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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一次大瘟疫的出現，往往需要數十年甚至一兩百年的週期才會消失，期間來來去去，間隔長則二、三十年，短則每年復發。從古埃及、希臘、羅馬、中世紀到現代歐美，瘟神可以說始終如影隨形。中國雖然鮮少有針對瘟疫的詳細記錄，但「大疫」、「十室九空」的簡單標記，仍然散落在史書各處。
也就是說，如果真能穿越時光隧道，回到那些我們經常引用的歷史時刻，有很大的機率，我們會現身在一個大瘟疫流行的時代，因為那幾乎是人類群聚成社會後所處的常態。
例如眾所皆知的鼠疫，說老鼠改變了許多帝國的命運，並不為過；又如可怕程度僅次於鼠疫的天花，散布歐亞非三洲，遠至日本，奪走的生命可溯至古埃及的法老王。到了大航海時代，歐洲人不是靠著當時仍笨拙的火槍征服美洲，而是靠天花滅絕了印加帝國與美洲原住民，改變了美州人種的樣貌。
霍亂則晚至十九世紀初才寫入瘟疫史，但迅速地從印度沿著貧窮的板塊散布到全世界，種下一百年後俄國革命的遠因。較不為人知的還有來自海地的黃熱病，1793年夏天重擊費城，差點讓剛行憲不久的美國政府無法運轉，但海地的黃熱病也讓拿破崙的遠征軍病倒，導致拿破崙放棄在新大陸的野心，有了這個轉念，才有後來美國政府在路易斯安那的大購地。
然而在這些歷史的決定時刻，瘟疫很少被直接列為歷史的參與者，總是隱身幕後，暗暗散發一股巨大的暗黑力量，把歷史推向一個始料所未及的軌道。瘟疫的破壞力之大，讓史家推算瘟疫在歷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困難，比較困難的是，我們幾乎無法從歷史經驗中學得如何面對瘟疫。不管是古代的帝國還是現代民主國家，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與動員系統來面對戰爭與天災造成的國家急難，唯獨面對瘟疫沒有一個守則，儘管瘟疫是好幾千年來，任何古老的帝國與現代國家都要一直面對的老問題。
以老牌的民主大國美國為例，它是第一個無君主統治的立憲國家，憲法是這個共和國寫在羊皮紙上的君王。美國一切的典章制度與政府運作的邏輯，都是由開國的先賢，與繼承者一代一代不斷推敲修改出來的結晶。制憲者所處的時代是離獨立戰爭不遠，新共國屢屢要面對叛亂與外國勢力挑戰的年代，於是這些制憲者在保障人權的同時，也預留許多機制，以備在急難時保護共和國的安全。令人不解的是，戰爭與其他天災和瘟疫造成的衝擊性質截然不同，處置很難平行應用，但瘟疫仍然不是這些現代政府締造者考慮的參數。
上述發生在1793年費城的黃熱病瘟疫，衝擊不可謂不深。當時費城是美國的首都，此瘟疫奪走費城超過5000條人命，當時費城總人口不過五萬人，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死亡，加上兩萬人逃離費城，華盛頓總統也在九月離開，內閣也紛紛避走。國會與市政府關閉，地方與聯邦的分工混亂，連醫生治療黃熱病的方法都出現重大爭議，住院者有一半死亡。事實上聯邦政府並無權力替費城做什麼，這個問題好像至今也還沒完全解決。
殊為可惜的是，1793年美國行憲進入第四年，華盛頓總統也剛開始他的第二任期不久，攸關人民權利的十條憲法修正案不久前於1791年通過。也就是說，1793年正是美國的憲政秩序逐漸定型的時候，重大的瘟疫這時出現，原本可以讓這新生的共和國實驗在瘟疫中的憲政秩序，但我們完全看不到這次瘟疫對美國憲政的影響。18世紀末美國的華盛頓、亞當斯，與超過一千年前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一樣，面對瘟疫時除了無奈，沒有太多想法，畢竟自己也有染病的可能（查士丁尼確實也感染了黑死病，幸運存活）。再一次，瘟疫成為歷史沒有聲音的地獄使者，人們不敢，也不知如何將瘟疫放入我們公共生活的典範裡，即便是聰明如《聯邦人論》的寫手。
人們不敢正視瘟疫，然而瘟疫必定一再回來。一樣的美國，1918年西班牙流感奪走了675,000條美國人的生命；1957-1958年的亞洲流感奪走了116,000條美國人的生命，而這些慘痛的瘟疫經驗，即使是在民主憲政實驗最久的美國，依然沒有在憲政上留下任何有用的標準做法。那麼我們也就不必訝異，在這次武漢肺炎的瘟疫中，甚至是將來另一次瘟疫出現時，我們還是會看到以黨為界，總統與州長、參議員、市長互相叫陣的戲碼。
有趣的是，各級的首長平常其實都有相當大權力，但遇到瘟疫他們就變得小心謹慎，因為超越當代醫學知識的疾病不像戰爭與一次性的天災，沒有人知道這武漢病毒的威力到哪，沒有人知道收放權力的平衡點在哪？與平常權力爭奪的邏輯剛好相反，不願自己擴權挑戰病毒，反而希望對方先走。例如在野的民主黨，力促執政的川普總統啟動因應韓戰制定的《國防生產法》，而平常被同一批人形容為無法無天的川普，反而瞻前顧後起來。
瘟疫全面逆轉人類的行為，代表友善的接觸成為不道德的危險動作，冷漠的宅男宅女成為最愛護他人的模範，社交聚會、出遊、運動，全成為不被接受的自私行為。那麼在民主國家裡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呢？當然也被逆轉了。
通常在國家或政權受到威脅的時候，統治者必須壓縮人民的權利來保護國家或政權，而壓縮的程度往往會超出人民所願意付出的範圍；但在瘟疫時卻又相反，統治者面對超越知識範圍的疾病一樣不知所措，採取行動時會出現猶豫，反而是人民要求統治者用更嚴厲的手段執行防疫政策。
這個現象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前線的戰事不是後方民眾直接的經驗，政治陰謀更是與一般人無關，政府的因應措施容易被懷疑過當；但瘟疫不同，死亡的威脅就在身邊，等於是戰敗城破後的屠殺，事實上史上的大瘟疫比任何屠城還慘不忍睹。有這種具體的恐懼，人民自然不計代價，希望當局採取更有效的措施，
這毋寧是十分危險的，往往造成人民越過制度的底線，自力救濟。史上猶太人遭受到的大迫害往往出現在瘟疫猖獗之時，但未必是官方的責任。十四世紀黑死病時期，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猶太人被屠殺之慘，連教廷都感到震驚。教皇親下詔書，指出黑死病與猶太人無關，但面對驚慌的民眾，連教皇的聖諭都效果有限。從科隆到法蘭克福，再沿萊茵河至現今德法交界，猶太人被淨空，躲過殺戮的，則逃往現今的波蘭、烏克蘭，或更深的俄國內地。希特勒口中的第一帝國對猶太人的殺戮，顯然不輸第三帝國。
面對驚慌，現代民主國家的公民有比較好嗎？極度無知與血腥的年代或許不再，私刑也斷然不被法律允許，但民主國家引以為傲的自由與人權的價值，仍然可能在一夕之間被拋棄。以下是一個由四位美國的法政學者所做的問卷調查。這個調查得到一個驚人的結果，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八項違背憲法的侵權措施，全數受到不分黨派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
這個調查於3月15日至17日進行，對3000名美國成人做問卷，詢問他們是否支持下列八項措施，其中有半數受訪者被明確提醒，這些措施都可能是違憲的法令。
1.禁止離家的活動
2.禁止所有人進入美國
3.禁止非美國公民人進入美國
4.禁止散布不實消息
5.政府接管民間商業財產
6.暫停宗教活動
7.徵招人民工作
8.強制羈留於官署
其中支持度最低的是「政府接管民間商業財產」，但也有58%支持；第二低是「禁止所有人進入美國」，竟高達63%支持，兩黨沒有明顯差別。這題的困境是連同美國公民也一併禁止入境，若將此排除，「禁止非美國公民人進入美國」則躍升為支持度最高的一項，達85%支持，而這也是唯一一項共和黨超越民主黨，共和黨高達93%支持，而民主黨則是82%，依然是不分黨派，高度支持。
其他各項全部高於70%。例如原本在美國極有爭議的「禁止散布不實消息」、「強制羈留於官署」，也都不分黨派，得到超過70%的支持。有趣的是，以自由派自居的民主黨，除外國人入境一項，全部比共和黨更支持限縮人民基本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問卷是在3月11日WHO宣布武漢肺炎為全球瘟疫後四天做的，加重了美國民眾的心理壓力，而做這個問卷的期間，美國武漢肺炎確診案例由3月15日的1678例，增至17日的3503例，高於兩倍。問題是，那只是美國疫情失控的開始，目前4月6日確診案例已暴增為337,638，是做問卷時的一百倍！如果再做一次同樣的問卷，結果可想而知。
上面這八項措施，在台灣也有類似的做法與討論，美國民眾的反應值得參考。
對自由派而言，這是必須憂慮的，但對多數的美國人而言，他們相信這是暫時的。瘟疫過後，美國依然是那個頌揚《獨立宣言》與《蓋茲堡宣言》的國度，但哲學家不禁要問，如果對武漢肺炎的恐懼能夠合理化我們現在的行為，那麼哪一種恐懼不能？畢竟憲法只是寫在羊皮紙上的價值，正如美國開國元勳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人論》第48篇所言，我們能信任這些羊皮紙做的屏障（Parchment Barriers）來抵抗侵犯自由的惡靈嗎？政治學者花了兩百年找不到絕對的答案；但武漢病毒花了兩個月從中國傳到美國，我確信羊皮紙做的口罩，沒人敢用。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