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臉書
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等八人，因為早期警示武漢肺炎的危險，遭中共當局約談訓誡，傳聞他被罰調往前線而感染。在武漢肺炎爆發，李文亮也死於武漢肺炎後，中國廣大群眾上網悼念李文亮，抗議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中國網民揚言「國民黨那麼好，台灣居然不要，不如給我們好了」。
這種幻想似曾相識。上一次中國人不要國民黨政府的時候，台灣人覺得國民黨政府應該會很好。李登輝、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等都經歷過。
三芝刑警的兒子李登輝，中學時讀了魯迅《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五四時代的小說，對中國困境感同身受。高中時原想大學要讀西洋史，有位東京帝大畢業的老師，用馬克思唯物論史觀介紹列強侵略中國的近代史，讓他感於中國所受的壓迫，改成研究中國，發現「農業是中國的關鍵問題」，所以進入農業研究頂尖的京都帝國大學農業部農經系，打算畢業後去中國東北，發展農業救中國。
日本開戰後，他被徵召當學徒兵，編入千葉高射砲部隊。他大哥在菲律賓戰死，入祀靖國神社。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一書說，日本戰敗後，李登輝從日本搭自由輪抵達基隆，因為船上有人感染天花，所以眾人都被隔離，不准下船。這些男孩日復一日坐在甲板上，倚著欄杆眺望碼頭上許多中國軍人或坐或蹲，面無表情吃著盒餐，老邁又疲憊。男孩們七嘴八舌批評，比起以前的日本軍人，中國軍人的裝備差、體格弱。在旁讀書的李登輝制止他們，說：「為了我們的國家，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看他們才是啊。」
男孩們都一臉羞愧，同船東京醫大的學生何既明認為：「我們都是在日本讀書、日本工作的台灣人，但，我們也是中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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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自傳《自由的滋味》說，父親彭清靠是大甲的診所醫生和地主鄉紳，喜歡玩菊、蘭、畫水墨，拉小提琴，自認是中國人。父親帶五歲的彭明敏到上海、南京玩，驚訝於中國的廣大，對祖先的土地感到鄉愁，也發現台灣社會發展、工業化、教育、衛生都比中國進步。彭明敏因為日語說得完美，獲准就讀大甲日本人小學，兩百個學生，只有他一個是台灣人。
老師點名喊他「彭」，全班日本人就大笑。母親穿旗袍、洋裝，家長日來學校，夾在一群和服母親中與眾不同，也令他尷尬。彭明敏讀高雄中學時，台灣人也只佔四分之一。日本出兵中國，報紙、學校師生都在歌頌日軍英勇，為正義征服懦弱落後的中國，犧牲自己來拯救中國，老師一個一個被徵召到中國打仗，台灣學生痛苦又尷尬，好像自己被罵一樣。而回到家就聽父親整天歌頌中國人英勇抗日。
彭明敏到日本讀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師生都強烈反抗軍國主義，故意穿著舉止散漫隨便，想要打破束縛、維護個人獨立。陸軍退伍的教授生性嚴肅保守，要學生寫一篇文章，坦誠自由表達想法，教授會守密。彭明敏一口氣寫了十頁，譴責日軍侵略中國，日本人歧視台灣人。彭明敏知道，這篇文章若被外人看到，他一定會被關。但他非寫不可。幾天後，教授安慰他，也警告他千萬不能洩漏想法。
彭明敏考上東京大學的政治科，拒絕從軍，到長崎附近找他哥哥，被美軍轟炸炸斷左臂。他搭輪船回到基隆，看到一群人襤褸骯髒，人力車伕鄙視地說是剛來的國軍。這些國軍是在中國拉伕來的，整夜擠滿了火車站，一有火車進站就瘋狂擠上車。車窗被打破、椅墊被割破，車廂堆滿垃圾，台灣人一輩子沒看過車廂這麼髒。所有公共服務癱瘓了，因為許多負責接收的中國公務員無能又貪污。電話線、水道管、消防栓、鐵路自動開關和信號被盜，出過幾次嚴重車禍才查報。
他回家得知，父親被推舉為歡迎委員會主席，在碼頭搭亭，率眾迎接國軍，擺了炮竹、滷肉、汽水、點心招待。等待遣返的日軍，在碼頭列隊向國軍敬禮，服裝整齊，紀律嚴明。下船的國軍像苦力，扁擔挑著雨傘、棉被、鍋子、杯子，一搖一擺，有的光腳，全都沒槍，挨擠著不想面對帥氣敬禮的日軍。父親想到日軍眼中怎麼看自己中國人，就覺得一輩子沒這麼羞愧過，旁邊如果有洞，他早就鑽進去了。
吳濁流《無花果》描述陳儀在中山堂的受降典禮，有三十萬人參加，鑼鼓喧天慶祝光復。隊伍綿延好幾小時，群眾高喊萬歲，掌聲如雷。
但是政府重演在中國接收的弊案。接收日產，也強佔台日合資的工廠、公司、土地，樓房。成品、原料、機械、廠房賣到上海，大量工廠倒閉，造成物資荒、失業潮、嚴重通貨膨脹。貿易局壟斷進出口，把台糖十五萬噸白糖賣到上海，錢歸四大家族，台灣糖價漲到比上海貴。臺灣米大量走私到日本換黃金，饑民排隊等配糧，吃地瓜、地瓜葉，街頭有人餓死，有人淪為盜賊或自殺，數萬人上街抗議。貿易局長貪污數千萬，《民報》揭發證據，陳儀派人警告《民報》不得揭發。專賣局長偷了七十公斤鴉片賣到香港，說被白蟻吃掉。臺北縣長賣物資賺一億多，曝光後，火燒臺北縣政府會記室、稅捐稽徵室，消滅證據。四十五萬人失業，政府發布的數字是不到一萬人。
二二八引爆衝突，警察到處開槍殺人。陳儀宣布願意聽取改革意見，所以各地成立十七個委員會。彭清靠是高雄市處理委員會主席，帶一群代表去高雄要塞司令部見司令彭孟緝，要求軍隊不要到處開槍殺人。一群人進入司令部營地，立刻被捕，用繩索捆綁在地。代表中，汪精衛的舊部屬涂光明，衝動大罵蔣介石、陳儀，被帶開用鐵絲綑綁，用老虎鉗旋緊鐵絲。涂光明慘叫不已。
彭孟緝虐待一整晚，天亮後槍殺涂光明。彭清靠等人被綁住，頸後繩索打結，軍人又不停用刺刀指他們胸口，他們也等著隨時被槍殺。隔天彭清靠忽然獲釋，得知彭孟緝表示仁慈，說：「彭先生這個人是好人，我們沒有理由傷害他。」
「父親精疲力竭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在台灣上次統一，又稱光復之前，台灣群眾普遍歡迎國民黨政府。當時李登輝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彭清靠也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彭清靠的覺悟，正是中國網民看到武漢實況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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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台灣人期待國民黨統治台灣，是因為受到日本的歧視壓迫。等到國民黨統治台灣，又開始歧視壓迫台灣人以後，有些台灣人就開始期待中共來統治台灣。
戒嚴時期，台灣小說家陳映真讀了馬克斯和恩格爾，因為認同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理想，又因為資訊封閉，誤以為中共實行社會主義理想，所以認同中共。有些中國人想要國民黨來統治中國，反映出與陳映真相同的無力感。
戒嚴時期的台灣和中國，兩個獨裁國家的人民，因為想要逃避當局壓迫，而把鄰國的獨裁統治列入選項，並相信是得救的唯一出路。兩國政府向對方人民宣傳自己的治績優於對方，有些群眾也就在沒有兩黨政治的情況下，誤把兩個國家的獨裁者幻想為兩黨的競爭來比較。
陳映真相信中共做得比國民黨好，所以支持統一，即使在獄中得知文革恐怖真相，仍無法放棄信念。政黨認同以國家認同的形式出現。
現在前述的中國人相信國民黨做得比中共好，實質是認同台灣民主自由制度，卻說成認同國民黨。因為說認同台灣是危險的，但說認同國民黨是安全的。一個中國人對於外國政治制度的認同，原應是認同民主改革，但因為中共專制下改革難以實現，於是改革的理想就扭曲變成了認同國民黨可以來統治中國。政黨認同和國家認同變得可以互相取代。
彭清靠式的「不當中國人」，和陳映真的「追求中國統一」，真正的意思可能都是「推翻國民黨」。中國人說的「國民黨給我們」，真正的意思是「推翻習近平」或「推翻共產黨」。這些語言都是虛構，基於資訊封閉產生的誤會，用來代替現實改革的無力。而當語言轉了一個彎，思考就完全改變，迴避正題，淪為空想、切斷起而行動的可能。當中共不再稱台灣政府為「分裂勢力」而改叫「台獨」，「台獨」的定義，也就變成反併吞多於反國民黨、爭民主。反併吞的目標，看似具體，但正因為朝野欠缺對民主化的想像，所以無法落實。因為社會還能縱容國民黨稱假新聞為新聞自由，稱反滲透為白色恐怖，稱中共拒撤僑為民進黨搞黑名單，所以反併吞也處處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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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裡一群青蛙互相爭吵，想要推舉國王來支持自己。於是一隻鶴來做這個池塘的王，每天要吃十隻青蛙。
當統治者很糟糕時，群眾只能期待外國來統治這個國家嗎？現實真的不可能改變嗎？
台大政治系主任彭明敏，和年輕學生魏廷朝、謝聰敏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印製一萬份傳單，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一起推翻國民黨，制定新憲法，要求政府向人民負責，以新會員國的身分加入聯合國。
印刷廠通報警總，彭明敏和魏廷朝被關了八年，謝聰敏被關了十年。實現看似遙遙無期，但只要有人敢把話說出口，新國家就已經在路上了。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任總統，實現《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中訴求的解嚴、廢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直選總統、放寬集會、遊行禁令。
中國五年後的彭明敏，此刻在獄中暗無天日。中國十年後的李登輝，此刻在黨內仍謹慎溫馴，人前坐椅子只敢坐一半，講話聽起來無異華春瑩、耿爽，身披維穩的擬態保護色。然而時機一到，便能遙相呼應。實現，看似遙遙無期，但只要敢把話說出口，新國家就已經在路上了。
群眾不必期待拯救者，群眾必須自己成為拯救者。因為封城黑夜中，有千千萬萬人已覺醒。
作者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明日報》、《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職寫作。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