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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身在一場戰爭中…但沒有人知道，戰爭是已經開始沒，還是已經輸掉了。
--Engerraund Serac, Westworld
免疫之城的政治迷夢
儘管台灣已經將近兩週沒有確診病例，正準備朝「境內放心解封、邊境嚴管」的方向，逐漸解除防疫的管制。然而，德國與韓國在上個月初放寬避疫令後，都再度爆發群聚感染，而諸如紐約與莫斯科等大城，固然開始放寬封鎖禁令，但確診數卻沒有顯著下降，全球貧窮人口聚集的中亞、南亞與南美，也想跟隨全球「解封」風向，但像是印度單日新增確診數仍逼近上萬。新冠病毒所造成的全球疫情，恐怕遠遠還沒來到盡頭。
新冠病毒的肆虐堪稱戰後最具全球衝擊性的事件，自然也引起了許多反思與論辯。無論是關於疫情控制措施的本質、還是「例外狀態」實存與否的疑問，乃至於所謂「後疫情時代」的想像等等。在密涅瓦的貓頭鷹尚未起飛的時刻，即便僅僅只是摸索答案的輪廓，都不免唐突。也不妨把「疫情時刻」當成某種暫時性的終點，重新回顧人類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某些迷夢、迷思，以及「常態」。
應對病毒的封禁措施，很難不讓人想起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對於17世紀末，城鎮應對瘟疫爆發措施的詳盡描述。這是一套嚴格的空間管控措施，特定的區塊會被封鎖，特定的人士被限制外出，直到隔離檢疫期結束，期間日常供需透過不產生直接接觸的前提下進行配送。透過種種規訓機制而隔離檢控的城鎮，是一個全景監控的微觀場景，伴隨空間的嚴密安排，所有的個體即便是再日常細微的活動也需要被監控，具體的位置、身體的狀態、病情的反覆程度等等，透過無止盡的文書作業，被定位在特定的區塊。
應對瘟疫的大規模禁閉模式是現代全新的「政治迷夢」。它不再放逐痲瘋病患以確保純潔的共同體，政治權力通過層級化與綿密的佈署，將一切可能的感染風險降到最低。如果我們記得現代政治之父霍布斯經典的「所有人對抗所有人」自然狀態惡夢，那麼，說這是一個近乎烏托邦的政治迷夢並非反諷。
正如Roberto Esposito所解釋，「利維坦」的誕生始於對人與人之間自然原初關係的控制，關鍵是能把混亂並導致無限殺戮的相互關係，收束成對利維坦巨靈垂直的服從─保護關係；現代政治自始即是某種「免疫政治」，個體在自然狀態中必然過度的自保，自體免疫的本能，最終只會導致無窮的相互殺戮，解決之道是個體必須吸納恐懼死亡的「病原」，最好是能讓其只需要敬畏利維坦，從而「免疫」於自然狀態中無盡的死亡威脅。「合眾」（commonwealth）其實是共同體的免疫性演化，演化出得能免疫於無限交流「共業」的結果。
霍布斯並無從預見人類往後為了應對共同體共業所發展出來的種種精細機制與技術，雖然《利維坦》的封面還是洩露了暗示：在這個「合眾國」中，整個城鎮不見任何一個居民，只有武裝衛兵與戴著鳥喙面具，治療瘟疫的醫生。這是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稱之為「利維坦之謎」的謎底：合眾國的城鎮並不真的空空如也，而毋寧是「被淨空」，也就是說，一座被隔離檢疫的城鎮，正是現代政治偉大利維坦迷夢的現實景觀。
當然，阿岡本對「例外狀態」一詞的執著，經常讓他飽受無謂的抨擊。作為一種拓樸空間的意像，阿岡本所說的例外，指的是生命本身與生命形式之間過渡的閾界（threshold），包括利維坦在內的政治迷夢，都幻想這個過渡可以一勞永逸，期待個體一旦離開自然狀態就能以「公民」的政治身份彼此共存。但就像《利維坦》的封面所透露的暗示，這樣的閾界恐怕需要搭配各種政治技術，武裝的衛兵也好，防疫的醫師也好，在政治體的內部無限佈署起來。公衛生專家反覆警示，流行性疫癘將與人類共生，現代政治的免疫迷夢也可能永久地在懸置在這個閾界的過渡當中。
再看一眼《利維坦》的封面，理想的生命形式，也即作為投射在利維坦巨靈中那一個個以沒有臉孔的姿態顯現的「公民」，以及城鎮中受到全景監控，意象上被淨空的居民，兩者之間的既本是一致，理論上又無以重合的距離，不正暗示了生命形式與生命本身之間，那既需要過渡又始終懸置的閾界？
這樣一種生命，既（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生命形式的過渡型態，它體現在最經典的隔離檢疫措施，隔離檢疫嚴格來說不是對生命的「超前佈署」（pre-emption），它所估算的是感染與病徵出現之間的時間差，處理的是身體在病毒潛伏期間的不確定性，隔離檢疫無法預測身體會變成什麼，它體現了全景監控這個現代政治迷夢的最動人的美德：耐心，不得不的耐心。耐心等待既可能致病也可能健康的身體，透過時間自己證明自己的生命樣態。
迷思：猜中了前頭，猜不到結局
所以，爭論新冠病毒所引起的疫情是不是「例外狀態」並沒有太大意義，研究發現，如果一個地區有球隊參加美式足球超級盃大賽，該地區因為流感而死亡的老年人會增加18％，我們總是以為「例外狀態」該有戲劇性的場面，可是，生與死的數據固然聳動，但它也許只是很日常的年度運動盛事。而如果我們不得不承認集體生命的免疫總是需要無以計數，治理所部署的政治技術，它們也並不止侷限在調控疫情的措施中，也在於一切的「生死」事件，癌症、出入境以及交通安全等等。如果我們對比現代交通造成的傷亡，以及人類對其所佈署的安全措施，利維坦意圖透過控制共業的政治迷夢，註定成為一種極為反諷的，尼采式的末人（last man）型態。
這是Jean-Luc Nancy對阿岡本使用「例外」一詞及其字面上「劇烈」意涵不甚認同的主因。不過，當他說「在一個各種技術彼此相互連結的世界，例外著實已經變成常規」時，他的立場與阿岡本其實相去不遠。現代世界對外部性暴力的收束是全面的，對遠古時代的人們來說，疾病與死亡都不是身體內部的自然結果，它們都是某種不可知力量的作用，所以，所有的死亡都是暴死，不存在所謂自然而然的死亡，這也是霍布斯「自然狀態」隱喻的貼切之處。
Jean-Luc Nancy（也）借用尼采的用語，說相比於過去被當成天罰的流行疫癘，如今，病毒已經是「人性，太人性」，它致生於我們的生活環境，自我們的飲食技術與必然共處的毒物中孕生。除了對換心手術的異議之外，阿岡本似乎不會質疑Jean-Luc Nancy這個論斷，就像他自己所說，末人式的生命政治諧劇是，人在高速公路上，竟也成了神聖的裸命。如果超級盃不是例外狀態，新冠病毒的疫情可能也稱不上人類共同體的「劇變」（catastrophe）。
早在幾年前對於福島核災的反思中，Jean-Luc Nancy就已經將類似的災變，視為一種在技術全面彼此連結體系中，人力近乎無以預測的失控狀態，不只是指災難餘波的連鎖反應，尤有甚者，對整個體系來說，災難只是各個要素之間「等價」（equivalence）維持平衡的後果，只有從人力無法控制的角度來看，它才成了「災難」。
所以，現代世界確切來說並不存在具有悲劇意涵「劇變」，只有「意義的劇變」，人類世界曾經熟悉的戰爭、對抗與文明，其意義都發生了劇變。援引策蘭的詩作：集中營死者躺下之處是一處看不穿，只能反覆談論但不會有名字的地方，他們的死亡與納粹帝國的勝與敗無關緊要，所以根本不知道為何而死，大屠殺之後再也無法寫詩的緣由是，意義本身的意義，也在這樣毫無意義地被迫去死中死去。
Jean-Luc Nancy將奧斯威辛、廣島核爆與福島核災等同看待或許可議，不過，也確實只有在一個技術相互連結的體系中，才能產生艾希曼這類「辦公桌謀殺犯」（desk murder），人性微小的「庸常」與極端的惡行才能產生等價的連結，人類世界中「人性太人性」的傷亡，既是技術體系自體運作的數據，也就會是艾希曼的自我辯護。
我們並不會知道，具體的政治技術，會在怎樣的等價裝配中成為製造殺戮的機器。我們不知道用以提升娛樂品質的全景敞視設計，會成為監獄的標準配備；提升人力資源素質的勞動營，又是如何成為大規模的死屍工廠；把實境虛擬化的遊戲設計應用在能創造最安全殺戮的無人機又似乎理所當然。
祖克伯發明的社交工具可以成為引發政治動盪的網路武器，而在這個虛擬世界遭到封鎖又難免產生彷彿全面隔絕的現實巨大失落。彷彿，種種為提升人類生命集體與個體素質的人性化設計，都會在某個環節，急轉直下成為大規模殺戮的工具。
我們經常以為我們會知道大規模殺戮的源頭，不過，這件事經常是只能猜中前頭，卻從來猜不到結局，如果像阿岡本這樣，指稱絲襪廣告透露了集中營的秘密，聽起來又難免促狹。
其實，無論是阿岡本或Jean-Luc Nancy，都確實低估了「病毒」的太過人性的隱喻。疫情的擴散速度既反映了人類共同體深入的全球性連結，不過這個文明成就並沒有阻擋疫情的能力，最起碼，沒有比20世紀初人類應對「西班牙女郎」高明，文明生活的一切所在與日常的互動，都可以在瞬間急轉直下成為巨大殺戮的媒介。
Peter Sloterdijk曾經指出，當天空也成為人類武力使用的空間，空襲與直接破壞呼吸的毒氣成為戰爭手段時，戰爭的基本形式也就必然發生轉變，從戰場上的消滅對手轉變成破壞對手的生存環境，「從天而降的驚恐」（terror from the air）成為人類世界前所未有的恐懼形式，無人機的發明更是見證。
病毒並不是任何人的「對手」，雖然我們總是難免以「戰爭」來比喻與病毒的抗衡，而顯然病毒「摧毀」人類生存環境的能力，不會遜於任何一場空襲，病毒帶來的疫癘是「驚恐從天而降」的極端形式，所有人的肉身都是武器；殺戮甚至毋須從天而降，每一口呼吸，都可能產生最致命的後果，而其殺戮的潛在能力，則幾乎與都會化的程度成正比。
許多人不懈地期待新冠病毒帶來的驚恐，可以產生重新檢視目前人類生活的力量。最政策面的主張是無條件基本收入或者全民健康保險，人類學家提醒某些對「人類紀」，對地球環境更敏銳的補救方案，也有像紀傑克那樣，期待疫情造成的災難會是對晚期資本主義「殺死比爾式」的創造性毀滅，當然，也有完全無視中國因素的全球性「防疫共產主義」主張。
「後疫情時代」究竟會是什麼光景？
更有的狀況可能是Bifo對金融危機與福島核災的觀察，他認為，無論多麼巨大的災難，都只會造成一時的騷動，但不會真的瓦解生活，人終究會發展出跟風險與毒物共存的「新常態」。這某種程度上是人類共同體的經驗，星球的動亂層出不窮，但其實沒有創造出動搖體系的變化，政治上的自我組織運動往往曇花一現，更不用說革命性的暴力形式。技術相互連結體系內部的等價效應，也就意味著所有的變化，都能以正向回饋的方式，被體系重新吸納回復常態，全無動搖體系的能力。
我們還不知道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會是什麼樣子，特別當它強碰地緣政治強權競逐的關口時。畢竟，我們並不清楚，新冠病毒及其變種、崛起的紅色極權帝國、民主國家的民粹領袖，誰會是比較失控的一方。
《花花公子》的創辦人海夫納是個在90年代就著迷於遠端遙控的先知。早在通訊裝置與社交媒體問世前，他就喜歡錄製各種影像與錄音，內容從訪談到對員工的指示應有盡有，每天都會錄上20多卷，他那與世隔絕的豪宅，裝配著最先進的電信技術，豪宅隨時住著十來個玩伴女郎，海夫納可以從自己的臥室即時監控每個房間，與屋子中的每個人通話，監視攝影機拍下的照片偶爾也會出現在《花花公子》。
海夫納不用離開臥室，甚至不用離開那張圓床，就可以撐起一個商業帝國。殫精竭慮地思索後疫情時代是思想家的義務，雖然精深但也許徒勞，總之，對一般人來說，可以肯定的是，海夫納那曾經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將會是未來的新常態。
感謝病毒，至少在後疫情時代，我們都可以是海夫納了！一個多麼末人的意象！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中研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興趣是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