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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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7／3）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公布了兩個趨勢圖，分別是1992年以來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以及1994年以來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統一或台灣獨立的看法，這兩項調查皆有戲劇性的變化：台灣人認同感來到史上最高的67%，而傾向台灣獨立的民眾則有27.7%，相較去年成長了5.9%，成長速度史上第二快，且首次超越了永遠維持現狀的支持度。
其實這樣的結果並不會特別意外，從今年初台灣人在選擇親／反中總統候選人的同時就透露了這種趨勢。
在台灣，支持蔡英文或反對韓國瑜的理由可能有千百種，但沒有一種比「不接受一國兩制」這個理由更強大。台灣人對一國兩制的反感早在去年1月陸委會的定期兩岸關係調查中表露無遺。面對其中一個問題問道是否贊成一國兩制主張，有75.4%的受測者不贊成，其中40.5%的人表示非常不贊成。在10月份的調查中，同樣的問題變成89.3%的人不贊成，63.2%的人非常不贊成。
不少人認為變化的關鍵在於香港的反送中事件：港人維護自由的意志在港警暴力威逼下顯得韌性而珍貴，激起同樣在一國兩制陰影下的台灣之同情及對中國警覺，也間接幫助蔡英文勝選。反送中運動初期蔡英文的民調（3／26）仍落後韓國瑜近15個百分點，不過6月9日大規模的集會示威之後，藍綠雙方支持率大約在6月交叉，而後從8月底開始韓國瑜的民調再也沒有超越蔡英文。
的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是台灣人對中國態度加速急凍的關鍵，但只考慮香港反送中運動或是相關香港爭議是不夠充分的。筆者認為造成如此改變的根本在於「國族認同的衝突」和「安全的威脅」。
國族認同的衝突：台灣共同體的凝聚與排斥
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人對於其國家或民族的歸屬感，並將國族視為一個凝聚整體的概念。知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為何國族認同重要？〉（Why National Identity Matters）一文認為，國族認同始於對國家統治正當性的共同信念，可以被具體化為訂定官方語言或是教育一國歷史的法律制度規範，國族認同也延伸到文化與價值的領域。
對此筆者認為台灣共同體的凝聚來自兩股力量：台灣大眾文化的自體發展與中國文化的共產黨化。
以大眾文化一環的電影論之。電影在國族認同的塑造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電影研究學者Carlo Celli教授表示，電影的誕生反映國家進入了工業時代以及內部文化、政治和經濟的集中化。政府可以透過補貼、監督和審查電影將想要宣傳的政策和議題傳遞至個人，此時電影院中所展現或強化的一種認同和歸屬感就成為一種創造國家文化共同體的工具。
經歷1980年代電影新浪潮的洗禮後，台灣電影擺脫了過去愛國電影的框架，開始探討社會百態，如《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與《悲情城市》便是台灣社會集體記憶的註腳。自《悲情城市》後，台灣電影正式突破意識形態的束縛邁入多元發展，不再只是政府宣傳的工具。除了視聽娛樂，台灣電影多的是對他者的自我描述、歷史記憶的詮釋，以及對共同體的期待與想像。電影院宛如台灣共同體的熔爐。
台灣影史國片票房第一的《海角七號》在當時激起國內旅遊的熱潮外也重燃對國片的信心，更催生出深具台灣意識的電影，例如《賽德克巴萊》系列、近年的《返校》、《大佛普拉斯》，又或如以《大尾鱸鰻》為代表的賀歲喜劇片，其共通點就是皆以台灣人為主體且充斥大量的台灣本土文化。
相較台灣電影已從威權時代中反思重生，中國電影卻淪為政府宣傳愛國意識的工具。中國影史票房最高的電影—《戰狼2》以好萊塢式的英雄設定和吸睛的爆破格鬥場面來包裝中國的民族主義，其電影宣傳文字「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意義不言自明。
此外，排行二、三名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也被認為是在定義中國式的英雄，意圖與前者類似。平心而論，其實這些設定與內容並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政府箝制言論、介入電影創作自由之下這些電影卻能受推崇，不免讓人擔心它們又是一種宣傳的工具。
因此，從兩岸觀眾電影的選擇，不僅可以發現其文化上的差異，也可認知觀眾在選擇中所透露的對共同體不同的想像與認同。而當中國的國族認同開始加入膨脹的愛國主義時，文化差異與政治對立便會成為台灣共同體加速凝聚的力量。
中國文化的共產黨化也有助於台灣共同體的塑造。綜觀歷史，中國文化往往被中共破壞或利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先前曾以「共產黨正在重新定義中國人的意義，同時掩蓋自己破壞中華歷史」為題，敘述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很大程度由政府主導的「文藝復興」。可見外界已開始注意到中國文化的共產黨化。
為了要扭轉失去吸引力的共產主義號召更多人對黨的認同，中共開始打著恢復傳統的旗幟宣傳政府的價值觀，如積極推廣中國書法、儒家經典等傳統文化，重新宣揚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唾棄的儒家思想，在各國建立孔子學院。再一次，屍骨未寒的中國文化又被從墳墓拖出、抹上中共的胭脂水粉後上花車遊行，為的是實踐習近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相較之下現在的台灣則在1980年代民主化後，呈現中國、台灣本土和西方文化並存的多元樣態。值得一提的是，具台灣本土意識的文化在當時反國民黨的運動中就已開始強化（見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以「臺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
當時國民黨的存在加速了台灣文化共同體的凝聚。如今共產黨化的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共同體也是如此。當中國文化有了政治意圖、變得具有侵略性，備受中共軍事威脅的台灣便自然會排斥這樣的中國文化，進而塑造有別於中國的台灣文化共同體。
另外，中國文化變質的影響從外媒對文化符號的解讀可見一斑。舉例來說，某期《經濟學人》雜誌就以龍嘴含著香港而台灣位在龍爪附近的龍代表中國。千年來象徵祥瑞、又被大多數台灣廟宇供奉的神獸竟被用來代表中共，這樣的誤解實在令人詫異，但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掠奪中國代表權手段之透徹：自1971年取代坐上聯合國中國席次的幾十年後，連中國文化也給它奪去了。但也因中國文化共產黨化，台灣共同體的凝聚進程得以加速，造就今日台灣人認同感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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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威脅：中國威權的本質
回到一開始的台灣／中國認同趨勢圖，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台灣認同顯著上升的時間點，依增幅大小排序為1996年台海危機（9.9%）、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8.5%）、1994年的千島湖事件（4.8%）、2008年馬英九總統第一次上任（4.7%）和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3.5%）。
除了馬英九上任總統，其他四個事件皆與安全與價值的威脅有關：台海飛彈危機中中共向台灣外海試射飛彈並舉行兩棲登陸演習試圖干擾台灣的總統大選；太陽花運動和反送中事件見證中共一國兩制的諾言不可信與政權底下的殘暴以及千島湖事件24名台灣觀光客的生命向台灣展現中國不透明法治下正義無法伸張，而威脅的起因就在於中國威權的本質未曾改變。
至於親中的馬英九上任導致台灣人認同上升這件事聽起來可能有些弔詭，不過這在於以2020年的時空背景看2008年的馬英九。當年因為陳水扁事件陷入困境的民進黨，加上馬英九慷慨激昂的說出「台灣不是西藏，台灣不是香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論述（即便他本人後來否認）就奠定了勝基。
選後在2008年總統就職演說中，光是「台灣」就被他提到49次，相較之下「中華民國」僅被提及9次，「中國」則只有2次。
可以理解的是，馬英九的勝選乃順應時下越來越多的台灣認同者，而其行為正符合中位選民定理，這可能也是為何2008年總統大選馬英九可以創下中華民國史上總統候選人最高得票率的原因之一──當年「得票數」紀錄後來被2020年的蔡英文超越，但以「催票率」（得票數除以全體選民數）來看，2008年的馬英九仍然是較高的。
至於就統獨立場趨勢圖的部分可以發現，近十年來兩者似乎呈現正相關的關係，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台灣人認同的上升代表支持台灣獨立的人也增加。就算台灣人認同與偏向獨立的主張有高度的重合仍要考慮許多因素，例如對國家未來定位的主張或是中國武力威脅的存在。
因此，我們更該關注的是「條件式統獨」。根據〈面對中國，台灣人選擇麵包或愛情？〉一文整理的資料，2017年如果中國不武力攻擊台灣就支持獨立的人有將近七成之多，這暗示著可能有很多人是礙於中國武力威脅因素而選擇維持現狀再決定統獨與否。而這次統獨趨勢調查也透露類似的狀況：2020年偏向獨立的人雖然來到歷史新高的27.7%，但根據其定義，支持者仍是希望先維持現狀之後再獨立而非無條件獨立。這樣的結果也顯示，雖然台灣人的統獨傾向可能受到其他條件影響，但已有更多人願意表態、尋求改變：支持維持現狀再獨立的人首次超過永遠維持現狀，且僅與維持現狀再決定統獨與否的人相距1個百分點。
當兩岸關係確診 台灣得到中國「抗體」
整體來說，1992年以來台灣民眾對台灣人認同的成長是明顯而快速的。雖然偶有跌幅但遇到重大安全事件時又會大幅回升，正如先前提到的台海飛彈危機或香港反送中運動等，特別是反送中事件爆發的兩年內台灣人認同就成長了12.5%。安全議題對於台灣人認同塑造的影響清楚可見。隨著雙方政治、社會、文化長期的分歧發展，享受民主自由的台灣社會始終暗湧著一股凝聚台灣共同體的力量。
我們見證肺炎疫情重洗國際關係的同時也看到了台灣共同體的成形，台灣共同體的單向發展終在中國的強勢威脅下加速凝聚，只因當台灣民主化邁入另一個階段，中國卻走向極權。
可預見的是，因為中國的打壓導致台灣深陷健康安全的風險，以及台灣目前對疫情的成功掌控，不久後台灣人認同感勢必會再上升，但我們不該對此過度樂觀。固然台灣人認同有助於國家內部的團結，擔憂的是，中國一系列對台統戰政策成效不如預期後，可能會採取更激烈的手段，近期軍機擾台的常態化便是一個徵兆。因此在中國放棄統一台灣或民主化之前，僅與其隔著一道台灣海峽的我們不能不謹慎以對。
作者為政治大學外交所研究生，美國台灣觀測站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