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當德國外長公開出聲反對中國霸凌捷克時，歐洲已經變了
九月一日中國外長王毅與德國外長見面時，王毅沒預期一向會比較親近中國的德國，會在這個會面提出德國「不會接受來自任何方向的威脅」。雖然這句話被不少人認為德國是同時針對美國與中國，但前一天德國外長才與捷克外長通話，針對中國因捷克參議院議長訪台而被中國威脅一事，表示德國會與捷克團結一致。而當德國外長提到此事，還特別指向王毅並說，「我們一向尊重我們的國際夥伴，並希望對方也會這麼做」。
不管相對於其他國家，德國對中國的作為似乎還是非常溫厚，但當被認為歐洲大國中最親中的國家也這樣反應後，歐洲對中國的氣氛的確不太一樣。而且以目前的軌跡來看，這個雖不能說是「抗中」，但起碼是「防中」的態勢，在未來只會加強，不會緩和。
而且如果是拜登當選，這個氣氛可能會相較川普連任時更為加劇。難怪習近平會在八─九兩個月接連派遣外長王毅、國務委員楊潔篪等接連訪問歐洲，為自己要親自出席的「中歐峰會」鋪路 。畢竟如果十一月拜登當選美國總統，美歐關係立即會與現在不一樣，中國就無法利用歐洲領袖普遍「厭川」的氣氛對美歐關係見縫插針，屆時歐中關係可能會更難經營。
「中國戰略文件」出場後的歐洲對中政策拉扯過程
歐洲因為地緣關係的遙遠，以及關心俄羅斯威脅，加上近年來因ISIS帶來的敘利亞難民問題，以及之前攻打利比亞導致利比亞難民問題，使得自己面對亞洲時比較不會，或不願意思考中國的地緣威脅等問題。這也導致歐洲國家多傾向以經濟角度思考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2008金融海嘯出現，美國陷入經濟萎縮，歐盟也連帶受到很大的傷害，並因此引發歐盟內部的南北爭議，而難民問題引發的邊界控制爭論，更導致歐盟內部出現布魯塞爾與波、捷、斯洛伐克、匈牙利等東歐四國（維斯格拉德visegrad group）的持續爭執，甚至因此衍生出東西問題。
這些內部發展更使歐洲國家在煩心於內部問題之餘，無力面對中國可能產生的威脅，這是為何當中國以歐洲領袖接見達賴喇嘛為由對歐洲國家進行經濟懲罰，或是以頒發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為由而給挪威難堪等，未見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與布魯塞爾對這種赤裸裸的霸凌行徑有任何表示。
但壞事做久了，還是會留下壞印象。其汽車業仰賴對中出口最多的德國，在2016年忽然發現中國以五十億美元併購德國高階工業機器人製造商庫卡（Kuka）時，赫然發現中國的布局不是做生意，而是針對德國的冠軍級產業，而且自己還沒有可用的反併購工具加以應對，期待自由市場經濟邏輯來處理，在沒有西方資本願意提出更高的報價下，柏林眼睜睜看著庫卡落入中資之手。
繼庫卡購併事件之後，接著又出現Aixtron（愛思強）購併議題，由於Aixtron（愛思強）負責製造的晶片之一包括愛國者反飛彈防禦系統的升級，柏林同意中資併購Aixtron（愛思強）引發了美國的強烈反彈後才發現事態不對。這些議題使得德國開始注意到中國問題，也讓過去主要存在於對政黨有巨大影響力之汽車製造業的對中鴿派，以及持較強硬態度的德國情報與外交部門的爭論，開始出現新的轉折。
2019年一月德國工總（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y）發表了一篇對中國態度強硬的報告，算是首次德國工業界公開提出對中國的強硬主張，也讓德國對中政策的風向出現轉變。兩個月後歐盟總部發表最新對中戰略文件，將中國描述為經濟的競爭者（competitor）、在多邊國際議題（如氣候變遷）上的夥伴（partner），以及政治制度等的系統性敵手（systemic rival），引發廣泛議論。
此時中國開始介入積極運作，之後沒多久歐盟議會選舉產生新的領導階層，新的歐盟執委會主席是前德國防長烏蘇拉凡德雷恩（Ursula von der Leyen），本身對中國態度也十分強硬。
但之後外界發現歐盟就沒什麼對中強硬的作為出現。首先是歐盟執委會對外事務部部長布瑞爾（Josep Borrell）對於與中國關係的「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的描述多次表達不甚認同，也多次公開質疑這個語詞的涵義不明，顯示他與執委會主席凡德萊恩的態度差異。在武漢肺炎肆虐時，還傳出部長布瑞爾（Josep Borrell），要求淡化歐盟對外事務部準備要公布的一份有關中國對歐洲國家假新聞操作的研究報告內容。甚至現在對「歐盟對外事務部」（EEAS）有關中國分析家的懸缺也沒補進，似乎有意讓這個部門在這個議題的功能「低調運作」。
不少人認為這與德國，特別是總理梅克爾，在幕後踩剎車的態度有關。隨著英國大選，強森黨派大獲全勝後，英國脫歐已成定局，歐盟必須面對一個沒有英國的歐盟，德法的影響力也因此更大，但相對要負的責任與經濟承擔也變得更重。更何況，比起法國積極經營與美國關係，甚至在2019年也出現巴黎版的印太戰略，德美關係卻日落谷底。
行事我行我素的川普幾乎毫不掩飾對梅克爾的厭惡，德國外交界更對當時駐德國的美國大使Richard Grenell抱怨連連。梅克爾的確想透過不同於美國的對中態度，營造歐盟成為一個美中之外的第三勢力，也因此對於美國極力要求在5G與華為切斷關係時，柏林依然強調根據市場自由經濟秩序，沒有任何可允許的政治理由來隔絕任何廠商，硬是不給華為紅燈。
而美國要求德國提升軍事預算，德國也以「這是當年兩德統一時，外界對德國施加的期待與條件」為由，執意維持其龜速的增量法則。有一說認為台灣也是這個過程的間接受害者，因為英法都對蔡總統連任給予道賀時，梅克爾對此採取拒絕態度。
正因為有這樣的過程，因此當八月底德國外長會在王毅同場加映時有這樣的發言，同時還對捷克外長提到德國與捷克會站在一起面對威脅時，其代表的意義就很不一樣了。特別是第二天還出現德國版的印太戰略。在明知中國視任何含「印太戰略」的文字形同是對北京的不友善作為時，德國此舉就被認為是在對美國的印太戰略給予背書。
步向殭屍化的十七加一峰會
現在歐洲當然還有對中友善的國家。希臘、匈牙利、以及非歐盟國家的塞爾維亞，可以算是歐洲親中的前三名。但立場對中國轉硬的國家包括波蘭、捷克、立陶宛與愛沙尼亞。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都是中國苦心經營16+1（希臘）+1（中國）峰會的主要成員。波蘭一國就佔這十六國GDP的三分之一，愛沙尼亞還是北約網安卓越中心的承載國。
由於在「十六加一」的時代（希臘是去年加入使其成為十七加一），歐盟對於這個論壇一直持有疑慮態度，而這個「十六／十七加一」峰會也沒有達到這些國家領袖想要達到的效果。中國對歐洲的投資依舊以英、德、法為主，投資到十六加一的部分屈指可數，而即便在這少數進入到「十六加一」的投資，也多是以非歐盟國家的塞爾維亞為大宗。搞到後來，從2012年「十六加一」起始七年後，不少中東歐國家認為這個論壇只剩下與中國領導者見面的機會還有些價值（bilateral face─time with Chinese leader）。因此之後這個峰會多變成在那個場地的十六個與中國的雙邊峰會。
雪上加霜的是，李克強是中方負責十六加一的最高對口，但中東歐國家不是不曉得李克強與習近平的關係，李克強不是最高決策者的事實，這些國家也瞭然於心。這使得「十六加一」的雙邊峰會之價值更為下降。加上習近平只與歐洲大國領導者，以及與歐盟執委會主席、歐盟主席等見面，那麼辛辛苦苦勻出時間來參加「十六加一」是為了甚麼，在內部自然會被更進一步質問 。
此外，中國是把「十六／十七加一」當成其「一帶一路」外宣作業的一部分，但是現在歐中鐵運（China─Europe Cargo Trains）虧欠連連，在沒有政府補貼下無法營運。隨著美中貿易戰與中國內部經濟成長趨疲，對「一帶一路」計畫的資源挹注就更是小心，很多計畫因此叫停或延遲。十六／十七加一可能還不如直接與某些國家的雙邊合作更來得簡單與暢快，因此中方內部也面臨要如何持續的爭論。
北約2030構想之提出，面對中國是關鍵理由
六月北約秘書長演講提到其發展「北約2030」構想的起始點，有一部分與中國崛起有關，特別是中國已經崛起到其影響力開始延伸到北約成員國的所在區域，並影響到相關的地緣戰略平衡，對此北約就無法待在往昔熟悉的舒適圈中，必須出來面對中國崛起的挑戰。特別是中國已經在近北極的極地區域（arctic）、非洲、與印太區域極為活躍，且開始畫出自己的相關利益區。這些區域都與北約成員國的核心關切有關。
雖然法國總統認為北約已經腦死，但北約繼續工作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北約2030」計畫的發展還是必須關注，特別這個趨勢是否會帶出一個北約的全球化（Global NATO）值得注意。北約的關注改變，不僅反應了歐洲國家對中國態度的變化，日後也會反過來影響歐洲國家的對中政策。
習近平對歐洲的預防性外交見證歐中關係進入深水區
前丹麥總理，也是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爾森日前在玉山論壇的晚宴演講提到，歐洲必須面對中國挑戰，也必須支持台灣，因為支持台灣就是支持民主，在經貿協議上更無須有「先中後台」的順序，如果真要有順序，應該是「先台後中」。並提到健康議題、經貿議題，以及與印太民主國家的合作，是他建議歐洲國家／歐盟可以採取與台灣深化合作的三個方向。這個令人振奮的發言見證了台歐關係未來可以發展的幾個空間。
即使對台歐發展不持樂觀態度的懷疑論者，也無法否認現在中歐關係日漸緊繃的事實，即便川普與歐洲關係現在也不是順暢。如果拜登當選，可能中歐關係會更為緊繃，因為拜登是比較能被歐洲接受的建制派人選，拜登也將修補同盟關係是為其外交政策的第一步。相信這也是看到川普連任中美關係持續崩壞，拜登當選則是美歐合作會加強，其發展趨勢會壓縮中歐合作的空間。
因此不論哪一種發展，對北京都是問題。習近平在這個時候的積極活動，與其說是看到機會裂解美歐關係，還不如說是擔憂之後的美歐合作，因此想積極為中歐關係在美國大選前釘樁。這個預防性外交操作，也是歐中關係正步入深水區的例證。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