些什麼菜」與「全國家庭主婦」分享「共和黨成就的政治食譜」。如同一名參議員對婦女俱樂部聯合會所言，選擇大象作為共和黨象徵是對的，因為大象「前有真空吸塵器，後有地毯清潔棒」。
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保守派對於學院作為無神論者，以及新聞界缺乏心靈的批評，已經完全成熟。伴隨而來的，是要捍衛家庭，以及女性身為家庭主婦的角色，無論這個家庭主婦角色已經變得何等政治化。一場反對同性戀的道德聖戰已然開始，它所支持的，是晚近被想像出來的傳統家庭。
同一時間麥卡錫主義還在繼續：心胸狹隘、庸俗不堪、精神錯亂。許多觀察者認為，麥卡錫的崛起、他瘋狂的陰謀論，以及其追隨者規模，就是美國政治核心疾病的症狀。這讓喬治．肯楠發出了一個延續許久的疑問：「在我看來，政治制度和輿論受到這般挑戰便如此輕易迷失方向。它在一個時代如此，換到了另一個類似的時空下，也會同等脆弱。」為什麼這麼多美國民眾，在面對這般令人難以置信的世界觀時，會顯得如此毫無防備呢？
作者為哈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紐約客》雜誌專欄作家，2014年獲選象徵美國人文學科最高榮譽的「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萊波爾著作等身，第一本著作《戰爭之名》曾贏得班克洛夫特歷史獎，2005年《紐約大火》曾入圍普立茲獎決選，2015年《神力女超人的歷史》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真理的史詩》則入圍2019年坎迪爾歷史獎決選。
書名：《真理的史詩》
作者： 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時間：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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