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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上對新發現或新發明的命名，對一般人通常沒什麼重大意義。例如，一顆新發現的星星，天文界有什命名規則，對世界毫無影響。就算實用的手機或平板，當初要怎麼叫也不會影響它的功能，或增減人們對它的依賴。
然而對疾病的命名卻是例外，常常會變成棘手的政治問題，爭執點也不盡相同。例如某血管疾病原本叫Wegener’s Disease，以發現他的德國醫師Wegener命名，沿用超過70年後，竟查出Wegener的納粹背景，而且還參與納粹的人體實驗，此病於2011年被迫改名。
跨越種族與國界的大規模傳染病，病名更是十分敏感。事實上命名重大傳染病也不只是政治考量而已，錯誤的傳染病名稱還可能嚴重誤導公衛政策，造成始料未及的後果。
例如2009年的H1N1流感，固然是由養豬場的病毒突變成為人畜感染，但健康的豬本身不會散播病毒，而是人群之間的傳染，反而更有可能由人傳給豬隻。不幸一開始媒體錯誤使用「豬流感」（swine flu），世人因此誤以為如禽流感一般，導致埃及屠殺30萬頭豬。而這些豬主要由境內信奉基督教的少數民族（Coptic）飼養，引發穆斯林政府以宗教動機藉故屠殺豬隻的質疑。
錯誤命名造成負面後果的例子不少，但把這次瘟疫叫「武漢肺炎」與「武漢病毒」有同樣的問題嗎？中國政府再不仁，也不會把武漢人殺光吧？何況「武漢肺炎」還是中國一開始自己官媒的用法，放在疾病命名的歷史上也毫無問題。結果庸人自擾，在幾翻反覆後強求世界不准使用「武漢肺炎」，再由百般配合的WHO弄出個怪裡怪氣也不合邏輯的COVID-19與 2019-nCoV。冠狀病毒自1965年被檢出後，不斷有新冠狀病毒出現，例如SARS病毒也是新冠狀病毒，稱武漢病毒為新冠狀病毒病並不合理。
中國放下理性討論不為，卻還不斷指控台灣使用「武漢肺炎」是仇中行為，搞到對中國和WHO一向有怨氣的台灣人，這下非故意使用「武漢肺炎」不可了，反而失去了說理的空間。有趣的是，本來這是台灣和中國之間的恩怨情仇， 偏偏中國由大內宣轉大外宣，還宣過了頭，竟然自找麻煩，放話宣稱病毒可能來自美軍。美國總統川普當然大感不滿，直接回嗆病毒就是來自武漢的中國病毒。美中大噴口水，許多人或許覺得抗疫當下，這些名稱重要嗎？對美國人或許不重要，不過對台灣人而言，這可能不只是口水戰而已。
精明的外媒記者，如果在討論台灣抗疫成功的原因時，能觀察到為何台灣絕大多數人堅稱「武漢病毒」，應該就能掌握台灣抗疫有成的精神武裝了。然而台灣吃裡扒外的人也不少，在全民抗疫大團結的時刻，這些人自知民意難擋，對執政黨的惡意批評往往適得其反，不但傷不到執政黨，反而自己人氣盡失。從一開始的口罩問題、包機，到最近要求抗疫指揮官為成年兒子的行為負責，都是如此。
既然雞蛋裡挑骨頭的戰法得不到民心，如今只能趁著美中為了病名大噴口水之時，順著中國的大外宣唱和，扛起反歧視的大纛，訴諸道德勒索，還發動連署，拒用「武漢肺炎」，卻又理不直言不順。最可笑的是，連署文第一句就破題，「解嚴以來，臺灣民眾經歷過一場又一場撕裂民心的選舉」，其心態與政治屬性，不言自明。
其實要不是中國無理取鬧，使用「武漢肺炎」哪來歧視的聯想？以1918 年的流感為例，可能是人類史上死亡最多的瘟疫，保守估計死亡人數達五千萬，各國紛紛撇清。這個流感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西班牙流感」，它的來源至今仍然眾說紛紜，目前有三種說法，可能來自美國、英國、中國，但無定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個流感不是始於西班牙。
一開始西班牙流感的稱呼也十分混亂。當年西班牙雖然整個內閣躺在病床上發燒，他們還頗幽默地用當時在馬德里流行的音樂劇「拿坡里士兵」來稱呼這個流感。義大利人當然不滿，直接回嗆，稱它為「西班牙流感」。法國軍方則稱它為「疾病11」，大搞神秘，而法屬的非洲殖民地稱它為「巴西流感」；巴西稱它為「德國流感」。當時的教宗對俄國的共產黨革命十分惶恐，稱這個瘟疫為「布爾什維克疾病」（有點像《華盛頓郵報》主張將武漢病毒稱之為「中共病毒」一樣），伊朗則一口咬定是英國來的，像現在一口咬定武漢病毒是美國幹的一樣。有趣的是，第一個紀錄的西班牙流感病例其實是在美國的軍隊訓練中心，但從來沒有人稱它為「美國流感」。
多年之後「西班牙流感」成為最普遍的稱呼，西班牙也懶得抗議，其實他們並不特別覺得使用「西班牙流感」有辱西班牙，事實上反而顯得西班牙媒體在當時的新聞專業高於其他國家。主要是因為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打得昏天暗地，壕溝裡的情況因流感而雪上加霜，在西戰線的法國竟有四分之三的士兵感冒，英軍則有一半，德軍也病奄奄，撤出90萬的部隊。各國士兵紛紛染病死亡，參戰國不敢大肆報導，怕影響士氣。而中立國西班牙沒有這層顧忌，媒體爭先揭露這個世紀之瘟，為歷史留下見證。
以地名為疾病命名，並不是什麼奇恥大辱的事。以最初發現疫情的地方為病名的，就算不是醫師也可以列出一大串。例如西奈病毒（源於烏干達西奈特區）、伊波拉病毒（源於薩伊的伊波拉河流域），更早的日本腦炎（第一病例出現在日本），德國麻疹（發現者為德國醫師）等等，不勝枚舉。地名代表著疾病在哪裡發現的歷史足跡，不無意義。對非醫療專業的一般人民而言，較之於如H1N1、 H5N1這種純學術的編號，以地名命名的疾病比學名好記，鑑別度也更高。
不可否認，病名帶有歧視指涉的也非常多。例如「蒙古症」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它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唐氏症。「蒙古症」不是因為發現地在蒙古而得此名，而是當時的醫學認為唐氏症來自基因病變，讓高加索人的進化停留在蒙古人階段，造成癡呆。如此種族歧視的病名仍被沿用了近一百年，才在1961年由當時一群最知名的遺傳學家在醫學權威期刊《柳葉刀》上呼籲改名， WHO之後在1965年正式定調改為唐氏症，以紀念最早發現該病的英國醫師 John Langdon Down。
50年後《柳葉刀》檢驗這個改名的成果，根據其2011年的統計發現，醫界迅速接受建議，但到1970年仍有一半的醫學論文使用「蒙古症」，要到1980年醫學論文才幾乎不使用。現在除了醫學史論文外，已完全不使用「蒙古症」了。
其他如愛滋病，一開始也使用帶有歧視性的病名，有人稱之為「4H疾病」，4個H分別代表海地人、同性戀、海洛因使用者、血友病人；也有人稱之為GRID （Gay 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這些例子才是真正為反歧視而推動改名，醫學界與多數人也都不會反對。但以疾病最早發現地為病名的，除了中國外，少有居民會對傾全國之力控訴人家歧視。
事實上地名成為病名後居民洋洋得意的也大有人在。最有趣的是在北美很常見的「萊姆病」（Lyme Disease），經由野鹿身上的鹿蜱傳染。人們野外活動時十分容易遭到掉落在雜草上的鹿蜱叮咬而感染。美國疾管局估計每年有30萬人染病，以常有野外活動的青少年與孩童為主，絕大部分集中在東岸新英蘭數州。萊姆病於70年代首度在康乃狄克州的老萊姆市（Old Lyme ）被發現，因而得名。有人特地去訪問市長對這個病名的看法，市長表示居民以此為傲。觀光客進到老萊姆市區，不忘去買件印有鹿蜱的汗衫做紀念，當地的青少年袋棍球（Lacrosse）球隊也以蜱（Ticks ）為名。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居民都正面以對。例如，在澳洲昆士蘭的小鎮Hendra，1994年發現人畜共染的新病毒。之後以Hendra命名，醫學界立刻接受使用，但Hendra居民抗議至今，但似乎沒有人理會。
進入政治正確的時代，WHO在2015 年公布了一份疾病命名的守則，明確建議不要以地名、人名、動物等為病名，偏偏這三種剛好都是兩百年來現代醫學對疾病的命名習慣，固然有誤用的情形，但多數有其道理，正確的使用事實上有更多公衛上的價值。如今WHO建議以機械式的編碼命名，受到不少的公衛學者的挑戰。
事實上WHO並沒有它看起來的客觀。在此之前，WHO早已用兩套標準在處理傳染病的命名問題。例如2003的SARS，研究病毒演化的Rob Wallace認為，WHO這樣的命名刻意將SARS與發病的廣東去連結，企圖淡化當年廣東推動大型雞鴨養殖場可能觸發SARS的質疑。Wallace是《Big Farms Make Big Flu》一書的作者，不斷對大型動物農場提出警告，他認為單一牲畜的大型養殖場，正是流感病毒加速變異的溫床。基於同樣理由，Wallace認為2009的H1N1流感應該叫「墨西哥流感」，與當地的養豬業有直接關係。
除了病名，Wallace也認為WHO對病毒的分類也服膺於政治。2008的禽流感的病毒H5N1分支由原來的「類福建」改為「分支2.3.4」，也同樣失去病毒發源地的標記。然而這套不以地名歧視的命名原則，WHO卻自己出現雙重標準，並沒有運用到2012年在沙烏地阿拉伯發現的呼吸疾病，而直接以中東呼吸症候群稱之至今，也就是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而其病毒亦是當時新發現的冠狀病毒，但不叫新冠狀病毒，而叫中東冠狀病毒（MERS-CoV）。這就沒有歧視問題嗎？
WHO的疾病命名指導原則寫得冠冕堂皇，但事實上那只是嘉惠跨國企業與贊助國的障眼法。正如Wallace指出，WHO的財源來自固定的會員國會費，但固定會費只佔總財源的20%，剩下的80%全來自捐獻，來者不拒，包括別有用心的會員國與跨國企業，其中以中國與大型農場為大宗。無怪乎WHO為了保持金主不斷的挹注，只好犧牲科學與專業，將政治與公關置於公衛之上，甚至置於責任之上。從這次WHO在處理武漢肺炎的表現，一目了然。
看在多數台灣人的眼裡，中國與WHO一搭一唱，不但以歧視來汙名化台灣乃至於國際的防疫措施，最終目標就是要逃避咎責。只是欲蓋彌彰，這場蔓延全世界的瘟疫，誰不知道是蠱起中國？天地不仁，但以人民為芻狗的是中國政府，原本有機會止住這場大災難，卻在維穩的考量下，選擇掩蓋事實，終至不可收拾，也把全世界拉下來陪葬，深不見底。
「武漢肺炎」當然不是歧視命名，但在全世界被中國害得焦頭爛額之際，中國還不忘利用一切機會，對台灣文攻武嚇，以疫謀統。台灣對中國早就只剩一股怨氣，而堅持用「武漢肺炎」，就是這股怨氣的出口。不用懷疑，來自 Academia Sinica 的中國學者們也不必白費心機，「武漢肺炎」將在台灣史上永遠留名，成為台灣人對抗中國瘟疫的集體記憶。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