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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涵榆

渣男、情感壓迫與轉型正義


圖片來源:華視新聞Youtube



這幾天前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因為前女友向週刊揭露辦公室性愛、墮胎、劈腿等情事,丁的行徑儼然成為高熱度的媒體事件。雖然丁在第一時間已請辭獲准,但延伸的許多問題仍有待釐清。


筆者必須先強調一個前提,位居要職的丁允恭的行為顯然不能以「私生活」了結,任何政治人物的品德都關乎人民的信賴,對是否適任有密切的關連。相關權責單位應儘速啟動調查程序,如果丁確實有涉及違背公務員職務相關規範,應追究法律責任。


在這樣的前提下,丁本人的長官坦然承認識人不明、用人不當的錯誤,並向社會宣示儘速調查與究責,就是承擔政治責任必要方式,不適合在這時候公開對丁的文采多做發言。


也是在同樣的前提下,這件事有正當的理由成為媒體和政壇焦點。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或者願意區分合理的關注與監督、對於羶色腥的窺視慾和具有強烈敵意和仇恨的政治鬥爭?


思考這個問題的必要起點還是基本的媒體識讀。這幾天隨著事件而在媒體爆量流傳的訊息,包括丁允恭本人在大學時期的男女關係,任職高雄市政府期間經辦的業務,有多少是事實,有多少是加油添醋,又有多少是帶有惡意的訊息?有多少是和追究他是否有違背公務員職務相關規範相關或不相關?


如果沒有這些基本事實的確認和區分,甚至是刻意混淆,就是炒作和鬥爭。而那被挑動的正義感,不過只是用來包裝窺視慾和被不肖媒體和政客操控的事實。


沒有經過檢視的正義感使人盲目,使人無法或不願看清錯誤的結構性因素。「渣男」一詞似乎被認為理所當然適用在丁允恭身上,但是當我們不假思索地訴諸一些簡易的標籤,我們會不會因為我們的無知與冷漠而不知不覺成為那個壓迫結構的一部份,如同那些訴諸「私」法正義圍毆兇手或嫌疑犯的群眾?


「渣男」之所以可憎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情感勒索與壓迫。過程中會有很多讓對方覺得真愛來臨和加深情感依賴的策略,但是在有一方掩飾了動機和慾望的情況下,這種情感依賴完全沒有任何穩固基礎。「我們再繼續下去會影響我的未來」、「這樣也是你比較好」諸如此類,自然成為「射後不理」的話語術。


筆者無意在此細數個別渣男的種種行徑,是什麼樣的情感/性別/權力結構、家庭和教育體制製造出渣男更值得整個社會關注,但這顯然不是本文有能力處理的議題。


筆者也不願意在此重複某些國民黨政治人物聯合統派媒體如何用極其猥褻、不堪入目的詞彙,藉機針對蔡總統、范雲和其他民進黨政治人物炒作丁允恭事件,對他們進行鋪天蓋地的攻擊。


無獨有偶的是,最近幾天國民黨接二連三在一些有關轉型正義議題的動作,都在對台灣人民進行情緒勒索,比任何個別的渣男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比他們對於「渣男事件」的炒作和追殺,顯得格外諷刺。


國民黨黨代表在會議中大言不慚地宣稱,故宮國寶是國民黨的,提議要國民黨抗爭拿回國寶,以參觀門票收入填補黨部經費的缺口。與此類似的是,立法委員葉毓蘭也宣稱傳說中的萬頓黃金是屬於國民黨的。


諸如此類暴走的無厘頭言論暴露出一種「台灣人虧欠國民黨」的情感勒索和壓迫,將黨國體制神格化。仔細來看,國民黨自在野以來,無所不用其極逃避、扭曲和反抗任何追討不當黨產和轉型正義的修法和實踐,包括在立法院杯葛相關人事案、包圍和破壞轉促會和進行司法訴訟騷擾戰。


近日有關108歷史課綱的風波,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炒作起來的。為了擴充台灣史、東亞史和世界史而做必要的修改,簡化中國歷代政權更迭的一些細繁瑣節,從東亞和世界認識台灣和中國歷史,難道不是轉型正義工程的重要一環?


然而,國民黨和統派媒體刻意將課綱修改扭曲成去中國化和歷史教育崩解。這事實上也是對台灣人進行強迫性的記憶命令,「你們台灣人必須記得這麼多中國」,當然也是一種集體性的情感和記憶勒索。


國民黨在9月9日舉辦「紀念日歷史工作坊」記者會,大力抨擊民進黨用意識形態扭曲史觀。國民黨預計發布一系列影片,凸顯國民黨執政的「正面事蹟」,扭轉台灣人老是把國民黨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連結在一起。(請參考9月10日《報呱》「國民黨史觀要復辟了嗎?」)


事實上國民黨和統派學者長久以來並不願意坦然面對類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這些極權體制的罪惡,如果不是宣稱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被過度誇大,就是強調以「國家安全」為由,強調大逮捕和鎮壓的正當性,逃避歷史真相和咎責。


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殘害多少人的青春、家庭和生命,但國民黨總是宣稱台灣如果沒有兩蔣、沒有國民黨,早就被中國統治,就沒有現在的民主體制,所以台灣人都應該感激國民黨…諸如此類,不也是像渣男的情緒勒索和「射後不理」嗎?


差別在於個別的渣男射的是精液,國民黨黨國體制射的是子彈!


國民黨對於轉型正義的扭曲和抗拒也反映出他們錯亂的價值觀。馬英九和他的基金會、國民黨智庫和統派媒體近日炒作「首戰即終戰」,甚至已有中共的滲透網絡被國安和情治單位掌握,鼓動軍人在兩岸發生戰端時放棄抵抗。


官拜少將的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臧少俠甚至宣稱,寧可被中共統一,也不願意被民進黨統治。臧的發言代表某種集體立場,包括那些在台灣和中國媒體大談台灣國防如何不堪一擊的名嘴,和那些洩漏情資給中國的共諜,他們為了個人的利益、意識形態、情感和族群認同,不惜站在民主體制和國家安全的對立面。


國民黨史觀或黨國遺緒沒有復辟的問題,因為一直都在!如渣男的個別壓迫者也許容易辨識,也容易激起義憤,但是某些集體性的暴力和壓迫散佈在社會和歷史脈絡之中,甚至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容易辨識和察覺。


有多少人會說「大陸」改稱「中國」是傷害他們的感情和記憶,指控用「武漢肺炎」就是歧視,不讓「小明回家」也是歧視,難道不都是情感勒索?


做為一種集體工程的轉型正義有不同的途徑和階段任務,包括公布檔案、追查真相、平反冤屈、咎責等等。寬恕「也許」可能(我無意在哲學思辨的層次上處理「寬恕是否可能或必要」如此巨大的問題),但不應該迴避這些程序,否則就是結構性的情緒壓迫。


丁允恭的所作所為的事實應該被釐清,責任應該被追究。當我們同理控訴者,為她(們)感到義憤填膺,我們又是如何看待更普遍的集體情感和記憶壓迫呢?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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