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官方網站
近年引起社會熱議的現象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片尾有一幕是被害人家屬和被告李曉明的父母親、李大芝有坐在一起會談，最終讓宋喬安從「如果殺人犯還有他們的家人都不用負任何責任，那被害者和被害者家人又算什麼」的忿忿不平，轉變成「希望就在雲後面」的坦然面對，並讓心中的大石逐漸放下。
而那一幕被害人和被告雙方面對面的過程，隨著會晤談話，讓被傷害的人——不管是加害人或被害人的家人——逐漸理解並放下心防、願意開口訴說犯罪帶給生命的不幸與傷痛，並讓傷口慢慢癒合結痂，這樣的過程就是「修復式司法」所呈現的面貌之一。
修復式司法是什麼？
修復式司法談的是什麼？普遍理解上的修復式司法，是讓因為犯罪行為受到直接影響的人，包括加害人、被害人、他們的家屬，以及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社區成員，提供各種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的對話機會，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透過對話，讓被害人不會感到自己是刑事訴訟程序的邊緣人，而有參與處理犯罪程序，並重新找回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
當然，一起犯罪的發生，加害人不可能置身事外，加害人也必須明確表示意願，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努力修復被害人的情感創傷及填補實質上所受之損害。修復式司法所設定的目標，是藉由這樣的程序讓加害人得以回歸社會，除了重新融入社會，也期許能降低再次犯罪的機率。
修復式司法並不是天外飛來一筆，在外國早已行之有年，我國引入此一制度也有近10年之譜。修復式司法最早開始於檢察體系，讓檢察官在案件偵查階段就視案件的類型、加害人和被害人彼此的意願，逐步建立SOP來落實修復式司法的步驟，可說是一步一腳印累積而來今日的成績。
修復式司法如何展開？
在步驟上，修復式司法包括評估是否開案，也就是個案中雙方的情況是否適合進入修復式司法；開案後會由促進者介入，由促進者分別和案件當事人聯絡，讓促進者在各自瞭解雙方狀況後，進一步知道彼此需要的及希望的對話方式，詢問有無適合陪同出席之親友，並告知方案進行的流程及資訊。
在雙方進入修復會議後，又會如何發展？修復式司法期待被害方可以說出被害後的感受與影響，透過訴說，慢慢平復對犯罪事件的恐懼（為何選擇我、為何是我遇到、為何當下這樣對待）；或許會有答案，也或許沒有。但是，透過這樣的過程，讓被害方有機會釋懷。
於此同時，加害人在這樣的過程中，得以抽離犯罪當下的情境，不管是當時無法控制情緒、或是受到怎樣的刺激，在事過境遷後，讓加害人能夠清楚知道自己的行為對被害人造成怎樣的損害，以及如何改變彼此的生命走向，除了金錢上的損害賠償，重要的是讓加害人真摯的為自己的罪刑感到愧疚並尋求原諒，讓這起不幸事件中的當事人都能盡快從這場生命裡風暴走出，期待雨後天晴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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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司法匍匐前進許久，如今終於盼來了法制化，近期《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提到：
檢察官於偵查中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的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
此次修法，將以往只是嘗試性的作法予以明文化；這法律的一小步，可謂是制度上的一大步。尤其過去只在檢察體系下運作的修復式司法，已大步朝向刑事審理程序，也就是法院端前進，既是別開生面的新氣象，但另方面也是舉步維艱的草創時期。
為何會這樣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法院審理階段要推動修復式司法，縱使法有明文，還是有一道又一道的難題，而且比起檢察官在偵查階段實施修復式司法難度更高，是且行且艱辛。
首先必須面對的是，在刑事審理程序中的修復式司法，會不會更讓人感到訴訟程序的曠日廢時？撇除檢察官在偵查階段就已啟動修復式司法的案件來看，一起刑事案件時程，是先在第一線警察蒐證階段耗費一段時日，之後才由警方將案件移送到檢察官手上，由檢察官檢視證據（包括是否要補強），並把關是否要啟動國家追訴犯罪的權力（起訴或不起訴），這時候又需要一定長度的時間。
在這段期間內，被害人和加害人也會在各自能接受的範圍內進行接觸，最常見的就是檢察官會視情況，如有洽賠償的空間就會將案件送調解，那麼一旦進入法院端又要啟動修復式司法，不可能不需要一些時間醞釀，尤其修復式司法也不保證能修復成功，這時整個訴訟的進行會不會又拖得更長，讓被害人這方更心力憔悴？
作者為王子榮，雲林地方法院法官。法律是一門專業，必須承認有一定的門檻，但偏偏法律又和生活緊密相關，不僅僅是茶餘飯後的日常新聞事件，更存在於生活的行起坐臥之中，法律，你怎麼能不懂！嘗試在一般社會和司法之間搭起橋樑、開啟雙方的對話，會發現原來只是互相的不瞭解，法官和社會距離並不遠，法律需要的不是白話文，不過是雙方具有願意溝通的初心與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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