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李登輝日前病逝，許多過往事蹟逐漸為人所想起，不少政爭是大家至今津津樂道的話題。然而，許多1996年前的政爭，已屬於威權轉型的最後餘暉，真正為後世有所借鏡與影響的，應該是在李登輝成為民選總統之後，如何正面回應民意的變化，並隨之調整自己的政策，又如何在錯綜複雜的黨政權力槓桿中，不失原則的走出李登輝自己的道路，本文想從影響台灣現今極為深遠的兩岸政策做為觀察指標，並試圖對照現今可供參考之處。
在李登輝四年民選總統任內（1996─2000），從筆者整理的民調數據可以發現，他多數施政滿意度均維持在五成以上，可說是歷任民選總統以來，相當罕見的紀錄。當然也可以說隨著民選總統的陸續更迭，國民對總統的施政要求標準亦不斷攀升。此外，李登輝處於以黨領政仍屬理所當然的年代，他得以毫無懸念的任滿黨主席至卸任總統，其黨政權力關係屬於歷任民選總統最高的一位。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數據為聯合報民調
然而，即便李登輝在現今角度觀之，具有後威權時期的權力結構加上高民意支持，但從李登輝的實際權力運作來看，並非高枕無憂。其任內遭逢民意衝擊與地位受到挑戰，分別是宋楚瑜效應、九七年縣市長敗選、連戰接班等。我們也可以看到，李登輝在這幾個時間點上，對於兩岸與國家定位亦出現相對應調整，這都是首開民選總統施政隨民意聲望調整的先例。
從1996年5月20日開始，李登輝先是在1996年9月14日於工商團體大會上宣布對中投資應該「戒急用忍」，其施政滿意度於同年8月8日為61%。李登輝事後表示，這項政策他在1995年就已經在國安會的研究報告中提到，只是他在等最有利的時機出手。
接著12月6日於府內高層會議拍板凍省，很快就引來宋楚瑜高度反彈。當時李登輝是否再任總統，情勢尚不明朗，但宋楚瑜聲望極高，呼籲他競選總統聲音不斷，李登輝是否有所忌憚因而宣布凍省，這點從人性角度觀之很難排除。不過李登輝生前即強調，他認為省的疊床架屋問題必須解決，因此他也只是在等時機出手。
而由於李登輝的凍省行動，被中國視為不友善之舉，兩岸關係一度冷凍。巧妙的是，中國在李登輝因為內政與選舉因素，聲望是其民選任內最低點時，遞出願意恢復來往的橄欖枝。然而，1997年11月，李登輝拒絕中方邀情海基會焦仁和赴中，並改派辜振甫，卻遭中國拒絕。12月1日時李登輝施政滿意度是39%。從日後馬英九在其施政滿意度低到2成以下的時刻，中國忽然表示願意馬習會，這和當年中國在97年願意破冰的時機點，有所相似。只是李登輝不想為見而見，寧可破局也不願人選代表受制於中。反觀馬英九的迫不及待前往，又在公開致詞省去一中各表的堅持，同是國民黨總統但對兩岸事務之堅持即有所差異。
而在1998年8月，李登輝下令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地位小組。1999年5月該小組由蔡英文、張榮豐、林碧炤、陳必照、許宗力等多位學者主筆，提出應該仿造東西德提出兩岸特殊國與國的建議。7月9日李登輝就在德國之聲專訪提出特殊國與國。這一年多李登輝之施政滿意度均維持在60%g左右。
筆者暫且不論當時的國際情勢，但在當年的大環境之下，李登輝已知自己不會再任總統，心裡也清楚自己的權力地位會逐漸消失，尤其在當時連戰競選團隊已和總統府漸出。但李登輝對國家未來發展情勢不放心，特別是不知道未來可能的總統接班人連戰，是否會依循自己的兩岸政策而行，因此有畫下紅線，希望兩岸應該朝向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非一中前提下展開兩岸政治談判。
當時包含連戰在內都力挺該主張，如今觀之實在不勝唏噓。過了二十年後，我們可以發現李登輝所畫下的這條紅線，確實避免了台灣過早站上談判桌。若當年台灣被迫完成一中政治協議，現今的香港悲劇，台灣恐已成主角之一。
筆者認為李登輝的民選總統任內，有受制於民意與黨內競爭，進而影響其兩岸政策之走向，相較於後威權時期的政治鬥爭，這更值得省思。做為民選總統，要如何善用自己的權力地位變化和民意，捍衛台灣主體性前提下和中國交往，且不因自己民意高低而改變對於主權的堅持，這都是李登輝總統任內留給我們後世借鏡與參考之處。
補：本文改寫自筆者碩士論文。有關李登輝之施政滿意度採用聯合報民調，係因該調查數據最為完整。為維持數據來源一致性，故本文均採聯合報1996~2000年所做之民調。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兩岸組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