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與鄧小平會談的蠟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香港的獨立性是二十世紀的異數，1980年代英國與中國討論香港的前途時，新加坡正好是方興未艾的現代國家，兼具了東西方政治藝術的美：一方面能在法治和現代性方面有出色的表現，另一方面又能倡導群體生活相互寬容的道德。如果香港能像新加坡一樣，那麽上厠所忘了沖水而被罰款，這一點犧牲當然是可以接受的吧。可惜，這樣的獨立城邦已經在現代國際政治中快速消失當中。
我在過去兩個星期中從中國文化以及從我個人的經驗來分析香港命運的悲劇性格。客觀的分析是學歷史的人所不可放棄的基本責任。但是正如同哥德（Wolfgang von Goethe）所説的，如果一切都瞭解了，那麽就一切都可以原諒了。許多歷史作品之所以不受人尊敬，原因就是史家沒有按照良心説出自己的感受。
下面我就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觀察香港今天的處境。然後我會本著良心説説自己的感想。
1980年代末，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看著香港大概非歸還給中國不可了，因此展開與中國的談判。既然香港與新加坡一樣都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那麽如果香港能像新加坡一樣，在中國的保證之下，保存50年的「不變」，那也不失是一個還算滿意的安排。
毫無疑問的，我相信柴契爾心中想的應該就是這一點。但是她並沒有這麽向香港人說，因爲她知道歷史的巨輪不斷地輾轉前進，沒有什麽東西是可以保證50年不變的，何況，英國人在美國背後支持下，當然希望香港可以繼續扮演西方經濟機構在東亞賺錢的角色。西方歷史的傳統，任何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的談判，最後總是要把談判的結果寫下來，簽訂法律文書作爲保障。雖然國與國之間的條約只能依靠傳統及「相互性」（reciprocity，關於這個觀念日後再另外寫文章來分析）來維持。但是至少這是西方對於法制及條約的正當性的觀念。
在中國看來，什麽條約不條約的，力量的恐怖平衡才是條約得以維持的基礎。更進一步說，中國人從老到少都認爲過去兩個世紀，中國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香港是代表這個欺凌的最明顯例子，因此香港「歸還」中國也只是恰恰好而已。香港的「50年不變」是國家的恩賜，是臨時的特別安排，基礎是不危害中國本身的倫理價值及治國理念。「馬照跑，舞照跳」，那當然可以，但是其它的就另當別論。
所以當香港確定要歸還給中國之後，許多不認同中國政治哲學的人就已經預備移民。而從1997年以後，香港移入的戶口大半來自中國，不然不會有那麽大量的增長，即使她的經濟繼續有傲人的表現。
在西方的歷史，由於國家觀念是從封建制度演化出來的，在中古末期，由許多所謂的自由市（free city）發展出來，他們從封建制度脫離出來。他們通常是與封建主談判，以一定的租稅交換獨立運作自己的政府的權利。這一類的小城邦一般是港埠；它們經濟比較發達，又比較世俗化，常常選擇資本主義式（以錢賺錢）的經營，放棄中古基督教反對暴利（包括高利貸）的教義。這樣的自由城邦幾乎成了近代西方國家的先驅。
進一步說，1648年，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各方同意政教分離，政府不再決定國民的宗教信仰。接受這個原則的封建王侯從此只能專心軍事經濟方面的事，對於國民個人的信仰及自由就漸漸無法干預（因爲人民有了「主權」了；這是主權觀念的正式開始）。這樣的情形在新教國家特別明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國十八世紀以後發展的古典自由主義國家觀。美國獨立及法國革命，他們的建國精神也是源自相同的理念：世俗化、政府的力量應該約束、自由觀念的擴張，以及民主理想的普及化。
上面説的自由城邦有時會叫做「憲章城市」（chartered towns），表示他們是與封建主有了成文的條約，自行獨立統治，有自己的主權（特別是「主權觀念」發達以後）。最有名的「憲章城市」在中古時代就是威尼斯。後來北歐日耳曼地區也有很多這一類的城邦，他們還聯合為有名的漢撒聯盟（Hanseatic League），其中有名的城市有如漢堡、呂北克（Lübeck）、不來梅（Bremen）等城市。
這種城邦國家到了上面説的近代國家開始以後就慢慢衰落。但是城邦的自主還是有很多人嚮往，像不來梅及呂北克在十九世紀時都曾經有短期獨立的情形。法蘭克福更曾經獨立了50年之久。這些情形是在1870年德國統一以後才真的消失。
但是即使如此，獨立的城邦仍然在西方政治思想裡維持了一定的生命力。在二十世紀，像德國（或説波蘭）的但澤（Danzig）或意大利的第里雅斯特（Trieste）都是比較有名的例子。它們在二戰以後，也曾經或長或短地受到聯合國憲章的保障。至於伊斯坦堡則是因爲它是交通匯集、各國來往人衆混雜而成了公開及地下訊息匯集的中心，不是因爲它是有正式的「憲章」來保障其獨立。另外，卡薩布蘭卡則像當年的上海公共租界一樣，基本上是由列强共同保護，自行管理，所以當然成了「北非諜影」幢幢，不知「時光流轉」（As Time Goes By），偷偷偏袒德國的中立地區。
獨立城邦已經是世界史的盲腸，但是許多小國家還是希望歷史的先例可以援引來保護他們的建國理想。新加坡無疑的是最成功的範例。它的成功是在後殖民地時代仍然與殖民地母國有密切而有效的政經文化關係。馬來西亞爲何能容忍新加坡的存在？因爲星馬會帶來英美龐大的經濟利益，因此新加坡就這樣成爲現代世界裡城邦建國的典範，而馬來西亞也長期容忍新加坡的獨立。柴契爾應該沒有忘記這一個英國人精心設計的現代奇蹟。
中國歷史上，像上面所説的憲章城邦，那是絕無僅有，頂多只有上海公共租界接近這樣的「城邦」，其他的租界基本上是殖民地 （或租借地），都算不上是有自己的「主權」，但是無論如何，這些都是帝國主義加諸中國人背上的芒刺。所以英國人對回歸中國的香港的想象，要維護香港的經濟繁榮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中國人看來不外就是推翻中國傳統的陰謀。
我從第一篇〈例外的中國（一）：香港夢華錄〉就指出：香港是一個「例外的中國」，雖然指的是兩廣地方長年面向海洋的特色，當然也是指她在思想文化上的相對開放性。這個開放性使得像孫逸仙這樣的人一到了夏威夷就感受到現代民主國家的進步及成就，引為建設現代國家的典範。可惜他遇上了像袁世凱這樣的大内高手，就全盤皆輸。
總之，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近代世界的憲章城邦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主權國家的基礎。在二十世紀，除了新加坡之外，卡薩布蘭卡、但澤、第里雅斯特都只能維持二、三十年。十九世紀的法蘭克福是維持得比較久的，但也不過只有50年。難怪當鄧小平提出50年不變時，柴契爾心中一定怦然一跳，認爲中國人倒真是很給她面子！
香港的廣東人在所謂的中原地區的中國人裡是比較晚被「同化」的，也保留了相當程度的獨特性。但是對於沒有西方以及「多元」傳統的中國整體來説，這個「獨特性」其實是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對象。
不幸，中國歷史如此，香港的命運除了「馬照跑、舞照跳」之外，其他的發展藍圖早在1984年12月19日已經確定。1997年之後，勉强拖了23年，這個完全是因爲中共利用香港來賺錢，中西對國家、主權和自由的憧憬差別太大了，這是香港的悲劇。
忽然想起左拉的「我控訴」（J'accuse）這三個字。對學者來説，談論世界史上的所謂「憲章城市」，或許只是紙上談兵。香港和台灣的前途，不，新疆、西藏的前途都維繫在中國變成一個願意擁抱普世價值的國家上面。當然，如何實踐現代的普世價值，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至少也應該鼓舞中國面向世界，承認它是中國人必須努力的理想和目標。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