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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於1995年7月在台灣海峽試射飛彈後，對事先沒有心理準備的柯林頓政府產生重大衝擊，中國問題開始被視為一個主要問題來對待，而不像之前政府的外交政策團隊把重點放在處理俄羅斯、波士尼亞問題，以及索馬利亞、海地的第三世界危機。
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和國防部長裴利三位負責的官員開始不定時共進早餐或午餐，商討中國政策，即使無危機爆發也會照常會商、交換意見。同時國務院官員也告知台灣，如果任何抱怨，請直接找政府部門談，不要弄到國會去，試圖擊敗行政部門。
同時，柯林頓政府又在醞釀對中方提出新的讓步，八月國務卿和中共外長錢其琛在汶萊會談融洽，並遞交一分給江澤民的信函，信中首度表示歡迎江澤民到華府訪問。更重要的是，這封未曾公開的信對中共提出一系列承諾：美國將會：一，反對或抗拒台灣爭取獨立的作為；二，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三，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關於第一項承諾，柯政府後來放鬆語調，只說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雖然美國是希望修補和中共的關係，但在演習之後，中方還是不放棄繼續在台灣問題上表態，開始含糊暗示，美中若因台灣發生衝突，有可能導致核戰。在1995年10月，前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專家傅立民訪北京時，被某位解放軍高級將領告知，一旦發生核武交戰，中國準備犧牲數百萬條人命，甚至整個城市來力阻台灣獨立。而這位高級將領被指出就是當時的副總參謀總長，負責情報的熊光楷。
面對中共新一波的厲聲恫嚇，柯林頓政府從95年底開始悄悄反制，12月間，美國海軍航空母艦尼米茲號，在一艘巡弋艦、一艘驅逐艦、一艘巡洋艦與兩艘支援艦陪同下，以天候惡劣改道為名，駛經台灣海峽。這是1979年美國、中共建交，第一次有航空母艦出現在台灣海峽。然而，美方一方面示警，一方面又發出擔保，意在安撫北京。中共外交部官員李肇星被告知，柯林頓不「預期」李登輝或任何台灣高層官員，將在1996年訪問美國。但這種客氣的訊息及低調的警告，無法阻止北京再次的軍事行動。
1996年2月，距台灣首次總統大選只有一個月，人民解放軍集結15萬大軍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另一回合的軍事演習，而且比前一年夏天的演習規模更大。3月8日，中國再度向台灣外海發射飛彈。這些舉動造成股市重挫，民眾湧到銀行兌換美元，每天流失3─5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中共的訊息很清楚：中方的飛彈可以摧毀台灣的經濟。但同時美國政府也因此斷定：私下傳遞訊息，精緻的外交訊號，已經不管用。所以當中共國務院外事辦主任劉華秋在3月7日抵達華府晚上和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和國防部長裴利晚餐時，兩人對劉發出嚴正警告：若中共對台灣有任何軍事行動，必會產生「嚴重後果」。
雖然這樣的用詞還是沒有打破美國長期以來對保衛台灣問題所秉持的「戰略模糊」原則，但美國官員奉雷克之命翻遍中、美外交紀錄，發現自從尼克森開始和中共交往以來的1/4世紀，從來沒有類似的警告，但次日中共照樣發射飛彈。3月9日柯林頓政府的外交政策團隊在五角大廈裴利辦公室開會，與會人士有：克里斯多福、雷克、中情局長John Deutsch、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John Shalikashvili將軍以及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羅德。會中一致同意，美國應展現武力，反制中共，向台灣及亞洲盟國提出保證。
國務院預期政府派遣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附近海域。但裴利建議採取更強烈的行動：他建議美方應該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群。裴利的強硬態度可說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因為他一直是政府內部的親中派，早在擔任史丹佛大學教授時，便和時任電子工業部長的江澤民交好，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更是他口中的「老朋友」。
因此，周六內閣層級會議通過了五角大廈方案，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至台灣附近海峽，美國因而在東亞部署了越戰以來最強大的海軍艦隊，也不像上次是以天候惡劣為藉口，直接公開宣稱是展示美國軍力。幸好，激情也迅速消退，在1996年3月23日，台灣選民以壓倒性票數，選出李登輝連任總統。同時，中共在選後也逐步結束演習。柯林頓政府遂指示兩支航空母艦戰鬥群駛離台灣。
但是這場台海危機對美國亞洲的外交政策真正的影響除了長程的衝擊外，也很快就浮現：1996年4月，柯林頓訪問東京，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簽署一項新協定，延伸及擴大美、日安保條約。因此，中共的軍事演習及發射飛彈弄巧成拙，反使美、日加強同盟關係。
之後柯林頓政府在第二任中開始重新建立一套與中共交往的作法，以江澤民1997年10月訪美為代表性事件，因為這是十多年來第一位中國領導人的國事訪問；也是1979年鄧小平訪美以來，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在本次的訪問中，中共承諾以書面保證中止與伊朗的核子計畫，美國政府也批准美國公司出售核能發電技術與設備給中共。
在次年柯林頓回訪中國時，在上海第一次公開擁抱所謂的前述三不原則。美國歷任沒有總統曾在公開場合提出這套包裹承諾。而且柯林頓是在嶄新的政治脈絡裡作出這項三不原則的公告：台灣已經是一個全面民主的國家，其政府不再聲稱代表中國大陸。中共趕緊大肆張揚柯林頓的新承諾，要求台灣「面對現實」，開始進行兩岸統一的談判。
面對柯江會談後柯林頓政府在中國政策的又一次顯著的大轉向，李登輝總統拋出了震撼台灣政壇的兩國論作為反擊的手段，除了反制美中的新默契，根據名政論家汪浩博士的研究，李總統還有另一個可以說是先發制人的動機：以防江澤民在中共建國五十周年國慶日當著多位外國領袖的面宣布，海協會汪道涵訪台時，兩岸將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展開政治談判。
在政治外交上大力反擊之外，李總統也在1996年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來為越來越熱的台商赴對岸投資踩煞車，明定「高科技、五千萬美金以上，基礎建設」三類投資不能赴陸投資，以免台灣喪失研發優勢以及資金過度失血。
從今天美國、中共關係急速惡化，瀕臨新冷戰邊緣的視角來回望李登輝先生力抗美中退一步、進兩步的持續交好發展，不得不讓人對李先生的前瞻戰略視野感到佩服，雖然說這些突破性政策也在台灣內部或是美國外交政策圈引起一定的反彈，李先生在激烈的選舉競爭中某些開今日民粹之風的生猛選舉語言也遭到了一些批評，戒急用忍政策更讓台灣一些重量級企業家公開反彈。
但總體來看，將自己心中隱藏已久的政治理念，在劇烈變化的內外在環境下找到一套確實可行的實踐方法，一步一步的接合次要政治對手擊退主要對手，並逼得國外盟友或敵人紛紛調整外交政策，也讓更多台灣民眾重新思考自己內心的認同和國家未來的走向究竟為何，還為台灣的產業留下了他國難以企及的高科技根基（雖然短期來看，戒急用忍有其對台灣經濟的負面效應）。
這些豐富的遺產，會持續在現任與未來台灣領導人的面前閃耀，提醒他們，要加倍努力越過這道「李登輝障礙」，從登輝先生的手中接棒，為打造一個更美好的台灣而努力。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