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航母遼寧號。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中國的「泰迪時刻」降臨了嗎？
面對1989年「六四事件」以降的全球封鎖與猜疑，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宣示了中國積極納入世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體系。以美為師的中國，開始嘗試扮演初生美國的角色，模仿美國與英國在美洲區域內維持特殊夥伴關係，中國則在亞洲區域內與美國維持特殊夥伴關係。雖然因為「台灣問題」偶遇亂流，但仍然享用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所提供的安全航道、自由貿易、美元自由匯兌與和平穩定的區域地緣政治環境。
以中國加入WTO與舉辦奧運作為象徵時刻，中國的茁壯是建立在美國作為技術、市場與世界秩序的提供者之上，著名史家尼爾佛格森所謂「Chimerica」，其實就是19世紀英美特殊夥伴關係的當代版本。
2014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戰略教授福爾摩斯（James Holmes）察覺了可能到來的「泰迪時刻」，因此在”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寫〈Why Xi Jinping Has a Lot in Common With Teddy Roosevelt?〉（習近平與老羅斯福為何有這麼多相似之處？）一文。
該文表示，除了兩人都熱衷於國內打貪外，更重要的是，習近平與老羅斯福一樣，也是一位海軍元首。兩人都認識到，一支強大的艦隊，對維護國家利益與拱衛海上勢力範圍的重要性。美國強大的海軍取代了英國海軍過去百年來巡弋加勒比海，維持海上通道暢通的任務；同樣的，中國組建完畢後的海軍，也將拱衛自身海上勢力範圍如南海，並試著突破第一島鏈，以海權的確保，促成中國「泰迪時刻」的到來。
但該文沒有提及的是，美國花了近百年的時間，到了老羅斯福的「泰迪時刻」，才讓「門羅宣言」脫離大英帝國的支撐，成為真正的「門羅主義」。在真正的泰迪時刻到來以前，新生美國是靠著大英帝國的全球海軍維持海上通路，並拒斥歐洲干預美洲的支持下，方才成功崛起。其中，兩者並沒有明顯的衝突。
可如今美中之間，從貿易戰、科技戰至地緣政治的全面衝突已然升起，預見了彼此特殊夥伴關係的榮景不在。中國只花三十年，要走完過去美國近百年走完的路，而且是在，與當代世界秩序提供者美國鬧翻，而不是夥伴的情況下，這是否有達成的可能呢？
2020年的今日，台灣之於中國，真的可以是美國的古巴、波多黎各或巴拿馬嗎？不停航出第一島鏈的中國軍艦、飛越海峽中線的共機，乃至固守於南海的人造島礁，可以是老羅斯福巨棒揮舞下，巡弋於加勒比海耀武揚威，又介入中美洲各國的軍艦嗎？
當現今的美中關係是過去的英美關係時，鄧小平可以是門羅，江澤民與胡錦濤可以是讓門羅主義逐步成熟的波爾克與格蘭特，但習近平真的可以是老羅斯福嗎？中國的「泰迪時刻」真的會降臨於維尼之手嗎？
全世界都在看。但光是看，有用嗎？如果中國真的花了美國三分之一的時間，成功走上了強國之路，那美國的應對方案是甚麼呢？
建制派的解法：以台灣為例
美國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一直以來都是華府重要的言論方向與理論前沿期刊。而以哈斯（Richard Haass）為領導者的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對外關係協會）外交政策學者專家，只要在該期刊發文，都是動靜觀瞻，是全球觀察家預測華盛頓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
近期，台灣的美國外交政策評論，已有多篇文章，把目光放在以哈斯為首的建制派言論轉向。哈斯與薩克斯（David Sacks）在”Foreign Affairs”中，發表了〈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必須清晰）一文。
其中強調，過去他們支持美國對台海問題要「戰略模糊」不表態，因為這樣美國才可以在政策上更有彈性，更符合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國家利益。但因為現在，美中國力差距縮小，所以美國反而應該在台灣問題上畫下底線，走「戰略清晰」明確表態，避免雙方因為誤判擦槍走火。
多數台灣人對這種說法感到興奮，認為這代表，無論美國總統是誰當選，對中國政策上「集體屠龍化」，已成為學界與公職構成的外交體系中道理性「建制派」之共識。
建制派之外：不可共量的其他解決方案
長期觀察與閱讀以哈斯為首的這批建制派所發表之學術著作，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美國外交圈中其它廣義的屠龍派，像是，軍系戰略優勢派、商業國家利益派，乃至基督教新保守主義反共派，面對中國乃至任何與美國有潛在安全衝突的敵對國家時，以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論」來說，建制派與上述派別彼此心中信仰的，可能是「不可共量」的相異解決方案。
本文畢竟不是學術文章，請允許我們粗暴的進行簡單分類。上述各派，雖然心法手路各有不同，但美國歷史上面對敵對國家的行動方案不外乎三種。一為單邊主義、二為兩極對立、三為多邊主義。
第一、單邊主義強調，作為當世最強國家的力量與權威優先。領導友邦時，單邊主義者認為最強國家應當以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各種手段，毀滅潛在的敵對國家或霸權挑戰者；並且以帝國的威信、不對等的法律關係與絕對物質權力的優勢，實踐上搭配多個雙邊互動，來維持國際秩序的穩定。冷戰結束後直到2010年前後，中俄陸續以南海和克里米亞挑戰美國世界秩序為止，美國對外政策，配合國際權力結構「一超多強」的格局，自然是以潛在的單邊主義來達成國家利益。
第二、兩極對立是以自身意識形態與物質力量在國際上拉幫結派，對敵意國家進行全面的遏制與圍堵。二戰結束後的冷戰，乃至於觀察家不停強調的新冷戰，都是這樣按表操課，以動員整體國力擊潰敵對陣營與國家為職志。二元對立的敵意下，兩個堅壁清野陣營構成的兩極對立結構，會迫使其他非主要國家面對主導國家的壓力下，進行必要的決斷與選擇。
第三、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強調國際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區域內、乃至全球層次上友邦的配合，藉此達成敵對國家的馴化，並且善於利用不同對象間的友好、競爭或敵對關係來達成自身的國家利益。維也納會議後，奧國首相梅特涅主導的歐洲協調，以保守舊皇室勢力彼此協作，共同鎮壓歐洲風起的各種左翼與民族革命，就是一種多邊主義的協調機制；歐巴馬時代，強調各個區域國際組織的安全對話與經貿合作，乃至於國際制度的民主參與精神也是多邊主義的典型作法。
球是圓的，外交政策也是
若是以球類運動來比擬外交政策，單邊主義就是所有人去搶一顆球的足球、冷戰兩極對立就是一顆球打來打去的網球、多邊主義則是攻守組平行，且不停攻守交換的困難棒球。
雖然美國是世界棒球強權，但從巴勒斯坦、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到東北亞的六邊會談，美國在冷戰後，多方嘗試以國際組織與國際制度的多邊協商機制來達成政策目標，卻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事實證明，多邊主義下的大國協調、聯盟政治，乃至於民主參噢，這些都是歐洲外交史上高端玩家的玩法，並不是慣講經驗主義直白邏輯的美國人可以達成的玩法。
建制派的問題
關於美國人的直白，這點當年自歐陸躲避納粹因此西渡，在美國開宗立派的國際關係理論宗師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就曾在首發其政治思想的國際政治理論書籍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後，遇到了空前挫敗。一直到摩氏痛定思痛，將複雜而繁瑣的思想史，歸納出簡單的「現實主義六原則」，並發行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書後，直白的美國人，因此得到了外交實踐上宗教式的神諭，也才有二戰後美國對外行動，理論與實踐上的當代基礎。
如同摩根索所親身經歷的，長期注重實用主義的直白美國人，適合的，就是簡單而粗暴的一元總攬或二元對立。要不就是爆發戶式的全球帝國，要不就是針鋒相對的兩極體系。妄圖以民主參與精神支撐的多邊協調機制，馴化地緣政治國家競爭的本質衝突，結果就是二戰前國際聯盟的失敗，與各種徒勞的綏靖談判，乃至近幾年冗長而無效的，甚至被中共反向滲透的各種國際組織與制度。
總結美國外交史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歐洲乃至亞洲的成功，從來不是以梅特涅式的歐洲協調、也不是以俾斯麥式的聯盟政治，更不是靠推廣民主參與理念所支撐的多邊國際制度與組織，而是做好兩極體系的冷戰，在歐洲推行北約組織、在亞洲推行美日安保，對共產世界作全面的圍堵；或是在冷戰後，憑著國際威信與超強的綜合國力與全球軍力，強勢主導國際局勢。
所以當代美國外交圈建制派的協調論、多邊想像，乃至支撐多邊機制的民主參與精神，面對台海緊張局勢的升溫，與中國對當今世界各領域的滲透，無異於還是把美國重新帶入失敗的迴圈。
面對主流建制派多邊主義協力論述與民主參與精神聖囂塵上的樂觀，伴隨著冷戰結束席捲美國外交政策圈，曾著有〈Say Goodbye to Taiwan〉（對台灣說再見）一文而聲名大噪的攻勢現實主義宗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曾在那樣的時刻，不合時宜的說：「為何我們很快就會開始懷念冷戰？」（＂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面對當下，中國追求彎道超車的「泰迪時刻」，以及建制派對多邊主義乃至民主參與精神的執著時，我們可能也該不合時宜的說：「為何我們很快就會懷念新冷戰？」
作者為壞年冬裡最不具價值的蟑螂般七年級社會科學學徒。18歲以前為自我感覺良好的天龍國人。此後十餘載，輾轉奔波於台北、嘉義、高雄、金門與英國。去國懷鄉，希望能通過世界尋找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