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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前總統的去世，是台灣歷史的重大事件。他為台灣開啟了民主時代，讓後來的世代不再過恐懼的生活，也讓島上住民可以選出自己的領導人。台灣總統不再姓蔣之後，民主時代從此展開，最關鍵的人物就是李登輝。遠在一九九○年代，台灣處於最混亂的時期。蔣家已經沒落，國民黨正在內鬥，民進黨還未獲得合法地位。國民黨內的守舊派，卻進行內鬥，終於分裂出去組成「新黨」。在那段危疑階段，李總統以他的智慧，使台灣度過難關。
朝野兩黨的輪替，從那時便已經奠下基礎。這是最健康的民主體制，使台灣永遠脫離威權時代，也使總統直選變成民主生活的一部分。李登輝不是一天造成的，他在最保守、最威權的政治生態裡成長，卻一直保持活潑的思考。他的整個思想內容，既不是日本的軍國思想，也不是中國的黨國思想，而是以台灣島上的住民為主體。他是農業專家，知道一切作物有其各自的生態。他在思考台灣命運時，也特別考慮到海島的生態與歷史。
他被美國《新聞週刊》尊稱為「民主先生」，絕對不是偶然的。在漢人社會，或東亞國家，長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似乎沒有西方民主的土壤。李總統一方面受日本教育，一方面也留學美國，他對東西雙方的歷史背景非常熟悉。對於台灣人追求民主的性格更是瞭若指掌。他突破蔣家格局，也回應「野百合學運」的要求，終於在一九九○年召開前所未有的「國是會議」。這種朝野的公開對話，是台灣前所未有的先例，從此使兩黨政治確立下來。
身為國民黨主席，他從來不只是考慮黨的利益，而是以台灣全民、台灣歷史做為他施政的前提。他的施政節奏循序漸進，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寧靜革命。如果沒有李登輝的開創，就沒有後來的政黨輪替，也沒有後來蔡英文實施的公民投票。我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一冊《李登輝情結》，當時是以負面的角度看待民進黨，現在重新解讀時，才真正理解了李登輝的真實想法。他終結了國民黨的宮廷政治，也開啟了後來公民社會的釀造。
開放總統直選，其實是在凝聚台灣的全民意志。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誕生，必須由社會的每一位公民來認可。經過兩黨或多黨的角逐，終於產生一位真正的領袖，在中國社會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制度。畢竟在儒家影響的傳統社會，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即使號稱已經解放的中國，到今天仍然受到獨裁專制的操弄。即使是最早西化的日本，在民主法治的實踐中，仍然供奉一位天皇。受到日本統治的台灣，也是華人社會裡最早嚐到投票的滋味。
李總統並不因為總統直選而滿足，又在一九九六年召開國家發展會議。他的民主藍圖在會議中全面敞開，終於成功地使「省虛級化」，也使公營事業民營化。他從來沒有公開主張台灣獨立，省虛級化之後，台灣就完整擁有以台灣為格局的主權獨立國家。在那次會議中，也廢除所有公營事業，使國民黨的黨國不分，終於也壽終正寢。那種氣魄、那種遠見，從來不曾在蔣家時期出現過。他的這些施政，其實是在斷絕國民黨的資源。這些改革，比起寧靜革命還要寧靜。
一九九○年同時成立的「國統會」，李總統公開表示，他將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邀請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台。雙方國家元首互訪，其實就是國與國的關係。這是最初「兩國論」的開端，也是強烈暗示台灣主權獨立的更進一步表述。他的施政方向，完全符合中華民國的合法格局，卻隱隱中置入他個人的思考與意志。這是一種寧靜的變革，也是不動聲色的轉移。沒有過人的智慧與過人的意志，就不可能臻於如此境界。國民黨那麼龐大，卻在濳移默化中完成了一次迴旋。
如果國民黨內部沒有裂解，台灣真正的民主絕對不會那麼快實現。李登輝成立「國統會」，主要是為了安撫黨內的保守派。李煥與王昇的內鬥，反而使李登輝有可乘之機。為了對抗李登輝，李煥王昇終於結盟。這種瞬息萬變的政治生態，必須要有堅強的意志才能應付。李總統知道他自己的歷史使命，更知道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爭奪。當年他任命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主要是為了對抗李煥集團。這是險招，卻相當成功。不僅分裂了郝李結盟，也使李登輝鞏固了自己的位子。
同樣在一九九○年五月，國民黨立委丁守中訪問北京歸來，轉達北京邀請李登輝訪問中國之意。中共願意與國民黨進行「黨對黨」的對談。李登輝立刻婉拒，強調必須是「政府對政府」的對談。他說，北京一直把台灣視為地方政府，根本沒有誠意。這是他對台灣國家定位的堅持，完全不會落入北京的圈套。那年五月二十日就職時，他更清楚提出雙方談判的三條件：「中國必須推行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放棄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不阻撓台灣的對外關係」。這種明確的立場，等於拒絕了中國的邀請。
李登輝的立場，郝柏村也全力支持，進一步解釋說：「上海公報後，就形成一國兩府的情況」。郝柏村的支持李登輝，使整個政局穩定下來。在那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承諾「依法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這是一次重要的歷史跨越，也是身為國民黨員的漂亮轉身。今天在李總統走後，重新回顧他生前為台灣所做的努力，相較於後來的陳水扁與馬英九，他的格局遠遠超高後來的繼承者。這樣肯定他，似乎也脫離不了「李登輝情結」的餘緒。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台灣的政黨輪替與公民社會，都是從他任內正式出發。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