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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國安法》通過後
七月一日是《港版國安法》通過後的第一天。彷彿一切都早已命定，該法選在「香港回歸」二十三周年前夕（30日）經由「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再由習近平公布後立即生效。
《港版國安法》的通過，除了成立兩大中共指派的組織——「駐港國家安全公署」以及「特區國家安全委員會」來限縮港府權力、監控港人的一舉一動。更致命的是，任何港人甚至非港人的言論或行為只要符合《港版國安法》其中的四大罪——「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字句，便可被當局認定有罪。
該法範圍之大，擴及了香港以外之地區，例如該法第38條所便明確規範：「非香港居民於香港區外犯罪也適用本法。」
但七月一日下午仍有不少民主派人士，甚至是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以個人名義發起遊行，以號召港人延續運動的精神與無畏。不過，香港政府有備而來，大批警力拿著「國安法警語」的紫色旗幟，來要求示威群眾解散。內容提及：凡「呼口號」、「展示港獨旗幟與示威看板」皆可被視為構成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罪行。
職是之故，當天無論是有勇敢的重機騎士因車後插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而遭逮捕；或是多有示威人士因被搜出「港獨旗幟」而遭警方依《港版國安法》逮捕的新聞。更荒謬的是，還有人因為手拿「中華民國國旗」而被逮捕。一個《港版國安法》的通過，彷彿宣告香港的命運一去不復返。
中英主權移交——「新殖民主義」的開端
回顧二十年前的七月一日，香港人何以從此踏上由「自在的國族」朝向「自為的國族」的道路上？何謂「自為的國族」？這是徐承恩在其著作《香港：鬱躁的家邦》中所提出的概念，強調著主權移交後，香港國族主義運動與本土論述產生了歷史性的質變——「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論述萌芽。
「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過程究竟何以生成？徐氏指出，「香港公民國族主義」便是奠基在1970年港英時期業已完成的「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基礎之上。在主權移交過後，香港人透過不斷地公民抗命向中國與特區傀儡政府共謀下的「二次殖民」說不。香港國族在歷經這段共同體意志的不斷釐清與確認之下，終而成就了「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的誕生。
當時，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在甫上任沒多久，便引起香港廣大民意的反彈。由於港府無法抵抗北京對商界的統戰，使得當時商業菁英得以利用遊說北京來間接施壓特首政府。另一方面，徐氏提到，主權移交後，既有的管制與秩序快速地崩解，並爆發了多宗公務員弊案。「亞洲金融風暴」的來臨更使得長期觀望並仰賴金融業發展趨勢下生存的中產階級也逐漸對香港的前景感到灰心（呂大樂、王志錚，2003）。
「七一大遊行」開啟了香港的「國族主義年代」
民怨累積至2003年爆發，儘管當時港府聲勢一落千丈，仍執意冒著極低民意的風險強行發表《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並建議按照《基本法》二十三條訂定《國家安全法》，引發香港民憤滔天（Wong and Wan 2005）。不過，香港政府似乎無視民意的反彈，反而執意推行二十三條立法。最後，香港民主派與社運人士便開始組織並且發動「七一大遊行」，並成功阻止了當時港府的立法議程。
民族主義學者Ernest Gellner認為，在討論國族的形成時，是否處於「國族主義年代」是一大重點。因為惟有在此期間發生了「藉政治單元違反文化疆界」的任何作為，才有機會引起群情憤慨。在《香港：鬱躁的家邦》一書中，作者徐承恩認為香港人的政治主體是在「七一大遊行」後形成。也就是說，屬於香港的「國族主義年代」早已開啟。
香港如何想像成為「自為的國族」？
徐氏在該書沉痛地描繪了香港自主權移交後，再度成為「二次殖民」的對象。不過好在香港社會運動的香火不滅，且民間對於政府的不滿所在多有；因此這些不滿總能透過不同形式而展現。最後這些公民抗爭的經歷都將被視為是香港人持續為自己的家邦打拚的標誌。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Benedict Anderson提到，「民族是一種想像的，並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且享有主權的共同體。」而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也在2014年提出的《香港民族論》中不斷重申：「香港人在尋覓自由與尊嚴的抗爭中，形成了休戚與共的社群，並演化成『想像的共同體』」。因此對於香港國族而言，在追求自由、尊嚴與幸福的過程中，除了要靠集體意志，更要憑著想像的歷史驅力。
筆者冀望那份香港國族的集體意志——終將在過去充滿摧折與磨難的荊棘走出來，並透過想像去連結那些在國族道路上離去或死去的同胞。最終，香港人必將承載著過去至今那份未竟的理想，並帶著它完成這份動人的香港國族故事。
參考文獻：
呂大樂，王志錚（2003）。《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2014）。《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左岸文化。
Benedict Anderson, （2016）.“Imagined Communities”, Revised edition. London:Verso.
Ernest Gellner,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Wong, Timothy Ka-ying and Shirley Po-san Wan（2005）.”The Imo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System: Efficacy and Impact,” The July 1 Protest Rally: Interpreting a Historic Event.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ity of Hong Kong Press.
作者目前就讀成功大學政治系大三，雙主修法律系。曾任成大零貳社社長與學生會新聞部部長。平常最愛聽70─80年代歌曲放鬆、健身以及煮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