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過去一星期，香港接連遭受重鎚打擊。已在《國安法》立法前緊急解散的「學生動源」，幾個前成員夜間被警方拘捕，指控他們觸發《國安法》； 曾經策動「佔領中環」和協調民主派初選的戴耀廷教授，也接到香港大學的解聘決定；林鄭政府也在近日宣佈，要將本來在9月初的立法會大選押後一年，同時還有十多個參選人被選舉主任取消選舉資格。
每一件事對香港都是破天荒。以言入罪如果成真，沒人安全，已經不是示威暴力還是和平的問題，而是倒退到思想不同步，都可能變成「思想犯錯」（thought crime）；戴耀廷是終身制教授，這個制度是在保護學者可以發言或自由研究，即使言論或思想不受主流歡迎，也不會被「多數人暴政」剝奪其學術自由。
政治清算大於一切，香港大學甚至廣義的香港，不知如何還能在國際宣稱自己有學術自由、與普世學術圈子接軌？然後選舉本質其實是香港民主陣營的鴉片，現在取消了，以純博弈的角度來看，對政權而言也可能是得不償失。一直以來的半民主選舉，其實令政府可以通過與民選議員合作，補充自己未經民選產生而不足的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在議會的共謀下，很多議員會變得保守、與民間脫節、身上的官僚屬性就慢慢增加，這就無形中增加了民主陣營的分化點。極權操作之下的民主諮詢選舉，對所有人都是誘惑。外國人頭腦簡單，往往視選舉為文明指標之一，過去二十多年，香港都被視為自由城市，因為怎說都好，有選舉。
選舉對選民當然也是誘惑。
施密特（Carl Schmitt）看不起選舉，一些受其影響的新左派威權學派，也吸收這種反選舉情結。他們總是據此大聲批判西方，認為選舉只是假授權，在興高采烈的競技場，人們以為那裡真的上演生死較量，但賽果早就在檯底下決定了，真正重大的決策骰子早已擲下。西方民主是否真的如此消極，我們不知道，但作為香港人，香港的選舉確實如此消極。
因為立法會有一半議席，都是義大利法西斯式的「業界代表」小圈子選舉。小圈子代表和民選議員混在一起，再包攬於整個治港結構，便和光同塵，人人都沾上一定合法性和罪孽。對民主改革熱切追求的團體，最終都會因為獲得體制一定程度的接納，而成為其一部份，久而久而之就順從了時間靜止、維持現狀的邏輯。立法會議員，有重重體制規條，令他們提出的立法草案基本上不可能通過，要「創制」是很難的，不過阻礙政府運作則是有可能。這半年來，公民社會就醞釀選舉勝出之後，在議會運用財政預算案否決權，令政府無法取得新一屆的財政預算，使整個體制陷入危機。而北京也馬上反應，認為這種想法是要「奪權」。
本來這個廣義制度文化政治設定，非常有效，好像會延續到永遠，它最後敵不過天然的世代交替，新一代有新想法，而且沒有負累。他們從2010年代開始衝擊這種勾結共謀的制度，一方面批判反抗政府、一方面逼迫保守的泛民主派──畢竟新一代也是選民，甚至自己會成為一支政治勢力。所以保守泛民自己也新陳代謝、內部分裂。在政治衝突越來越厲害的新常態，政治從業員也要比較像「抗爭者」，否則會跌票，不再受歡迎。
老牌民主派政黨民主黨的老牌議員黃碧雲，就在七月間舉行的民主派初選低票落選，被迫表示不再參與來屆選舉，但其同黨的新生代鄺俊宇、許智峯等，票數仍然堅挺，因為他們較多出現在抗爭現場，平時活動亦較活躍。你很難想像，在一兩年前，許智峯因為在議會裡抗爭「太激烈」而遭受黨內保守大老迫宮，差點要跪玻璃認錯的慘況；現在你做得不夠激烈，外面的選民不會放過你。
民主派選民的內涵，已經由思想信仰層面，擴散到行動層面。民主派選民的倫理，不只是信仰民主與否，而是通過抗爭和犯法的規模，在過去兩三年已經急速擴大。香港的犯罪人口很少，但犯法人口很多，如果你作為他的代表，也不像一個行動者，沒有一點 outlaw 的意味，支持者就不會買單。這個決定性、由下而上的文化影響，已經取消了選舉以往的維穩氣質。
押後選舉的表面名目，是香港疫情控制不到，新症日日破百，但其實造成這個結果的，是政府自己不封關，過去任由了二、三十萬「免檢人口」進出，說詞是全面封關「有困難」。總之，這次押後選舉，又是再一次實施「法外之法」，像早前的《禁蒙面法》，也是特首引用《緊急條例》自行擬定。基本上法庭和立法會都不能干預，香港特首擁有國家級的、超越所有機關的權力，是一個小凱撒，當然在小凱撒上面還有很多的奧古斯都。
說是押後一年，但在一年之間會發生甚麼事？可以肯定的是公民社會將進一步被襲擊和肢解。在一兩年之間兩度引用《緊急條例》，不選舉、四處抓人，這便是沒有名字的「動員戡亂時期」。香港回不去了，以前的香港可以維持門面，是北京准許，現在不行，一方面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已經改變，二是因為香港內部形勢也改變：選舉不只無法形成能與北京勾結共謀的保守民眾，反而成為激進民眾爭相顛覆的目標。在2016年，首度有提倡獨立的候選人被取消資格，事後體制內學者坦言，此舉是不能讓立法機關成為任何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基地。
循此思路，有關舉措，是因為判定香港選舉已經失去了定海神針的作用，政治風險飆升，所以不能讓它留著成為禍患。循此，除非香港內部外部形勢有戲劇性改變，否則對當權者來說，港英末年延續到2016年的半選舉制度，之後也難言可以「安全」，對草木皆兵的政府來說，何時都不安全，而且會越來越覺得不安全。選舉是否只會押後一年？之後邁向無限期停擺亦有可能。中國和香港對這制度有完全不一樣的前設和想法。中國認為香港以前那種狀態是特權，類似清朝皇帝給你一口通商，是特許給你的恩賜；香港人則認為自由和人權本來就是普世，以前有的，今日也應該有。所以北京想的是政治利害，而香港人則拿著《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去逐字為自己的權利辯護。
當北京無法再忍受香港人的要求和行動，神聖的「制度」和「文本」可以一夕消失；但對中原主義的北京來說，這也不是剝奪你，而是「回復原狀」，收回本來給的互市特權，這是他的主權範圍。
對於本來有半選舉去自我麻醉的香港人來說，這套儀式令人有參與感、令人有當家作主的幻想，也是一種抗爭方式。沒人會完全放棄選舉，只要儀式開放，終會有人參加。然而原來有得參加的，現在也逐出了。（溫和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公民黨楊岳橋也首度被取消資格）。
在「制度停擺」的靜穆之中，佔香港大多數的溫和派、社會賢達，一直依靠文化美沙酮才勉強撐得下去的他們，望見如此，內心會起怎樣的反應和轉變，也許才是真正政治風險的所在。香港變了很多，然而更大的變故可能還在歷史的前頭等著。
作者為香港本土主義者、作家，評論人。關注中國殖民主義、香港主體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