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攝影於1918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20年，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沒多久，隨著戰事爆發的西班牙流感仍在歐洲大陸肆虐，而在1864年出生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也在這場流感中感染了肺炎，於當年6月14日溘然長逝，留下的著作即使有不少尚未完成，卻深深恪印在後世對於「社會學」這門學問的理解和傳述中。
今年適逢韋伯逝世百年，但偏偏又遇上了武漢肺炎全球性大流行，似乎重演了一百年前人類遭受的病毒戕害，並使得原本規畫的各類型學術活動幾乎全數停擺，包括在台灣的韋伯紀念研討會也只好取消。
不過，人類的思想有點像是另外一種「病毒」，一旦從某個人的腦袋中蹦出來了，便有機會透過不同的傳播方式，傳遞給被「感染」到的人們。無論是綿延數千年的各式各樣宗教思想，或如希臘哲學家們的吉光片羽，莫不世世代代的傳承下來，只是有些思想能夠發揚光大、卻也有更多或許就不再具備感染力，走入了歷史。
回顧韋伯創造出來的思想學說，不太容易估計究竟產生過多少感染力？一方面目前的社會科學基本上以實證研究作為主流典範，理論的探討相對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因為韋伯自己的興趣廣泛、涉獵範圍遍及古今中外，連他的主要作品和核心關懷究竟是「理性化」（《宗教社會學》系列）或是「人類發展」（《經濟與社會》）都引發論戰,，或許亦是後世並未形成「韋伯學派」的原因之一。
總之，韋伯討論過的議題實在太多，從他的成名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遍及世界各大宗教之「經濟倫理」的《儒教與道教》、《印度教與佛教》、《古代猶太教》、《伊斯蘭教》等系列，再到包羅萬象的《經濟與社會》，可以說他從來都沒有停止自己的好奇心，永遠追求著未知的領域。這項特質意味著他的「問題意識」不斷推陳出新，本身蘊含了無限的「思想變異」可能性，在他去世百年之後，能不能激盪出撥開時局迷霧、找到人類社會為何演變至今這種情況的「意義關聯性」（Sinnzusammenhang）？
我之所以想從這個角度詮釋韋伯思想，乃是發現韋伯從少年時代便沉浸在歷史哲學的思維邏輯中。1877年，當韋伯未滿14歲時，他以兩篇論文作為送給父母的聖誕禮物，題目就相當驚人：〈以皇帝和教皇立場為著眼點的德意志史的開展〉，以及〈從君土坦丁到民族大遷徙的羅馬帝國〉。試想潛伏在這位少年腦海中的「歷史問題意識」，已經多麼地恢宏巨大？！
韋伯在渡過了人生中最黑暗時期的精神崩潰後，他向世界史（或人類史）的叩問，則是「資本主義為何只在西方、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區興起？」這其中的因果鎖鏈究竟如何產生？這即是他在1904年開始探究的「歷史之謎」，直到他生前最後一刻仍未曾間斷。讓人很難想像的是，韋伯因為當時學界對於他將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作了連結，提出不少批判，包括指責他是「唯心論者」。
韋伯在不服氣下，竟然轉向全新的陌生領域，開始鑽研西方的漢學著作，於1915年發表了《儒教》一文，並在戰爭結束後增補成《儒教與道教》。這個有點冒險的舉動，卻也造就他踏出了西方學術的「舒適圈」，觸碰到只有傳教士曾描述過的非西方世界。
雖然不少當代學者在「東方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框架下，不太承認韋伯進行這類「泛文化比較」的努力，但是平心而論，我們自己的「出身中心主義」偏見，難道有比西方學者少嗎？韋伯從事所有的研究，當然都帶有他自己的「價值關聯」（Wertbeziehung），也就是從他自己關切的問題意識出發，尋求特定問題的解答，這是每個人建立自我認識的基模，完全無可厚非。
所以重點在於研究者能否謹守韋伯所稱「價值自由」（Wertfreiheit）的分際，儘可能以事實判斷為論證依據，而非只憑藉個人偏好的價值判斷充作佐證，反而減損了科學的客觀公信力。
回到正題，我們不妨設想，如果韋伯今天在世，眼見到過去百年的紛爭似乎仍未止歇，人類並未因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而獲得康德期待的「永久和平」，也沒有在冷戰結束後，進入到所謂「歷史的終結」（福山語）。我們所面臨的世界形勢，不但因為美國發動了中美貿易戰顯得紛紛擾擾，更還受到疫情攪局，全世界的時間猶如一夕凍結，連所有跨國交通也都戛然而止。換言之，人類在21世紀雖有科技上的突飛猛進，卻經歷到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從未出現過的大衝擊，這代表著疫情過後的資本主義將轉換軌道、出現截然不同的新面貌嗎？
雖然沒有人有資格代表韋伯作答，但後人總可以揣摩韋伯會如何進行他的「思想實驗」？我認為韋伯即使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結尾篇章中，表達過對於資本主義如何敗壞人性的諷刺，但是這類的「文化悲觀論調」，比較像是他所屬時空背景下的「時代精神」，有如史賓格勒寫下《西方的沒落》一書的心態。但若以韋伯一貫的立場來說，他對於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推動的「理性化」進程，顯然抱持著更大的信心，不至於因一時的亂流（如戰爭、流感）而有所動搖。
君不見，此次武漢肺炎在全球奪去四十三萬（迄6月14日）條寶貴生命，也令經濟活動停滯良久。詭異的是，全球股市頻創新高，反倒沒有呈現2008年金融風暴的「末日景象」。若貼近韋伯的分析模式，資本主義的生命力絕不會如此脆弱，全球流行肺炎帶給資本主義的衝擊固然前所未見，尤其如許多個生命的消逝（如韋伯般）是令人傷痛的悲劇，卻不太可能徹底扭轉各社會系統的自主運作邏輯。
畢竟流行疾病—即便是黑死病—從來沒有真正滅絕過全部的人類文明，而資本主義作為歷經數百年、不斷自我調節的制度，在韋伯形容下，有如一部銅牆鐵壁般的機器，當疫情消退後，能取代資本主義的新形態生活方式，恐怕連萌芽都還沒有影子。
事實上，就以疫苗開發為例，製藥產業本身便鑲嵌在資本主義的資金、市場和產業鏈中，即使在號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也同樣脫離不了利潤驅動的競爭機制。就此而言，曾經研究過中國能否發展出資本主義的韋伯，又會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崛起」呢？
這其實是更難以解答的另一個謎題，若以過去的百年為度，中國歷經了好幾次斷裂式的巨變，1949年之後曾經追求和資本主義完全相反的社會經濟制度，其力道和規模，遠超過1917年的俄國大革命。韋伯當然不可能見到這樣的歷史演變，但有趣的是，他為了多瞭解俄國，還快速學了俄語，並且針對俄國革命發表了多篇評論。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理想的最大敵人不在外部，而是己身體制的官僚化，這會阻卻了人民的自由與活力，因此他對於俄國革命後的發展抱持著相當遲疑的態度。
這樣的判斷不能說是事後諸葛，反而算是預見了蘇聯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至於中國？眾所皆知，毛澤東去世後，是鄧小平於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再一次改變了中國的樣貌，假設沒有引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國不可能躋身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至於資本主義能否生根於中國？可參閱筆者之前論證。（顧忠華：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收錄於氏著：《韋伯學說當代新詮》，台北：開學文化，2013年）
只不過，中國仍然堅持意識形態掛帥，並以鎮壓異議聲音的「超級極權主義」維持政權穩定，今天更不惜將維穩模式強加到香港身上。韋伯會如何評估這種新興的「中國式支配」：亦即結合了傳統型支配（天下帝國觀）、現代法制型支配（數位科技管理）、以及個人卡里斯瑪型支配（將習近平塑造成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英雄人物）究竟有多大機會成功？是否可能與美國競爭、甚至取代其全球霸權地位？
我想，韋伯對我們當代人關心的歷史哲學難題，不見得能迎刃而解。不過如果換一種問法，請教他如何看待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可能改變全球資本主義的路徑，引領世界史進入到馬克思預言的另一階段生產關係？那麼，若是回歸到韋伯對於理性化和人格自由的思想，我個人只能相信，香港的現狀應該給世人一個重要啟示：即使物質生活再豐富，作為一個人必然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的需求，如果一個體制要強力剝奪已享有過的自由，那麼無論稱作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不會是人人嚮往的生活方式，終有一天，會被用力唾棄的！
以此遙祭韋伯！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系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