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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病毒敘事目的之二，扭轉中國抗疫不力的國際形象
鑒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在武漢肺炎的處置上多所責難（世界衛生組織除外），一月底從美國開始的各國撤僑行動，更是讓自認已經朝向偉大復興的中國深感難堪，因為那視同對中國統治能力的不信任與懷疑，這直接會導致中國展開國際威懾時缺乏可信度。
而各國指責是中國隱匿疫情才會帶來全球的疫情問題，這個指控之後會牽涉到國際責任的歸屬。先不論這是否會牽涉到賠償問題，但撇清責任以便在之後疫情國際管理的相關交涉上佔有不敗之地，絕對是談判的不二法門。
二月初美國開始對中國出境前往美國的旅客採取限制措施，引導另一波國際對中國的人流限制。後者讓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士開始考慮是否要持續在中國工作，使得中國除了擔心生產端的跨國供應鏈是否出現解鍊問題外，還要擔心這對於服務業的衝擊。因此除了面子問題、影響威懾信用度、為了之後可能會出現之國際疫情管理談判增加議價籌碼等因素外，也有一定的經濟成分在內。
只是中國扭轉抗疫不力的國際形象之方式，不是根據事實與數據，而是竄改事實、推卸責任、然後黑龍轉桌轉移焦點。中國不一定可以讓自己的「另類事實成為被接受的事實」，但可以透過持續說謊與拼命抵賴，讓原本十分確定的事實成為被爭議的現象。
王毅早在2月3日與伊朗外長的電話就指控美國是2009年H1N1疫情的發源地，還影響214個國家與地區。之後在2月15日在德國接受路透社副社長訪問時，進一步加碼說源自美國的H1N1感染了全球四分之一人口，造成五十七萬人死亡。
但國際上並未自此對美國採取旅行禁制措施。以此表示美國對中國的限制作為是反應過度。中國也有論者以H1N1為例提及當時並未稱其為美國病毒，以佐證北京反對武漢肺炎的稱呼。王毅在那則訪問中也語帶威脅表示那些不必要的限制，可能會影響美中第一階段經濟協議的執行成果。
等到之後被指出H1N1不是起源於美國而是來自墨西哥，且冠狀病毒並非流感，致死率高得多，就算以中國認定的武漢肺炎致死率2%來看，也比致死率小於十萬分之七的流感高出近千倍。因此美國並未反應過度。中國外交部在一個月後又出現另一種指控。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暗指武漢肺炎病毒是美國帶入中國的。時間正是中國十一月舉行的世界軍人運動會時。
這個武漢肺炎是境外移入之說法，會根本改變所謂中國抗疫不力甚至隱匿疫情的指控，因為中國在此變成受害人，因為是遭受敵對境外勢力攻擊。既然是被有系統攻擊的受害者，無法有效應對實屬應然。也就不存在隱匿與不透明的問題。
這個中國創造先是在2月27日由中國病毒權威鍾南山首先發難。鍾南山在廣州市政府新聞辦在廣州醫科大學舉辦疫情防控專場新聞通氣會上，首次提出儘管新冠疫情始發於中國，但是病毒的來源不一定是中國。
一個星期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3月4日例行記者會再度引述鍾南山的話，對病毒來源是否是中國提出疑問，且表示世衛組織將新冠病毒命名為“COVID-19，就是不將該名稱同任何地區和國家相聯繫。
鍾南山舉球，外交部殺球，先質疑疫情是來自中國的說法，外交部還修改世衛祕書長譚德賽堅持不用武漢肺炎命名的理由。當時譚德賽並未否認武漢肺炎來自中國，但主張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社會歧視，因此命名不應與地方做出聯想。只是趙立堅卻暗示世衛的命名表示世衛不認同這個病毒緣起於中國。
之後再過一星期，趙立堅在3月12日的推特上認為美國在武漢肺炎一事上欠中國一個解釋，並暗指可能是美軍將武漢肺炎帶到武漢。
至此，中國從武漢肺炎卸責的政治敘事終於大功告成。
這個三段論是這樣的，中國首先說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國發生，但緣起不一定來自中國，接著中國在說世界衛生組織拒絕用武漢肺炎一詞表示世衛組織也質疑這個病毒緣起於中國，最後中國乾脆說這個病毒可能是美國帶入。
中國成功「甩鍋」武漢肺炎，而美國則莫名其妙變成了事主。中國自此不用為抗疫不力辯解，也無須回應其隱匿疫情的質疑，因為這可能是美國對中國有意或是無意的生化戰。如果對這個疫情與病毒擴散有疑問，就去問美國吧！
有人說中國即便這麼主張，但國際也不一定會對這個說法買單。只是這對中國並不重要，因為焦點已經變了，從中國要回應各國對中國隱匿疫情與抗疫不力的質疑，變成美國要先回應中國的指控，美國要先證明自己不是疫情的源頭，並解釋在美國去年出現疑似的冠狀病毒疫情與中國無關。過去認為疫情來自於中國的這個基本事實，現在開始變成一個爭議性概念。
我們必須指出，這與中國對台灣操作假新聞的作戰套路是一模一樣。中國不一定要讓大家接受北京支持的主張，但中國可以使敵對陣營所擁有，且被大家共認的事實成為爭議對象，而使事實成為爭議點所提出的若干指控，就成為迫使敵對方處於防守下風的攻擊手段，再根據對方辯解的細節，衍生出更多的指控與質疑，讓對手持續處於防衛與回應的狀態，讓敘事戰場從自己轉移到對方家裡。
控制病毒敘事目的之三，高舉中國治理模式優越性，瓦解民主體制正當性
中國在操控武漢肺炎疫情敘事的另一個目的，不僅是回擊國際對中國的責難，還想要鞏固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中國外長王毅在2月15日於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演講中提到「中國自身的國情決定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國的文化基因要求我們不應走國強必霸的老路。我們堅持自身和平發展，堅持與世界合作共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已經取得巨大成功，並正在展現旺盛生命力和光明前景。
中方尊重西方國家的選擇，願意借鑒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與各國實現共同繁榮。西方也應摒棄篤信自身文明優越的潛意識，放棄對中國的偏見和焦慮，尊重中國人民的選擇，接受和歡迎一個與西方制度不同的東方大國的發展振興」。王毅在此還是在防衛中國治理的正當性，主張自由民主人權等非普世價值，中國應要被容許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
隨著疫情在日本、韓國、歐洲、美國等地變得日益嚴重，特別是在2月26日前後，當國際新增確診病例已經超過中國後，北京對外說法就變得不太一樣。中國外交部在2月24日召開的第六次內部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到要「積極擴大疫情防控的國際和地區合作」、「向其他出現疫情擴散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通過攜手應對疫情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在此搖身一變，從拜託各國提供協助，變成疫情防控的解決方案提供者，是受感染各國需要取經學習的對象。
如果只是疫情防疫經驗的分享也就罷了，畢竟病毒在各國的變異與流傳都不一樣，分享經驗主要是作為防疫參考，沒法一刀切，放諸四海而皆準。但中國是將其防疫結果與中國統治模式密切聯繫。以中國防疫的成功，對照特別是民主國家現在所面臨防疫的困境，來強調中國統治模式的優越，以及民主體制在面對疫情時的困難。
當疫情在中國處於大爆發階段的1月28日時，王毅回答來電慰問的韓國外長康京和就說，中國有舉國體制，因此具備抗疫的「制度優勢」，強調中國有信心可以戰勝疫情。之後「中國具備制度優勢」一詞，在王毅於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演講，與之後在寮國參加與東協外長的會議上更都被反覆提及。
在3月3日於中共《求是》雜誌的專文上，王毅更說中國在抗疫上發揮的制度優勢，使「中國力量、中國效率、中國速度受到讚譽，中國治理的制度優勢得到充分彰顯。中方行動速度之快、力度之大、範圍之廣世所罕見」，中國為「世界各國抗擊疫情樹立了典範，為國際社會應對傳染病危機、推進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積累了有益經驗，提供了重要借鑑」。中國的制度優勢不僅有助於抗擊疫情，更開始變成國際治理的典範。
由於除了中國和伊朗有出現大規模疫情外，其他疫情出現失控，甚至導致要封城、封國等作為的日、韓、美、歐洲等國，都是民主國家。因此王毅強調中國具備抗擊疫情的制度優勢，顯然是有意凸顯中國治理模式與民主體制的差異，以證明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在這裡王毅鎖定的觀眾不是美、歐及其他完善運作的民主政體，而是包括一帶一路的中亞諸國、非洲、拉美以及南亞、東南亞等還不是真正民主的國家，強調中國模式的有效與作為，以補強中國治理的國際接受度。
這個論述套路也想要遮蓋中國極權體制與資訊壟斷、不透明所導致的疫情擴散問題，而這正是民主國家先前抨擊北京政府最激烈的地方。但當民主國家正忙著處理中國因隱匿疫情而使武漢肺炎病毒向對外輸出的後果時，中國反而以一副身經百戰的老手姿態，反向要對西方民主提供抗疫解決方案。甚至還有西方民主國家對這種說法買單（如義大利）。中國原本是武漢肺炎疫情的麻煩製造者，現在搖身一變成為解決方案的提供者。還要向世界證明中國統治模式的優越與民主體制的問題。天底下沒比這更荒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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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成為中國腦控戰的全新進化
觀察中國在武漢肺炎期間的對外作為，可以發現相較於防疫，中國更高度關注對外的言說與論述之鋪陳，不管這是為了反擊其認為國際對中國的過度限制措施，或是防衛性的證明自己體制依舊有用，或是為了維繫經濟命脈的必要舉措，中國始終將如何說武漢肺炎的故事視為重中之重。甚至為此可以藉由發明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以使大家原先同意的事實成為一個被爭議的對象，並透過反向指控來掩蓋原先對自身作為的究責壓力。
到目前為止，這都還是傳統的假訊息作戰之套路，但中國並沒有停在這裡，而是利用西方國家忙於處理疫情及其衍生的經濟危機時，進一步宣揚中國體制在抗疫的「制度優勢」，並以此凸顯民主體制的弱點，從根本瓦解民主體制的普世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論述轉換不是隨興的，因為觀察這段期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可以發現這是系統性的國家工程。包括在哪個階段提出何種主張，以及為了支撐這個主張所應有的數據基礎應該是什麼，都有著綿密細緻的操作。
例如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回報其武漢肺炎新確診案例，就發現在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就出現斷崖式下墜的狀況。也在3月10日習近平前往武漢視察前幾天，全國出現接連幾天除武漢外無新確診案例的情形。
有趣的是，台灣在這波武漢肺炎疫情的表現可說是可圈可點，受到國際矚目。相對於新加坡，台灣至今的表現可說是民主體制可以有效抗擊疫情的例證之一，在根本上打擊北京政府有關中國治理模式優於民主體制，中國具備「制度優勢」的大外宣。中國之所以現在會對台灣酸到不行，還多次公開嘲諷，就是台灣民主在抗疫的表現上，狠狠痛擊了中國的主張。
要想解決中國製造的問題，世界必須與台灣合作
這個武漢肺炎疫情改變了很多事，不僅讓台灣民眾更理解中國制度的沒人性與對台灣的敵意，台灣抗疫所受到的肯定，也讓台灣人民對自己的國家出現了自豪感，捍衛自己家園，追求獨立的未來，對一般人來說就不再屬於抽象的意識形態爭論，而是捍衛生活方式的真實選擇。這更是中國不願樂見的。
但台灣的表現還讓中國否定民主體制，強調自身具備抗疫「制度優勢」的大外宣破功，北京對此更是感到顏面無光。加上原本中國就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既存的過去爭議與上述諸種新變化所產生的疊榻效果，相信在未來，北京會更傾向對台灣強硬以洩心頭之恨。
對國際而言，中國這次的作為與之後的論述操作，顯示了中國是如何以種種的謊言與敘事控制來改變焦點，讓自己不被課責，更讓別人公親變事主，陷入要為莫須有指控不斷澄清的迴圈。在今天我們看到武漢肺炎病毒的問題，但包括氣候變遷與北韓核武問題等也類似。
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汙染源，作為支撐北韓體制，提供核武研發能力的關鍵國，不僅未因這些作為而被究責，反而因此使中國在解決問題上變得「不可或缺」（因為碳排放太多所以要中國參與，因為對北韓影響力太大所以更需要中國協助）。就是這種形同鼓勵多做壞事的態度，讓中國食髓知味，仰賴敘事操控的國際進化，甚至在此公然指鹿為馬也不在乎。
此外，台灣這次的表現以很具體的方式向世界展現，如要想解決中國所製造的問題，世界必須要與台灣合作，也必須學習台灣經驗。面對中國在向全世界製造的問題，台灣提供了解決中國問題的鑰匙。把台灣民主視為台海問題的麻煩製造者不僅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也不符合事實。希望這次可以讓大家了解到所謂的中台爭議、台灣受到中國啟動的國際隔離，並不是兩岸問題，也不只是台海爭議，甚至也不止於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而是個世界要向何處去的核心爭論。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