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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大預計於5月28日通過，以在《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中加入七條《國安法》新規定的方式，來完成自2003年以來遲遲做不到的立法。也就是根據《基本法》第23條所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從本條的文字敍述就能清楚看到，《基本法》的規定是要由香港政府自行立法，但現在正值美國、中共關係處於空前低潮的關頭，為何中共鐵了心要自行透過橡皮圖章人大來為香港套上絞死一國兩制的繩索呢？
簡單的說，這又是習近平政權的另一次誤判，以為趁西方國家應對疫情自顧不暇的時候，先下手為強，可以在壓制香港抗議即將再起的鬥爭中佔上風，同時做出對港、台政策的大轉向：從之前希望以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示範來吸引台灣接受此模式轉向以強力威嚇的方式，提醒台灣「不聽話」的下場。然而中共政權為什麼會有靠強力手段便能遂行所願的錯覺，對於自己橫柴入灶可能面臨的嚴重後果完全缺乏清醒的認識，就是本文接下來要分析的主題。
原本根據《基本法》23條來訂立適用於香港的國安法在2003年遭到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後就已經石沈大海，但特首林鄭月娥去年欲強行推動《逃犯條例》的修訂，引發香港更大規模又連綿不絕的激烈抗議，讓中共在國際上顏面盡失，最後狼狽的准許林鄭宣布撤回修訂此條例的修定卻仍然無法讓抗議平息，這使中共驚覺到，如果不用更強力的手法來「管制」香港，弭平反對的聲浪，那麼會是後患無窮。
實際上去年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便決定要實行此法，會想如此防患未然有其合理性。但才沒過多久，因為在香港理工大學發生的警方暴力清場卻讓在美國眾議院已經幾乎以全票通過，但在參議院被擱置的《香港民主與人權法》，在Rubio議員的大力奔走下，以走快軌的特殊立法通道火速通過，並獲得川普總統的簽署而生效。
這法案的殺手鐧在於美國國務院有義務要對香港是否具有真正有別於中共的自治地位提出評估報告，如果判定已經失去當初《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自治地位，那美國可以廢除在香港回歸前針對香港特殊地位訂定的《香港政策法》。
也就是說，美國為了避免中共心急之下真的再對香港有別於中國內地的政治自由和人權做出嚴重侵害，已經為保障香港人和自己的商業利益設下一道安全閥。而這樣的條款，更是自二十多年前柯林頓政府決定讓中共的人權問題和貿易最惠國待遇脫鈎後，首次在美共關係上，人權和經濟議題又勾在了一起。
現在全世界都非常矚目也同時在熱議的，便是中共為何一定要心一橫去衝破這個安全閥，甚至和美國走上更激烈的對抗？首先最直接引起中共不安全感的，應該是隨著香港疫情趨緩，香港各區又開始的小規模抗議活動，而這樣的涓涓細流，越靠近6月4 日或是6月9日百萬人上街抗議《逃犯條例》修訂一周年紀念，就極有可能重演百萬人再度上街。
而這樣的氣勢若如像去年一樣一路延續到九月，那中共所支持的建制派候選人在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中，會毫無懸念的遭遇和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同樣的慘敗。讓中共遙控香港的代言人以「合法」手段通過《國安法》的希望再次破滅。
同時如果在新一輪的街頭對抗中，又發生類似中大、理大的激烈對抗和警方的過度執法，那麼中共一樣面臨被美國判定為剝奪香港的自治，而被制裁的風險，因此在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兩難中，中共有可能決定先發制人，至少讓自己獲得表面上進行嚴厲鎮壓的法理正當性。
上面的分析是從短期、事件本身的脈絡來看，更深層的原因很可能就如同香港著名政治學習沈旭暉在《明報》的最新專欄文〈《國安法》：中國眼中的「二次回歸」，與北京的二十大部署〉所指出的，中共在經過盤算後認為，即使在強推《國安法》後被美國以《香港民主與人權法》制裁，中共也有能力化解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反彈，而中共還有信心認為該法案中真正具有殺傷力的條款如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停止港澳對美元的自由兌換等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未必會真正執行，因此眼下絕對是先動手的良機，先徹底壓制住香港再來應對各種不利的後果是可行的。
這樣的盤算乍看似乎頗有道理，但如果放在習近平上任後，甚至更往前推到2008年金融風暴後中共對外政策風格大變的脈絡來看，那麼其實很有理由斷言：這將會是又一次中共對自己實力的高估和外部環境的誤判，而這次誤判的結果，會是災難性的，並對國際政治格局帶來影響深遠的變化。
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在處理對美關係和外交上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斷的因為高估自己的實力和誤判對手的反應而屢屢犯錯，最後終於連自己的官方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都在報告中說中共面臨的國際環境為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嚴峻。
只要簡單回顧一下中共處理和美國的貿易戰和武漢肺炎的疫情便知道這是其來有自。中共輸美商品會搞到有將近75%都被加徵關稅（其中還有兩千億美元左右的商品是被徵收25%的高稅率），就是因為中共在實力高度不對等下屢次堅持要實行反報復的惡果。
當時中共的輿論完全對自己在雙方經貿關係中長年的各式劣行避而不談，反而把白宮所有的動作都形容成川普是為了討好選民而妖魔化「中國」，更盲目的以為只要反向停止購買美國農產品，讓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反彈，美國就會收手。
結果是貿易戰打到中共被迫在全世界面前簽下承認自己大部分惡行的貿易協議，但關稅幾乎沒有撤銷，國內的兩大通訊公司中興和華為還分別受到嚴厲制裁（兩次美國宣布制裁的時點都是在中共對美國也加徵報復性關稅後不久）更嚴重的是，美共經濟上全面脫鈎的可能性也開始被提上美國政治討論的議程，這對在關鍵高科技、文化教育娛樂、經濟成長都還高度依賴美國的中共是有災難性後果的。
另一方面，中共在疫情擴散到全世界後，中共到目前為止不但沒有表達過一絲歉意，從最高層開始明目張膽、厚顏無恥的隱匿疫情到否認到底，甚至還發動各地的外交官反咬美國或是放假新聞來捏造病毒的起源地，以為可以洗白自己的形象結果卻造成在美國的民意調查中，對中共的反感達到空前的高度。
同樣在另一份德國的民意調查中，雖然有約38%的受訪者認為疫情後中共的國際地位會提升，但卻有高達71%的受訪者覺得中共在疫情爆發的初期有所隱瞞。另外中共也曾靠強調在美國發生的多起針對亞裔的岐視性行為作文章來反擊美國，但自己在境內對廣州大量非裔人士的岐視和排斥卻引發長期以來最支持中共的非洲國家的集體反彈。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中共自以為高明、在牆內能堵住質疑聲音的隱匿疫情、滅證讓美國國會議員Josh Hawley和Lindsay Graham分別擬定了法案，要調查中共究竟是如何的欺瞞全世界，並以此做為對中共求償的基礎（Hawley的《冠狀病毒受害者正義法》）或是不接受外部調查就將對中共進行多方面的制裁（Graham的《冠狀病毒究責法》）。
從上述回顧可知，中共在習近平一人獨裁下，老是在重複蠻幹、引起反彈、繼續蠻幹、引起更大的反彈最後把自己逼到牆角的窘境中，但卻還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把危局說成挑戰或是都是別人刻意反華，為什麼會陷在這種可笑的惡性循環而不自覺呢？
最明顯的原因是習在上任後，厲行高壓統治，不遺餘力的打壓言論自由，同時用人唯親，讓真正能反映實情的訊息完全傳不上去。但除此之外，習這種愚行也是延續在2008金融危機後美國元氣大傷下，中共卻靠大規模經濟刺激算是毫髮無傷所產生的自滿的延續。
最經典的事例有兩個，一個是名記者Richard McGregor在著作《謀算》一書中所描繪的「…….在2008年美中秘密會議的場外，王岐山對鮑爾森說：『你們是我的老師。我觀察你們的制度，漢克，我們不太確定是否還要向你們學習了。』……在鮑爾森關於中國的著作中，他將這場對話形容成只是短暫的交換意見，但與會其他人士指出，王岐山對鮑爾森詳盡痛斥美國的缺失，鮑爾森聽了非常激動。」
另一件則是Howard French在《中國擴張》中所描繪的「2010年，東南亞國家協會在河內舉行區域安全論壇，發生了一件有人認為只是外交失言的對話，其實足資警戒，讓我們得以預見未來的局勢。新加坡代表團發表聲明支持簽署南海行為準則，而北京已經表態並不樂見，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瞪著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說出中國對遊戲規則的心聲：『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是不爭的事實。』」
在了解了中共目前最高決策體系變的如此封閉、自欺的近因和遠因之後，對於香港好好的一盤棋，在美共情勢已經箭拔弩張中共還敢這樣打而不擔心後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但香港問題在美國政壇是比究責疫情（民主黨議員比較注重對川普究責）還要能凝聚兩黨共識的議題，在中共要推《國安法》的消息一出後，馬上又有兩黨議員要合作推新法案制裁將來執行國安法的香港官員，民主黨的眾議員McGovern和議長Pelosi 更已發推文力挺香港。
而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早已開始針對川普在中共議題上一連串的失言開始進行攻擊，因此白宮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最後關頭妥協的空間。只可惜中共就如一隻沙中鴕鳥般，整個頭都埋在習近平的中國夢裡面，以為自己有餘力應付被美國制裁香港後必來的經濟、金融危機與潛在的港幣／美元脫鈎和對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衝擊，殊不知這場維多利亞的世紀大對撞，會是改變本世紀國際政治格局的歷史性事件。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