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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台灣舉全國之力對抗持續擴散的武漢肺炎疫情，出現由中研院歐美所王姓學者和淡江中文系黃姓學者針對防疫措施發起的〈「救無別類，應物無傷」〉的反歧視連署（連署說明先在2月23日刊登於《聯合報》民意論壇），指控政府以防疫掩飾歧視，頗令人有時空錯置之荒謬感。
連署發起人主要是文化研究學會成員和中文學界，其中不乏韓粉學者。連署說明在中國味十足的優美詞彙下，充滿欠缺事實與邏輯基礎的指控，反歧視號召無法掩飾其全面傾中的政治立場。連署說明嚴詞批判「武漢肺炎」的「錯誤」命名、政府對中國公民的入境限制、瀰漫在整個台灣社會的民粹主義和情緒勒索等等，都顯示對中國人的歧視。連署說明還夾帶統獨議題，強調台灣的前途需要尊重中國人的感受，這樣的說法不僅大中國統派立場表露無遺，更坐實連署要反對的「情緒勒索」。
若不看這份連署的發起人名單，光看連署說明實在與中國國台辦的官方文稿沒有太大差別。筆者在先前的文章已強調過，健全的防疫體系有賴公開透明的民主體制運作，任何防疫措施都是可接受也應該接受公評之事，這是我們有、中國沒有的優勢。然而，連署理由完全沒有站在醫療和防疫專業的立場上，提出任何客觀性的數據和論證。
在欠缺國際視野的情況下，連署以「歧視」的指控否定我方政府在沒有外援、在中國操控WHO打壓台灣的情況下，達成國際社會讚賞的防疫成效。當然，武漢肺炎疫情仍在全世界各地擴散，我們一刻也不應掉以輕心。
從筆者個人的角度來說，這份連署對台灣政府和社會歧視中國人的指控如果成立，似乎全世界都在歧視中國人，都與中國為敵，形同訴諸一種無法溝通的「全世界都對不起中國」的偏執症陰謀論。仔細檢視連署發起人的組成，不難發現以「左派」自我標榜的學者，他們擅長展演「反美帝」、「反全球化」的學術理論，宣揚「以中國為方法」，區分政治、文化、民族不同層次上的「中國（人）」。
這些發起連署的學者們醉心於歷史、文化和民族上的中國，不也讓中國（人）去真實化，脫離政治和社會現實嗎？但是他們真的有意區分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嗎？他們堅稱「武漢肺炎」是歧視，必須正名為「新冠病毒肺炎」，不正服膺中國政府的政策？他是不敢直視，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中國曾經和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嗎？他們會不知道中國實際的疫情遠比官方願意承認的嚴重得更難以想像？我方政府對中國不應該做出必要的防範？如果台灣現行的防疫措施叫「歧視」，中國政府的做法根本就是無法命名的邪惡。
這些發起人之中不乏批判香港返送中抗爭和支持港警鎮壓的學者，他們擅長用優美的詞彙和繁複的學術理論掩飾他們對於中國政府作為的沈默。「人權」對他們而言提供了一個攻擊獨派和民進黨政府的話語術，更是他們傾中立場的包裝。
說穿了連署就是企圖透過涵蓋性更廣的「人權」和「中國人」這樣的符碼對台灣人民進行情感勒索，掩飾儼然已成另類全球化的武漢肺炎中的中國因素。當中國在邁向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的崛起過程中——這是韓粉學者們多麼引以為傲的！——不僅沒有提升公共衛生水準、打造先進的醫療體系和公開透明的資訊系統，反而成為全球性病毒擴散的源流，還操控WHO和隱匿疫情，壓制所有說真話的聲音，對全球社會的健康和經濟都造成前所未見的破壞。
以這些事實為基礎，加上第一次撤僑的慘痛經驗，我方政府難道不應該依照包括中國的世界各國不同的疫情，公布不同等級的旅遊與出入境管制措施？健保醫療資源有限，難道不需要保障本國人民的使用權利，難道不需要有效管理，以免整個醫療和防疫系統過度負荷乃至崩潰？
這些學者們會看不見誰才是他們要「民胞物與」的中國人的壓迫者？不知道他們又如何看待，當台灣面對武漢肺炎嚴峻的疫情，中國政府卻加強對台灣的假新聞攻擊，更頻繁地派出軍機挑釁？他們一方面刻意迴避「中國因素」，另一方面總是將我方出於自我防衛對於（做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所做的應對，扭曲成對「中國人」的歧視。
筆者不清楚這些學者們如何建構或虛構一個「沒有（政治）中國的中國人」，既然他們所作所為都在迴避「中國因素」，筆者也不清楚這樣「沒有（政治）中國的中國人」，或是超出國家主權的中國人的虛構是否比他們指控的歧視更歧視、更具壓迫性，更否定台灣人決定自己的國家前途、建構自己的民族屬性、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權？
武漢肺炎如同一面照妖鏡，徹底暴露中國巨大而脆弱的權力本質。武漢肺炎的全球性傳染也印證了中國持續對外輸出的極權體制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災難性結果，世界各國也開始了解到投資中國如何是致命的錯誤，如何不再信任中國。更有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在「真心換絕情」的痛苦體認之後，理解到自身的未來不可能再走向中國。我們能說這種體認是歧視中國人嗎？
根據近日包括TVBS等幾份針對政府防疫工作的民調，超過八成受訪者認同政府目前的防疫成效，蔡英文總統和蘇貞昌內閣的施政滿意度更飆破七成創下史上新高。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近日所做的民調顯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例創下歷史新高83.2%，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是6.7%，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的比例則為5.3%，兩者都是歷史新低。這種急速流失的中國認同都是起因於歧視中國人嗎？
筆者必須強調，防疫工作涉及更廣的面向，包括醫療體系與全民健康、經濟生產、社會心理、國家安全等，還有人與人之間的信賴，不應被過度政治化、被簡化成統獨和國族身份認同。然而，如同一個人從重大的病痛中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意義、自己是誰，重新建構自己的身份屬性，重大危機與災難讓一個國家和社會的人民成了見證者，他們共享脆弱，也重新想像與建構集體身份、記憶和生命共同體的契機。
從筆者個人的經驗和學術養成的基礎來說，民族和國家做為一種想像共同體不必然是排他性的，更不應該被妖魔化為歧視。筆者所想像的「新台灣民族主義」不是外來的黨國體制由上而下箝制思想和認同的結構，而是在民主的體制內，因著台灣人在地的真實生命經驗、持續理解和回應外在現實累積而成。
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以「心裡想著大便，看什麼都是大便」回應外界對「學姊」回鍋的質疑。對於中國（人），入境限制在那些連署發起人的學者眼中是歧視，任何不符合大中國想像的都是歧視、都是民粹，任何台灣自決和民族認同的訴求都是情感勒索。
說來傷感，這些發起人不少是在各自的領域頗受敬重的學者，但是碰到中國（人）的問題，做為知識分子對於真理和良善的追求與堅持都會轉彎。他們對於防疫措施的批判只是藉口，真正的（潛意識）意圖在於維護一種超穩定的大中國主義和幻想框架，台灣人必須看清這一點！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