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參議員霍利在6月提出《台灣防衛法》（Taiwan Defense Act）草案後，眾議員蓋拉格也在7月1日於眾院提出同一版本草案，確保美國履行《台灣關係法》義務，維持美軍阻止中國武力犯台、造成既成事實的能力。在「港版國安法」上路，以及中共在台海周邊進行各項軍事演習與騷擾之際，美國提出此一法案，自然有其戰略與政治上的考量。
中共當下面臨內外交迫的處境，美中貿易戰與疫情衝擊，造成經濟發展遲鈍與社會矛盾，更引發李克強與習近平在政策路線上的衝突。而近日中國疫情似有死灰復燃跡象，再加上豪雨對三峽大壩造成的公安危機，更是對習近平的治理能力帶來巨大挑戰。諷刺的是，「強化國家治理能力」恰是去年中共四中全會的決議內容。
按照威權政體「輸出危機、轉移內部矛盾」的行為慣性，中共近期也在周邊遂行各類戰爭邊緣策略。從東海釣魚台，台海、南海、西沙群島到中印邊境，都可看到解放軍的蹤跡，使得亞太國家同時陷入一觸即發的衝突邊緣。這讓美國必須記取昔日歷史教訓，在印太戰略的架構下對其盟友有所作為、履行承諾，《台灣防衛法》就是這個思維下的產物，除了民主政治的同質性外，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樞紐地位，更牽動著權力版塊的變化。
在中共在台海周邊進行各項軍事演習與騷擾之際，美國提出《台灣防衛法》，自然有其戰略與政治上的考量。圖為國軍7月2日「聯合反登陸作戰操演」。 圖片來源：取自軍聞社
50年代台海情勢再現？
深入觀察可以發現，當下的時空背景與50年代的東亞與台海情勢擁有高度的相似性，這也成為華府擬定印太戰略的創始條件。由於杜魯門時期誤判了北韓開啟戰端與中共參戰的決心，同時低估了台灣的戰略地位，導致韓戰爆發後，美國只能透過聯合國安理會與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彌補決策失誤。
韓戰結束後，艾森豪總統隨即在1954年與台灣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藉此提升台美雙邊的政治與軍事同盟關係。在此一條約簽署後，毛澤東對國府佔據的東南沿海島嶼進行「清理門戶」，鎖定位在台灣北方、戰略地位始終對上海構成巨大威脅的大陳列島，此舉可以消除安全隱憂外，同時也能測試美國馳援台灣的政治承諾與軍事能力，這也是1954年爆發「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背景。解放軍攻陷一江山後，美國立即援用條約內容，啟動「金剛計畫」派遣軍艦船艦協助軍民撤退。
1956年中共八大舉行前後，又面臨劇烈的路線權力與意識型態鬥爭，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清算、史達林在黨內搞的個人崇拜，這使得毛澤東對於黨內的計畫經濟牌所主張的「集體領導」心存忌憚，這也為日後的鳴放運動與反右鬥爭埋下伏筆。在清算政敵後，毛終於發動了三面紅旗為訴求的政經大躍進，造成四千萬人餓死的饑荒悲劇。
此外，中蘇因為「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的路線差異，陷入意識形態之爭。赫魯雪夫認為莫斯科應該利用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優勢，與華府進行「和平競爭、和平過渡」的政治談判，在蘇聯的堅持下，美蘇走入冷戰時期「鬆弛兩極」的階段，日後「大衛營精神」（Spirit of Camp David）為此一政策的重大象徵。
但是對於北京而言，蘇聯在核子武器上的戰略優勢恰好突顯「美帝是紙老虎」的事實，如果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而「東方壓倒西風」的趨勢已成型，進行一場先發制人式的攻擊才能彰顯社會主義陣營的優越性。就在雙方因路線差異相互指責的批判聲中，已經肇下中蘇決裂的基礎。
而當毛澤東陷入內外交迫的情勢中，又傳來華府有意向蔣氏政權施壓「金馬撤兵與兩個中國」的方案，基於權力上的圍魏救趙、軍事上的底線測試，以及兩岸關係複雜的「一中原則」政治考量，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八二三炮戰，啟動了「第二次台海危機」。
小結
習近平向來以毛澤東為師，除了追求權力的絕對壟斷外，也希望擁有與其齊名的歷史定位。然而習拋棄鄧小平「韜光養晦」、「與美為善」與「睦鄰政策」的外交方針，為追求中國夢進而改變既有國際體系、全球生產分工鏈、區域權力平衡與台海局勢的作為，自然引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印太國家的反制。
諷刺的是，毛澤東在韓戰與兩次台海危機所具備的內外複雜條件，習近平卻在十九大後短短三年一次性引爆。西方世界記取了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對希特勒實行綏靖政策的惡果，華府更記得韓戰誤判情勢的歷史教訓，參眾兩院提出《台灣防衛法》，除了補強《台灣關係法》在馳援台灣過於被動與模糊的要件外，在戰略清晰的前提下，將雙方的軍事互動，由軍事交流逐步提升到軍事合作甚至軍事同盟關係，更是主要關鍵。
政大東亞所碩博士。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媒體專欄作家，復興電台兩岸櫥窗節目主持人與政治評論員。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