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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習慣於日常生活，當病毒的無國界入侵，在「社會距離」管控策略下，「心理連結」深刻化就更形重要。
疫病威脅下照顧自己、關心他人，健康（Health）這詞彙就包含一種療癒（Heal）的層次，但療癒不僅是身心層面，更涉及人文靈性的復興。個體除追求最終的幸福，還要將他人的福祉視為自己的責任。
口罩尚未採取實名制階段，恐懼在蔓延。隨著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至一級開設，與逐日境外移入案例增加，民眾感受到日常生活受到影響，壓力相對增加。採取囤積民生物資的行動，試圖讓壓力下降，卻又覺得買得不夠，形成失控。在深度恐懼與壓力促發下，民眾陷入團體思維傾向，湧向極端化的社會後果，加上政客惡性發言與網路信息流竄，群體共構訊息。
儘管這是一種非事實，但信者恆信的感受卻被組織起來，使訊息生效，自成一套解釋系統。西方學者曾以洛杉磯地震為例，說明災難階段的謠言三部曲。
第一部曲，有人謠傳地震中心已經發佈何時何地又將發生大地震。
第二部曲，有人散播如果打電話去地震中心確認消息，為了避免大眾恐慌，他們會告訴大眾沒有預測地震將至這回事。
第三部曲，有人真的打電話去地震中心詢問，果然獲得的答案是沒有預測的這回事。因此，大眾心理上就確認謠言是真的，就集體相信地震真的又將降臨。
依此，面對不確定風險環境下，恐懼氛圍瀰漫，更讓謠言蔓延，擴大了恐懼的滲透。這段時間的囤積假訊息與各式對政府防疫工作的污衊打擊謠言，無非顯示這樣的狀態。
如今，我們更深刻體認到全球化一體的烏托邦，也意味風險需共同承擔的難題。風險世界無法預料、無從計算的後果，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只是，即使臺灣防疫工作現階段成為世界的「臺灣經驗」，仍不宜自滿反而得更加努力。然在全球都是旅遊三級警示狀況下，就有民眾感受到孤立恐慌的不確定感。
以精神分析來看，從搶口罩到囤積物資，無非反映以為透過物件／物質自身的獲得，就可阻絕威脅。但怎麼搶購都不夠，物質化的填補，無法面對永遠錯過的、無法以實體名之的欠缺。買不到口罩或搶物資的恐懼或憤怒，背後的心理原型是匱乏。
精神分析家拉岡曾提出「現實」（reality）與「真實界」（the real）的裂口─匱乏。「現實」是彼此交往和生產過程中，真實的人的社會現實處境；「真實界」則是指那不可見的、決定了社會現實裡將發生什麼事情的「抽象化」邏輯。我們往往忽略這無所不在的抽象「真實界」，這是無法符號化／實體化，卻不斷地被「現實化」、「物質化」、「商品化」捲入，一種「擁有性」的認知，更引發人們的心理恐慌。
這種「我不知道它是什麼，但我確定它存在，而我需要它」的無意識，給出了政治操作空間。民主社會使得各種的操縱、腐敗、以及煽情的法則等面向，成為可能。從大選前到現在，有人受到疫病政治口水、假新聞、媒體瘋狂報導搶物資的影響，意欲追求什麼都可填補的物質想像，卻未知匱乏的動能是驅向自我或精神上的不斷探尋過程。
進一步說，我們在慣性邏輯穩定生活，當一場瘟疫降臨，「不落人後」的群眾心理發酵，「我也要」的盲從，遺忘了除了滿足官能的「簡單刺激」外，更有充滿情感記憶與自我昇華追求的「積極刺激」。不確定風險的機遇，總在我們生命當中決定性的時刻扮演角色，這不相容於理性邏輯，因為我們的生命總是在重大的機遇事件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主體意義與自我秩序。
面對武漢肺炎的變形新病毒引發的情感經驗，無論是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與一般人，人類走過的瘟疫史，如今又以新面貌來臨；一旦成為創傷，不僅引致文化多樣性、哲學反思、生命倫理的滅生，它的未思之處還在於釐清「起源」或「場所」外，創傷形成的潛伏性，不僅在於遺忘事實，更是在經驗的本身。
創傷的歷史力量是歷經遺忘後經驗的重複與再現，但這樣的經驗本身往往被剝奪見證，變成一種症狀指認的標記，使得如何回到人面對災厄處境下的獨特性欠缺理解，成為困題。這樣的歷史創傷經驗對既有論述的合法性與自足性構成挑戰，意味著難以表徵的集體苦難，總有他者的時間向我們開放。當個體的獨特反應集體化約成為同質性的統合反應類別，這不但是廉價的概念，甚至是建造公共的樣版而已。
當代學者齊澤克（Žižek）認為：「主體就其自身而言，正是它自身死亡的倖存者」。受創倖存者直面事件摧毀的後被剝落的經驗與感受，使其進入自身的主體匱乏。受創主體面對的並非針對創傷的喪失進行補償，因為所喪失／欠缺的不是至親或能力，而是主體自身。主體的任務是如何讓自己穿越痛苦，再度承擔那個早已存在他們生命中的匱乏。他們就是我們。
此刻生活失序的裂口，正打開自我整頓的機會。置身疫情瞬息萬變之際，深刻透過自我新公民身分的敘事、閱讀和書寫來安穩心思，在疫病無差別攻擊下，也是一種身心朝向「不安的安心」的照顧回應。
作者為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