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瘟疫一直是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破壞力，更甚於戰爭，只是瘟疫沒有勝利者，甚至連失敗英雄都沒有，因此對它的書寫遠遠不及戰爭。即便是發生在近代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數超過兩千萬，遠多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但人們對它的記憶並不如大戰本身深刻，包括美國總統川普，好像也不是很清楚那次流感奪走他祖父的生命。
西方較廣為記載的，只有第六世紀在君士坦丁堡的大瘟疫與14世紀的黑死病，但也都只被當成大時代的插曲。
歷史對瘟疫善忘，但瘟疫從未遠離，成週期性的出現，SARS的記憶猶新，武漢肺炎再度猛爆。疫情在中國自認「對世界做出巨大的犧牲與付出」後，如虎兕出柙，直撲全世界。
繼日韓危急之後，義大利成為歐盟倒下的第一張骨牌；中亞的伊朗連國會議員都紛紛染病，還以釋放5萬多名囚犯來防止監獄群聚感染；美國則人心惶惶，物資出現缺口，聯準會調降利率，仍難挽股市狂跌。事實上西方國家的麻煩或許才正要開始，三十年來以中國為世界工廠的便宜事，這次恐怕連本帶利要賠個精光。
然而台灣在這次武漢肺炎疫情中的表現，意外成為世界的大亮點，堪稱民主國家的典範。原本礙於兩岸關係密切的現實，全世界都認為台灣的醫療防護絕無挺住的可能，硬生生把台灣疫情的發展和中國綁在一起。然而台灣全體上下一心，在醫療先進國家紛紛倒下後，台灣依然挺立。
上星期史丹佛醫學院教授王智弘透過醫學期刊，把台灣抗疫典範介紹給世界，一時之間國際側目，過去一周，台灣竟成為世界媒體的焦點，甚至是許多國家國會議堂上討論的對象。台灣是怎麼辦到的？
疫情一旦神秘出現，控制疫情往往是超越科學所能處理的能力，歷史上的大瘟疫，從出現、傳染到消失，當時都沒有明確的科學證據解釋，即便科學方法已取得發言權的二十世紀，西班牙大流感的出現與消失至今仍然是謎。更不用說社會大眾的認知與醫學知識的落差，讓防疫工作最困難的部分，往往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讓沒有明確科學證據，但彼此衝突的觀念，在不斷地妥協中求取政治上最佳的平衡點。
這並不容易，在民主國家中尤其困難。正如王智弘教授在接受訪問時指出，防疫沒有一套標準模式可以放之四海皆準，必須配合民情與文化的差異調整，在科學與民心之間取得平衡。政府面臨的不只是專業防疫的輕重緩急，民心的安定與支持更是防疫是否成功的關鍵。
以口罩的使用為例，從專業來講，受過西方醫學訓練的防疫專家，會傾向相信一般外科口罩對防護武漢病毒並無效用，一般民眾沒有配戴的必要。如副總統陳建仁、副行政院長陳其邁、前衛生署長涂醒哲等，都先後發表過類似但委婉的言論，也與美國CDC的防疫建議一致。除了如柯文哲、馬英九故意找碴的政客外，官員也都以身作則，刻意不在非必要時公開戴口罩。然而這是菁英思考，對台灣民眾而言，疫情流行時戴口罩幾乎是信仰，超越理性討論的範疇。若有權力者在防疫時以「科學證據」強迫民眾放棄信仰，無疑是自找麻煩，反而不利其他防疫政令的推廣。
其實政府裡面防疫專家比比皆是，也都受過西方醫學完整的訓練，然而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他們沒有用專業的傲慢斥責民眾搶口罩無知，相反的，在疫情爆發初期，一旦察覺口罩陷入搶購與短缺的情形，行政院毅然決定禁止口罩出口，撥款迅速加開生產線，限量實名制購買口罩。
看在「口罩無用論」的公衛學者眼裡，這未必是理性的資源運用，卻成功地解決一場可預見的民怨，也累積了後續防疫作戰的信心與政治資本。反觀其他國家，拿口罩送中國做公關，卻在口罩被中國人一掃而空後，出現一罩難求，價格暴漲的窘境，台灣人似又多了分幸福感。
衛生福部長陳時中也因此成為台灣民主化以來最受信賴的政治人物，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陳部長的滿意度高達84.16分，這絕不是交給習慣性自我膨漲、充滿專業傲慢的柯文哲自認可以做得差不多的。
然而以科學的立場來看口罩使用的效用是什麼呢？筆者非這方面專業，但透過一些科普的知識，或許能歸納出一些更正確的直觀認知。若武漢新冠狀病毒（COVID-19）的傳染特性與流感類似，有必要先了解流感病毒的特性。（當然，科學有許多未知，如果推翻這假設，以此為基礎來討論外科口罩能不能阻擋武漢病毒已無意義。）
流感病毒離開體外可以暫時存活，這是它可以非接觸傳染的原因。流感病毒在乾冷的環境中存活較久，所以冬天是流感流行的季節。病毒附著的物體決定它存活的時間長短，這也決定了流感的主要傳染途徑。在堅硬光滑的表面能存活最久，如門把、開關按鈕、公共汽車或捷運的金屬扶手扶桿等，可長達兩天。病毒來自打噴嚏或咳嗽飛沫沉澱後累積在上面，經手觸摸帶入口鼻眼睛，而口鼻眼睛的黏膜是病毒唯一能滋生複製的環境。
病毒無法穿透皮膚，有趣的是，病毒在皮膚上只能存活五分鐘。所以就算感冒者的唾液飄到臉上，只要不立刻抹入嘴裡，不會傳染。這也是醫護人員之所以在處理一般患者時，不必全身包紮，只以外科口罩掩口鼻與加戴護眼罩即可。此外，病毒在乾爽的紙與衣物上只能存活15分鐘，而舊紙鈔或髒衣服上的穢物有黏膜效果，病毒竟能在上面存活數日之久。
最無定論的是空氣傳染，遲至1934年一篇登在美國公衛期刊上的論文才提出流感可能藉由空氣傳染的假設（見參考資料1.），那已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後十幾年，試圖解釋那次大流行何以如此嚴重，但爭論至今仍在。該假設認為病毒會在飛沫氣化後形成滴核（droplet nuclei）飄浮在空中，視溫度與陽光中的紫外線而定，病毒在滴核中可存活一個小時左右。滴核直徑1到10微米，若此為流感的主要傳播途徑，外科口罩毫無抵擋能力。雖不知空氣傳染的重要性，但已確定是感染途徑之一，所以醫護人員在處理如SARS或武漢肺炎確診病患時，必須升等為最高級的呼吸器（respirator）保護，而不能只用鬆散的口罩（face masks）。
如果以上這些病毒的知識是正確的，那麼外科口罩防範武漢肺炎的效用，不難讀幾篇測試醫藥用口罩的論文，自行找到答案。以下筆者只列出幾篇這樣的論文，不做闡述（見參考資料2-7）。以上述這些做為基礎，個人以為美國CDC口罩無用的建議，對沒有戴口罩習慣的美國社會是合理的，英國的NHS亦然。但被中國綁架的WHO也做出同樣建議就有些可笑了。當全世界除了台灣外，所有的口罩都被中國人一掃而空的情況下， WHO第一個要說服的國家是中國。
然而就如前述，瘟疫的戰爭不是科學對抗病毒的單面作戰，它也是面對恐懼的戰爭。在古代如君士坦丁堡的大瘟疫與14世紀的黑死病，人們不可避免轉向宗教。黑死病期間還發展出鞭笞者，以自虐求得上帝的赦免。鞭笞者在城市間旅行，把自己打得皮開肉綻，宣揚他們的理念。以今日看之，其實愚不可及，到處感染到處旅行只會擴大疫情，但他們回答了人們的恐懼。當時束手無策的大主教與國王們，只好寧可信其有。
但也有誤打誤中的情況，那時也出現了一種瘟疫醫生（Plague doctor），專醫沒人敢碰的黑死病患者。他們裝扮恐怖，力抗死神，帶著密不透風的頭罩，鼻處裝一長長的鳥嘴，穿上厚重上蠟的衣服。其實這些瘟疫醫生對黑死病也無能為力，只能做些支持性療法，但這些瘟疫醫生能免於感染，當時認為是得到死神的開恩，以今日看之，不就是那一身看似恐怖的隔離衣嗎？
瘟疫比戰爭還平等，在瘟疫面前，中國不再是強國，台灣也不再是弱國。保持警覺與謙卑，是台灣這次防疫成功的關鍵。打敗武漢病毒離最後成功的路還很長，台商會續回來，中國會繼續騙你，世界會繼續用他們自己的方法面對，但光是我們有很多口罩這件事，就能算是台灣奇蹟了。一種口罩，兩種效果，不管哪一種，我們都很驕傲。台灣辦到了。
參考資料：
Well, W. F. On airborne infection. Study II. Droplets and droplet nuclei. American Journal of Hygiene 20, 611-618, 1934.
Evaluating the protection afforded by surgical masks against influenza bioaerosols – Gross protection of surgical mask compared to filtering facepiece respirators. Health Safety Executive, UK 2008
Shaji Skaria and Gerald C Smaldone, Respiratory Source Control Using Surgical Mask with Nanofiber Media. Annals of Occupational Hygiene, April 2014.
Vittoria Offeddu, Chee Fu Yung, Mabel Sheau Fong Low, and Clarence C Tam, Effectiveness of Masks and Respirators Against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Healthcare Work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2017:65, December, pp 1934-1942
Larry E. Bowen, Does That Face Mask Really Protect You? Applied Biosafety, Vol. 15, No 2, 2010, pp 67-71.
Allyson Lipp, The Effectiveness of Surgical Face Masks: What the literature shows. Nursing Times, 2003, https://www.academia.edu/1822385/The_effectiveness_of_surgical_face_masks_what_the_literature_shows
A. C. K. Lai, C. K. M. Poon, and A. C. T. Cheung, Effectiveness of Facemasks to Reduce Exposure Hazards for Airborne Infections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2012) 9, pp 938-948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