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今天6月15日是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誕生的紀念日。
1199年英王約翰繼位後，為了支應其爭奪法國領地的戰爭，橫征暴斂，甚至以暗殺手段對付政敵，引發貴族不滿。在1214年時，他在臣民反對下堅持對法發動戰爭，終於引發貴族的反抗。1215年5月，貴族們以國王不能保護封臣與人民利益為由進行兵諫。6月15日當天，約翰被迫於倫敦西郊臨近溫莎古堡的阮尼米得（Runnymede）簽署《大憲章》，就宣告王權專政必須服膺憲政法治的時代到來。英國之所以被世人稱為憲政母國，亦基於此一事件。
為何在中世紀的黑暗世界裡，《大憲章》能閃耀出理性之光以照亮人類追尋自由的道路？筆者認為「普通法傳統」（Common Law Tradition）是其關鍵，而「聖約理念」（The Idea of Covenant）更是核心。
首先，盎格魯─撒克遜人奉行約定俗成的習慣法。即便君王如征服者威廉，亦須宣誓遵守臣民與社會所形成的習慣，承諾保護教會、國家與人民安全。君主在加冕時所發誓詞為其所必須信守的治國原則與法律義務。違誓者被視為違法因而有被罷黜或放逐之虞。當時英人已有「君主位於萬民之上，卻應臣服於上帝及法律之下。」以及「國王的權威為法律所賜，他必須遵守法律。」的共同信念。
其次，英國封建制度隱含君主與臣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人民服從領主命令，前提是領主必須保障治下所屬之人身自由及財產安全。封臣效忠君上權威，前提是君主必須以公義仁慈對待下屬。倘若其中一方違約，另外一方即有權透過法定程序要求停止違法行為。若遲遲未得救濟，受害之一方即有權宣佈解除封建契約關係。
再者城市逐漸興起後，城市居民以金錢向城市所在的領主換取自治。依據特許狀取得的自由，城市居民得以對抗君王不當的徵稅與暴虐審判，更進一步形塑自身的權利意識。
《大憲章》即是記載上述習慣法則與明定君主與人民法律關係的「聖約」。此聖約正如上帝與其子民的約定，內容神聖公義，雙方矢言信守、彼此監督，共同維護聖約所建立關係的恆久悠長。
《大憲章》原文包括序言與63個條文。最重要的條文包括第25條：不得增加州郡鄉里的賦稅；第34條：不得頒佈移審令狀使一自由人喪失在自己所屬法庭受審的權利；第39條：任何自由人非經同等身分者之依法裁判，不得被逮捕、拘禁、沒收財產、流放或加諸以任何侵害；第40條：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絕或延遲其應享之權利與司法正義；第60條：須盡力使王國內全體人士享有本憲章規定之權利。
為監督《大憲章》之執行，《大憲章》第61條要求設立25人之監護團，對任何違反《大憲章》之情事應立即要求改正。若在40天內未見改正之表示，此25人得採取一切手段向違反憲章者施壓，直至違犯行為被糾正為止。
上述規定反覆強調「國王不得…」「自由人享有…」的字句，體現其竭力限制王權以保障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意圖。同時強調依法審判與司法正義以彰顯法治精神。
《大憲章》在歷史上曾多次遭君主違反，人民反抗並非叛逆，而是基於法律規定的抵抗與糾正行為。1627年的權利請願書、1688年的光榮革命皆為當時人民根據憲章所授權利而為的護憲行動。《大憲章》成為主張自由與人權者的抗爭依據，它是「自由人民的憲章」。當《大憲章》為全民所有，人民在面對外敵就能捨生忘死、為維護憲政民主與國家主權而戰。二次大戰時英國人民抗擊納粹法西斯即是著例。
紀念《大憲章》誕生，台灣人該作些什麼？
首先，我們應該關切人權受到威脅侵害的人。《大憲章》呼籲，每個人都應自許為憲章精神的護衛者。台灣雖非聯合國的會員，但台灣人身為世界公民的一員，對於任何地區與國家內的受壓迫者有一份責任。除了防疫外交，應敦促政府積極進行人道和平外交。讓台灣與奉行《大憲章》的所有國家站在一起，共同守護法治人權。
其次，《大憲章》是一份充滿生命力的文件。它一直活在人民心中，也運行於國家體制之內。憲法當傚法《大憲章》，與時俱進。筆者呼籲即將成立的立法院修憲委員會應勇敢地回應人民期待，廣泛接納各種憲政革新議題，負責且積極地提出修正案。讓人民能在下次大選時對修憲案行使複決權利。
多年前筆者曾造訪大英博物館，迄今猶記得眼見那泛黃羊皮卷時的感動。當時同行的英國友人對我說：「《大憲章》固然是我們英語民族的榮耀，我卻更羨慕你們台灣人。因為你們還可追求一個為子孫制定《大憲章》的機會。」
推動憲政革新絕非易事，未來內外挑戰必將紛至沓來。唯有胸懷勇敢之心的自由人民，方可當此大任。盼望台灣人民能不畏艱難，為自己與子孫寫下屬於台灣的《大憲章》。
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博士，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主要領域為憲法與國際法，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年關切人權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