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由於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在中國持續失控，習近平近日祭出各項「抓權力、抗疫情」的政治部署。在人事布局上，習近平安排具備政法背景的「之江新軍」嫡系接管湖北黨政，並在當地實行各項戰時管制作為；北京防疫中心黨委祭出所謂「戰時狀態令」，宣稱目前處在防疫的「關鍵時刻」、「危急關頭」、「非常時期」，因此要求幹部與黨員絕對服從指揮調度，確實做到習近平所要求的「令行禁止」。
上收權力全面壓制
深入觀察，湖北與北京的作法就是一種變相的「試點推廣」，在特定領域中進行某種政經制度的實驗。若取得成果則再進行局部推廣，倘若失敗也將試錯的成本降到最低。
在「試點推廣」的概念下，未來中國其他地區若重演武漢災情，則將以「湖北模式」比照辦理，如有地方領導不服、醫療人員抗命或民眾不願配合等情況，則由中央政法系統全面接管，並直接採行「戰時管制」。從性質來看，就是將國家鎮壓能力發揮到極致的防疫措施，國家力量由上而下壓制社會的相對自主性，並全面限縮人民的居家自由與生活權利。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各級黨委始終扮演利益傳輸帶的「組織性依賴」的功能，並具備嚴密的輿論宣傳與思想控制角色，此刻北京的防疫黨委開出第一槍，並透過黨機器大力宣傳，咸信對中國各地施行軟封城的黨組織將產生風行草偃、上行下效的效果。直白說，中共仍寄望透過傳統政治動員方式對抗險峻情勢，這與彼時處理大躍進危機的邏輯如出一轍。
差異在於，毛澤東當時雖然辭國家主席退居二線，但仍可透過黨主席身份與個人影響力駕馭黨國權力；習近平先前才透過修憲改變國家主席任期，因此不存在「辭職以示負責」的可能，這是中共第一領導人與紅二代之間無法比擬的差距——毛是打江山，習則是坐享權力的既得利益者。
此外，中共也已建立一套超越毛澤東時期的社會控制模式，當年建立公社制度將人民鎖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單位上。現在則是透過威權科技主義，以新型態監控模式拘禁人民。
習近平務求令行禁止。 圖／路透社
持續操作輿論迴避非議
除了人事布局與試點推廣外，中共的輿論宣傳工作也從未停止。習近平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12次會議中提出了「15個體系、9種機制、4項制度」的防疫政策方向，並主張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盡快推動發布《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雖然外界質疑，此項立法可能是針對武漢P4實驗室病毒外洩爭議而來，雖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但仍可視為習近平在講政治、抓權力外的具體政策。
然而，為了規避內外輿論對習近平隱匿疫情、治理無方的批判，隸屬中央委員會的黨媒《求是》近日以習近平的名義刊載文章，以習第一人稱口吻表示，自己早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已經「掌握疫情的情勢」，並隨後在年前進行了相關的政治與政策指示。
這樣的樣版宣示，應該出自於掌握意識型態的王滬寧或中央宣傳部部長黃坤明之手，除了欲蓋彌彰顛倒防疫時程，企圖掩飾習近平「缺席指揮」的問題外，主要目的是將疫情失控的政治責任，歸咎於湖北地方領導。這些操作，隨著應勇與陳一新等親信接手湖北後的積極作為得到解釋，政治清洗是意料中的事。
疫情的擴散與政治挑戰，使得中共必須延遲召開全國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如果維穩是中南海眼中的當務之急，徒具形式意義的人大政協會議暫緩未必是壞事，避免外界對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大作文章。特別是在防疫政策與今年中國經濟成長的預期目標，過於政治正確必然引來非議。
此外，基於習近平修憲延任國家主席以及美中貿易戰的政治需要，近年來中共中央委員會議提早或延遲舉行，儼然成為極佳的救火角色。如果為了配合中共的權力劇本走向，五中全會提早召開取代兩會功能，似乎成為習近平可能的選擇。
政大東亞所碩博士。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媒體專欄作家，復興電台兩岸櫥窗節目主持人與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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