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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期間，台灣的中央疾病流行指揮中心（以下稱指揮中心）表現優異，「超前部署」一下變成慣用語。而探討防疫作為的本質，在指揮中心，依照《災害防救法》授權給衛福部對疫情做必要的控制，例如限制口罩出口、限制入出境、追蹤電子足跡，以及強制居家隔離等，這是一個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的政策，所以立法院再通過有限期的防疫、紓困振興條例，以及對應的特別預算等。
這些基於特別時期的法律授權完備，在一個法治教育良好的國家，如果有人還要討論人權或人民自由被剝奪等，那就變得可笑。
基於防疫的期間限制人民在公共場所群聚，例如限制室內空間、室外空間活動人數，以及推廣社交距離，乃至於強制人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要戴口罩，原本台灣還有一些在野黨或法匠類的論述者，對這些防疫作為提出質疑，但在歐美國家等先進民主國家因為疫情大爆發後，所採取比我國更嚴格的措施後，這些有心要帶風向抨擊民進黨政府的人，也知道自討沒趣紛紛消音。
不過，紓困措施出來以後，這些雜音又再起，以最近鬧得比較大的無社會保險弱勢勞工的現金紓困發放來說，在野黨不只抨擊，甚至傳出基層公務員以衛福部提出的審核標準，自發性「從嚴」要求申請民眾提供文件。
防疫基於特別法在非常時期提出的政策，從中央政府各部會到地方政府各單位，都必須受到指揮，以這次爭議較大的「切結書」來說，衛福部最早的指導原則就有，並非後來才加上的。但某些在野黨地方政府，可以用公務流程來給中央政府下馬威，這件事情就令人不齒，因為防疫紓困是全國一體，公文從來不是問題，問題是公文要回覆、要用印，這種細節，地方跟中央可以協調如何加速，而不是在旁邊等著看好戲。
在野黨政治領導人有政治考量，那是他們以後要自己面對的，但由此卻看到連部分基層公務人員對於防疫期間的特殊性，也沒有充分的法律上認知，不能主動回應問題，主管也不能提出應變，縣市首長更是裝瞎裝死，那種公務人員怕事的心態整個又暴露無遺。
以新北市長侯友宜把現金紓困的案件申請書全部裝箱，送到衛福部為例，這顯示侯友宜對防疫期間，特別條例、特別預算的性質毫無所悉，對於新北市是中央防疫系統的一環更是沒有自覺，申請書裝箱給衛福部假日加班審查，凸顯出新北市之前一再炒作封城演練、實兵演練等，根本是對台灣防疫各個時期的滾動檢討與作為微調，完全沒有跟上腳步，只是自己玩自己的。
防疫跟紓困有一個本質上的矛盾，就是紓困申請要民眾親自辦理，在執行面原先衛福部規劃在地方政府，由鄉里長、村長、公所各自收件，再往上呈報審核，這個規劃有防疫的考量，但地方政府跟基層人員卻只想到收件後自己會不會被追究，這種幾十年的老公務員心態，一個武漢肺炎全部又浮上檯面，最後逼得行政院從新調整，讓地方公所專門收件。
陳水扁前總統當年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為了對抗這種老公務員心態，下令把接待市民服務的所有櫃檯高度降低，並且他自己也會到處去突襲檢查，看基層公務人員是在服務市民，還是在看報紙甚至溜班，這在當時普遍獲得全國人民的好評。從此，各地方政府也開始這麼做，這是現在為什麼我們到公所辦事情，抽號碼牌喝茶等候叫號，而不再像二、三十年前一樣，排隊排了一個早上，排錯櫃檯會被指責，然後到其他櫃檯重新再排隊，以前的老公務人員高高在上嘴臉，對民眾申請事務的準備文件齊全與否，會認為是民眾自己「必須要會」事，這種情況，現在的人必然無法理解。
韓國瑜市長崛起，當年一句話「末忘世上苦人多」得到人民的認同，韓流因此蔚為風潮。2018年不只韓國瑜成功拿下高雄市長寶座，也讓國民黨的執政縣市大幅增加，從南到北涵蓋台灣近六成三的人口。不過，現在的人民對政客的檢驗標準越來越高了，韓國瑜市長面臨罷免危機。在過去幾年台灣政壇兩大潮流，韓國瑜市長以及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頻頻出包，施政滿意度雙雙跌落谷底之後，可以說讓新北市長侯友宜的政治聲量變得水漲船高。
不過，這一齣把最弱勢底層民眾申請書，全部丟包給中央幫忙建檔審核的戲碼，足見，侯友宜市長沒有把「末忘世上苦人多」這句話都進去。侯友宜的這個政治操作，若說是怕基層擔法律責任，那如前所說的，這就不懂防疫期間的法律特殊性，若說侯是疼惜基層防疫期間的辛勞，那省下新北市的人力，丟包給中央衛福部，這些從年初以來在防疫第一線最辛勞的人，以一個自己也在中央服務過的人來說，未免無情。
最後，以最弱勢的民眾來說，多等一天拿到紓困現金，很可能就是自己以及家人多一天挨餓，侯友宜市長，這樣的政治操作，自己不覺得殘忍嗎？
作者為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