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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余英時先生在〈民主與民族主義〉一文中所闡述，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美式民主鍛造美利堅民族的基石。經過台北時間11月4日地球史上最多人關注的開票驚奇後，我們不僅見證了「讓美國再度強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與「國魂之爭」（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碰撞下，美國人爭相走向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熱情；也重新發現了余先生所言「一人一票」在美國「搖擺州現象」下，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搖擺州現象：選舉人團制度的後果
從選前各華文媒體與學者專家充分的報導與剖析，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因為制度設計的干係，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候選人，都會放棄大勢已定的鐵票州，將所有的選舉攻勢集中在票數較多且選情較不明朗的「搖擺州」。這也讓搖擺州選民的民意，遠比其它鐵票州來的更受重視，通常也會得到更多政策優惠，因此導致了搖擺州現象下，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但這種「搖擺州現象」與「票票不等值」究竟從何而來？事實上，該現象源於美國立國之初制憲時刻所訂定的「選舉人團制度」（Electoral College）。選舉人團制度的特色在於，由登記投票之選民選出各州之代表（選舉人），並由各州之選舉人投票選出總統。原則上是一種間接選舉，而非真正的普選制度。
該制度設計之初其實賦予選舉人極大的自由度，各選舉人有自行決定投票意向的權利，且也無各州選舉人票「贏者全拿」的設計。一直要到建國之父們（founding fathers）因為爭奪總統大位引發各種憲政危機，贏者全拿制度才在緬因州與內布拉斯加州以外的48州成為某種慣例，選舉人雖仍為各州代表投下總統票，但大多依照各州得票輸贏直接反映民意，「失信選舉人」跑票的的現象，也成為極少數的狀況（2016川普初次當選就有出現）。
選舉人團：制憲時刻的產物
但聰明絕頂的建國之父們，為何提出了一個如此迂迴又有明顯漏洞的制度，而此後的美國人又讓它行之有年的蹣跚而步兩百餘年呢？當代比較政治學針對選舉人團制度的解釋，不外乎以下三個面向：
第一、考量建國之初，地廣人稀、交通不便且人民識字率低，甚至可能語言不通，所以用間接選舉制，較無投票率過低的低度代表問題。
第二、獨立建國後的制憲會議上，大州大多強調代表性問題，擁護以各州選民數量為基礎，計算議會代表與選舉人的方案，被稱之為維吉尼亞方案；小州則希望各州議會代表與選舉人皆為相同數量，如此才能保障小州之權益，該方案稱之為紐澤西方案。雙方爭執下得出了妥協方案，也就是參議院席次各州數量一致，眾議院按人口比調整，各州選舉人數量則為兩者合併計算。
第三、制憲會議後，美國憲法確定為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剛性憲法。也就是說，若要修改它，幾乎是困難重重。雖然修憲提案可由國會或各州發起，但國會參眾院皆要有2/3的議員提出憲法修正案，方能成案；各州則也需2/3的州議會要求召開修憲會議方能成行。更遑論修正案在國會通過後，還必須獲得3/4的州議會或特別修憲會議批准（例如廢除惡名昭彰的禁酒令），才能正式通過。
可既然選舉人團制度實際造成了票票不等值的搖擺州問題，歷史又事過境遷，如今時空環境早已不同，那除了立法技術與修法門檻問題以外，到底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選舉人團制度的改革，乃至廢除直接採取普選制度，在美國永遠是只聞樓梯響呢？
共和主義精神：選舉人團制度下的暗流
回到美國立國之初，我們可以發現，深受歐洲文明啟蒙思想薰陶的建國之父們，對於政治、政體乃至國家的想像，大多圍繞著「共和主義」的精神開展。共和主義在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史的發展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朔至希臘羅馬時代。而對建國之父們來說，共和主義的的核心關懷，就是「如何避免權力集中於一人，並避免眾人被一人所統治」。
建國之父們相信年代略早於他們的法國大哲孟德斯鳩所言，「每個人取得權力都是為了濫用它」，並且遵循孟氏教誨，一致同意以「三權分立」的模式讓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相互制衡成為《美國憲法》的核心概念，並以共和主義作為政治制度設計的基礎，藉共和精神，來平衡「政治權力腐化人心的陰暗面」與「政治權利追求自由與平等的光明面」。
而這種透過共和精神所發展出「對權力集中造成安全侵害」的戒慎恐懼，甚至是全方面不分國內國外的。從美國內部可能形成的暴君、暴政、暴民、內戰，到外部國際威脅，都造就了建國初期的美國，成為了一個「反國家的國家」。中國古語云「防民甚於防川」；但新生的美國，確是「防權甚於防川」，以三權分立制衡為始，設計出的憲法與政府體制，還強調了聯邦各州相互制衡、聯邦與各州相互制衡，甚至美國與整個美洲大陸上其他歐洲殖民帝國相互制衡。
「選舉人團制度」在這個新生共和主義「防權」的憲法中，同時扮演著三種功能：第一、「制衡」的功能，在「贏者全拿」成為慣例以前，讓相對菁英的選舉人團代表一般人做出決定，避免民主政治流於暴民政治。也可以讓選民有直接監督的代表（選舉人），避免天高皇帝遠，缺乏政治投入的熱情；第二、「競爭」的功能，讓各州州民主動參與政治進行辯論，越具有政治熱情，衝突與分裂越多的州，就越有機會成為搖擺州，越容易吸引候選人的關注與投入；第三、「黏合」的功能，各州選舉人為參眾議院人數的總和，等於同時考量了大小州的需求並從中妥協。
另外，為什麼這邊特別提到美國與其它國家在美洲大陸上的關係，因為新生美國共和主義下「反國家的國家」，實際上是地緣政治壓力下的產物。
根據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Thomas Bender在《萬國一邦》（A Nation among Nation）一書中所詮釋，拆解美國獨立建國神話的歷史後我們可以知道，真正影響英屬美洲殖民地人自主意識崛起的，是1754年到1763年由歐陸國家延伸到北美洲的七年戰爭。殖民地的英國移民，藉由抗擊法國、西班牙與奧地利組成的天主教同盟進犯，形成了各自殖民地的單一政治體認同。
其後，英國做為殖民地母國，承認法屬魁北克殖民地的政治與宗教權利，藉提升法屬魁北克與北方加拿大的地位，威脅北美13州的政治地位與信仰自由，這才是逼使北美13州發動戰爭的國際結構因素，而不只是一般我們認知的徵稅代表問題。
費城體系的誕生與衰亡
在這裡我們要先釐清一個概念。一般我們提及美利堅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會把組成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的states，翻譯成「州」，也就是華文世界熟知「北美13州聯合而成合眾國的故事」。但回歸十八世紀的語境，這裡的states實際上是「國」的意思，而the United States正是「國家聯盟」的意思。在獨立建國尚未制憲的時代，各國本來有個《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邦聯條例》正是用國際法的概念，把由13個獨立國家組成的，「名為國家實為反英政治軍事同盟」固定下來。而美利堅合眾國，就是這13個殖民地攻守同盟的名字。所謂建國之父，在當時的歷史脈絡裡面，是作為獨立國家的13個大英帝國前殖民地，集體派出談判並結成軍事同盟的代表。
所以，其後獨立以後《美國憲法》的制定，是在創造一個不同於「歐洲西伐利亞國際體系」相互爭戰的「權力平衡」互動模式，以制度來馴化權力，達成北美13個國家間權力的制衡。這套「權力制衡」制度，一方面，能收攏13國，避免外部敵人策反，促進盟國團結對抗歐洲殖民帝國的軍事威脅；另一方面，又能讓13國奠定類似的制度，避免政府侵犯人民的權力。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Daniel H. Deudney將1776年獨立戰爭至1861年南北戰爭間，這種位於北美大陸，由共和精神憲法支撐的「國際體系」，以美國憲法發源地命名，稱之為「費城體系」（The Philadelphian System）。
隨著13國聯盟（美國）由大西洋海岸逐漸向西擴張至太平洋海岸，加入聯盟的「國家（州）」越來越多，內部歧異度提升。蓄奴與否的經濟生產方式差異造成衝突，林肯解決衝突的同時，又提昇了聯邦政府的權力。此後歷經現代通訊革命、工業生產規模擴張與兩次大戰，國家聯盟下的費城體系，終究演變成了當代聯邦權高度凌駕於州權的狀態。
即使早期費城體系遺留下的選舉人團制度已經因為贏者全拿，失去了當初制衡人民暴政的意義，但選舉人團制度作為憲法的遺跡，仍不時提醒這個「國家」自身的歷史特殊性與原初的共和主義情懷，也就是對從個人、州、聯邦，到甚至國家對外行動，各種權力行使的約束與恐懼。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權力壓制權力的思想，從憲法之父麥迪遜以來，始終深植美國的憲政傳統之中。
而既是建國之父又是獨立宣言起草者的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雖然擴張聯邦權力，繞過國會同意直接買下路易斯安那州，倍數擴張美國領土，但對權力戒慎恐懼的心態，也讓他始終強調，先是自由人、再是維吉尼亞人、最後才是美國人。所以，只要美國高舉憲政主義與共和精神的一天，修改選舉人制度遇到的，就不僅只是修法門檻的問題，而是傑佛遜的幽靈始終飄盪於北美大陸上空陰魂不散。
作者為壞年冬裡最不具價值的蟑螂般七年級社會科學學徒。18歲以前為自我感覺良好的天龍國人。此後十餘載，輾轉奔波於台北、嘉義、高雄、金門與英國。去國懷鄉，希望能通過世界尋找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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