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羅斯福與他四個兒子合影。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自2020年初至今，從國民黨的吳斯懷將軍到民眾黨的柯文哲市長，不停警告民進黨政府上至蔡英文總統，下至外交部長吳釗燮，「不要再挑釁中國」。
他們同樣認為，正是因為蔡政府靠著香港「反送中」與《國安法》爭議，不停激發台灣民眾吃芒果乾（亡國感）；又藉著美中科技戰與貿易戰重組高科技供應鏈的契機，正常化台美關係，加深北京的焦慮，藉此挑釁中國。
北京正是被迫，才會頻繁派出軍機繞行台灣島，跨越海峽中線。在台灣單方面妄圖「挾洋自重」改變雙方權宜（modus vivendi）下的台海現狀時，北京利用這樣的方式，被動表示了抗議。
台灣的存在對中國就是一種挑釁
面對這種「不要再挑釁中國」的說法，主流的回擊方式強調「台灣的存在，對中國來說，就是一種挑釁」。
因為台灣有成功的民主、可問責的政府，以及對差異的包容。更重要的是，台灣是北京「收復失土民族主義」的永恆獻祭。只要異質的台灣仍然存在於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之外；收復台灣，就會被視為經濟成長「保七保八」、防疫表現「勇冠全球」外，最重要的統治正當性基石。
這樣的回應，固然尖銳且直指問題核心，但若事實上，或許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並不特別。因為中國本身也只是當代眾多國家的其中一份子，基於歷史與地緣因素，只要是上升中的強權國家，對周邊領土或曰「生存空間」，會有必然的執著。所謂文化與語言的共同性，只是讓這種侵略意志與併吞行動更為容易的有利因素。
而一旦我們基於「同文同種、血濃於水、中華文化」特殊化了「台海問題」與「台灣對共產中國的重要地位」，會不會是換個角度幫中共背書呢？也就是無形中，認可了一些國外觀察家與中共自身的宣稱。他們強調，「中國從來沒有侵略擴張的基因」或「台灣是中國最後的領土請求」。而中國與21個臨國的領土爭議、南海島礁與東海釣魚台的海上衝突，乃至一帶一路國家的債務陷阱、資源掠奪與戰略根據地侵占，就自動被忽略。
以美為師而非以美為鑑
有「國師」之稱的中國思想史學者劉小楓，於2017年出版了《以美為鑑》一書，旨在挑戰看似不可戰勝的美式民主憲政之制度與理論優越性，藉凸顯「美式」的缺陷，映襯「中式」的可貴。同樣的，我們不介入國家體制與意識形態特殊性孰是孰非的討論，因為我們相信，在對外行動的邏輯上，中國與其說是「以美為鑑」，不如說是「以美為師」。
事實上，中共除了開國元勳毛澤東建政以來的「一面倒」與「不結盟」外，後毛時代至今的外交戰略思想，無論是「天下主義」論述的「特殊普世權威」，或「朝貢體系」描述的「歷史既存權威」，兩者皆是從空間與時間，嘗試填充當代中國國際霸權原本中空的理論基礎，並且強調，中國在世界史上成為強國或甚至帝國的宿命。
但仔細觀察上述中國國際關係與政治思想學界有關「中國例外論」的發展後，我們可以發現，所謂天下主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命權威，正是美國史上對外擴張意識形態基礎的「天命昭昭」（manifest destiny）翻樣版模；而朝貢體系在區域內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貿易與政治勢力範圍，正是「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逆向工程。以當代中文語言詞彙遺留的歷史與思想為食材，烹飪成了如同「左宗棠雞」般當代王佐的美式中餐，更是反轉了清末名句，成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活教材。
總結而言，中國「以美為師」的方式，不外乎：一、學習美國提出自身例外於世界其它國家的宿命；二、阻隔歐洲國家（歐美）介入美洲（亞洲）事務；三、逐步讓美洲（亞洲）國家成為美國（中國）的附庸。
認知趨同造成行為趨同
許多國際關係理論學者相信，只要國際社會缺乏最高權威的無政府狀態持續下去，則所有國家，並不會因為不同的政治體制或文化傳統而有不同的行為模式。因為無政府狀態會逼迫所有的國家，為了自我保存，追求國家的利益與安全；因此，所有的國家，最終對外行為模式都會趨同。
在這裡，我們姑且不論「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否為真」或「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否長存」這種學術性的永恆問題；事實的真相在於，中國學者與上位者，正在有意識的學習，乃至於抄襲美國「大國崛起」的過程。所以中國與美國的行為模式實質趨同，是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威逼，我們無從得知；但肯定是因為，中國領導層正在學習「美國夢」，編織「強國夢」。
門羅主義的誕生與成功
2013年開始，中國為了鞏固自身的戰略利益與國際法上的主權爭點，北京有計畫的在南海進行大規模的填海造島工程。因此有論者開始，將中國的行為，視為一種保衛勢力範圍的「亞洲門羅主義」。但究竟甚麼是門羅主義？門羅主義為何能成功劃出勢力範圍？
1823年，最後一位擔任美國總統的開國元勳門羅（James Monroe），發表了第七次國情咨文，其中有三大重點：一、歐洲各國不能再增加任何美洲殖民地；二、歐洲各國間的爭端，或歐洲各國與其美洲殖民地間的衝突或獨立戰爭，美國保持中立。第三、美國視任何國家再殖民美洲的企圖，為對美國之國安威脅。上述咨文，史稱門羅宣言。該宣言對美國此後百年的外交政策，有決定性的定錨作用，因此又稱為門羅主義。
綜觀十九世紀初的世界局勢，受益於拿破崙對歐洲舊秩序的擊破，中南美各個殖民地分別從殖民母國紛紛獨立，歐洲國家焦頭爛額於拿破崙的擴張亦無暇干預。
此時，在歷經10年前第二次獨立戰爭（1812）恥辱般慘敗的英國，一度是不計前嫌，想邀請美國共抗法、西、俄對美洲的再殖民圖謀。英國的盤算在於，「一整個美洲是個比美國更大的市場」。所以，當法俄兩國提議英國，共同協助西班牙收回中南美洲殖民地時，遭英國拒絕後，轉頭與前殖民地美國打商量。
門羅宣言雖以門羅為名，但實際上卻是時任國務卿的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獨排眾議，力戰開國元勳傑佛遜與麥迪遜下，最終拍版了這個不結盟、不介入與反殖民的宣言。
亞當斯的看法有二：第一、反殖民抓住了道德制高點；第二、英美不結盟能取信於美洲新興獨立國家。與英國維持一個不結盟的競合關係，能讓外交政策更為彈性，只要美國不與他國聯合對抗英國，就是符合英國的利益。
仔細推敲，我們可以看到門羅宣言的可實踐性，並非門羅或亞當斯本人天生神力，更非新生美國這個尚困於北美東岸的年輕國家，憑著一隅之力能夠達成。而是為了避免美洲再殖民化，對歐洲各母國輸送滋養，進而讓歐洲國家與英國爭奪世界首強地位，因此英美兩國各取所需，在英國巡弋加勒比海的同時，將歐洲勢力拒止於美洲之外。
也就是說，「門羅宣言」之所以能在美國外交政策中長成「門羅主義」，甚至美國奉行、乃至歐洲遵守的「規則」，早期是建立在大英帝國全球海上霸權所提供的虎威之上。
新生美國作為蕞爾小國，某種程度上當了狡獪的狐狸，受益於帝國秩序提供的安全航道、自由貿易、英鎊自由匯兌與穩定的區域地緣政治環境，成為了大英和平（Pax Britannica）下的搭便車者。沒有英美之間這種特殊關係，就沒有門羅主義的成功，更沒有美國發展成一個由大西洋至太平洋「西進帝國」的歷史契機。
美國的「泰迪時刻」
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相對於多年後亦任美國總統的遠房堂弟富蘭克林羅斯福，中文世界慣稱其為「老羅斯福」。他的外號為泰迪（Teddy），現今廣為人知的泰迪熊，正是因當年酷愛狩獵的老羅斯福，不忍殺死受縛的小熊，因此得名。老羅斯福原為副總統。1901年，總統威廉麥金萊遇刺身亡，他繼任時僅有42歲，是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
1898年，時任海軍副部長的老羅斯福不僅在對西班牙宣戰以前，就命令艦隊備戰，更是在美西戰爭爆發，海軍取得決定性勝利後，自動請辭海軍副部長一職，而這麼做的原因，居然是為了組建志願軍至第一線進行陸戰。老羅斯福指揮之軍團，後來登陸當時的西屬古巴，戰功彪炳，進而使古巴獨立於西班牙之外，成為美國附庸。1901年老羅斯福由副總統繼任總統後，因此開始投入大量心力對外經略。
在歷經了近百年的累積後，美國的綜合國力已是當世強國。老羅斯福為了使美國的對外行動更具正當性，因此他擴張了門羅主義的意涵，鑄造著名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
羅斯福推論強調：一、面對美洲多國因債務問題而引發歐洲國家進行軍事行動，美國有理由在西半球行使「國際警察權」，以優勢海軍武力的「巨棒外交」，同時拒斥歐洲國家干預美洲事務，並且結束美洲各國當地的長期混亂；二、美國僅在本身利益受損的前提下，介入歐洲與美洲以外事務。因此，老羅斯福介入日俄戰爭進行東北亞事務之調停，也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
門羅近百年後的老羅斯福，賦予了門羅主義新的歷史意義，也就是除了遏止歐洲勢力殖民化西半球，更重要的是，當區域內鄰近國家或領土俱潛在的價值或戰略地位時，美國不僅可將其納入勢力範圍；另外更重要的是，跨足美洲之外，當其它洲國家的行動，涉及美國利益時，美國亦可以進行參與或干預。在老羅斯福的帶領下，新生的美國終於拜別單純的經濟強國，成為國際政治場域裡的政治強權。「泰迪時刻」因此可以視為，歷史上一個新興強權國真正躍升的關鍵時刻。
作者為壞年冬裡最不具價值的蟑螂般七年級社會科學學徒。18歲以前為自我感覺良好的天龍國人。此後十餘載，輾轉奔波於台北、嘉義、高雄、金門與英國。去國懷鄉，希望能通過世界尋找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